第4章 战时大后方，1937—1945
大量难民进入了成都，成都的人口剧烈地增长，这也刺激了茶铺生意的兴旺。抗战时期的成都给东南沿海逃难来的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铺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和文化组织、学校、工厂等迁移成都，大量移民涌入这个城市，随之也引进了新的文化因素。
大量人口进入，成都遭受严重的粮食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并躲避日本的飞机轰炸，政府令市民疏散到郊区。
人们生活在战争阴影下，“跑警报”成为成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共有13次轰炸，但损失最严重者为1939年6月11日、1940年10月27日、1941年7月27日，几千人伤亡，无数人无家可归，许多街区沦为瓦砾场。
1941年和1942年间，由于日本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停止了轰炸，人们才陆续回到城内。
东南沿海的大量人口，当时称之为“下江人”，来到成都，也把沿海的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带进了这个城市，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的冲突。
大量难民进入了成都，成都的人口剧烈地增长，这也刺激了茶铺生意的兴旺。抗战时期的成都给东南沿海逃难来的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铺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那些外来人吃惊的是，国难当头，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但是后方的成都，茶铺里座无虚席，熙熙攘攘，还有这么多无所事事的茶客坐在茶铺里清谈，他们批评“清谈误国”，这当然也引起了成都人的反弹，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不过，茶铺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也是一个市场，一个娱乐中心，一个信息中心，也为抗战的宣传做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认识的茶铺，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对象。
坐茶铺的一介平民能够“误国”？
每天12万人坐茶铺
全面抗战的爆发，大量人口涌入，这刺激了成都茶铺的生意兴旺。《成都导游》称成都有八百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家茶铺，大茶馆可容二三百人，小茶铺可容几十人。
1941年茶铺雇佣人数在工商各业中排名第五。同年的《新新新闻》的另一个资料提供了不同的算法：八千多人以茶馆为生，包括茶馆老板、经理人、其他雇员，但这个计算没有把他们的家属包括在内。
1942年《新新新闻》的一篇文章说，成都1940年有611家茶馆，平均每条街一家茶铺。
同年的《华西晚报》估算了成都的茶客总数，其算法是按400家茶馆，每家每小时最多达20位客人，或全部茶馆每小时8000位茶客。假设茶馆平均每天经营10小时，那每天的茶客可达8万人。估计者写道：一天“就有八万人的生活消磨在茶馆里，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
用同样的方法按600家茶馆（成都当时有614家茶馆）来计算，每天成都茶客的总人数可达12万人。
1938年的《成都导游》也提到，居民闲逸的生活节奏可以从茶铺的数量以及那里“日日客满”的盛况中显示出来。每天清晨人们来到茶铺，直到晚上九点，“在茶馆内中可以看报，谈天，吃零食，消磨一整天的时间非常容易。”这种生活方式的确给外来人以深刻印象和无限的遐想。
“密密麻麻的人头”
一个叫周文的作家回忆他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10月在成都一家茶楼看到的情形：街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茶楼上靠街边的栏杆上密密地出现一排头颅在望街心”。他进入茶铺，开始往楼上走，那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当跨进二楼，他回忆说：“密密麻麻的人头立刻扑进我的眼帘，好像筐子里装满苹果似的”。而谈话的声音则“形成一道浩浩荡荡的河流”。由于抽烟者太多，室内烟雾缭绕，他觉得一阵头晕，正准备退出，他听见有坐在栏杆边的人叫道：“你看你看，那女人那么瓜！”（“瓜”即成都话“傻”的意思）许多人便伸出头去张望。
作者在这里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表达对这些人漠视国家的命运、茶馆中的噪音、烟雾、拥挤的状况的不满。
这个时候，精英、官僚和政府更把对茶馆的批评，与中国之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国家现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应把金钱和精力用在拯救民族，而不该浪费在茶铺里。他们经常把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士兵与后方茶铺里的闲人进行比较，以此来反衬那些“不爱国”的茶客们。
人们开始批评成都的茶铺和成都人的茶馆生活，“清谈误国”便是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这些批评遭到当地人强烈地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吃茶与国运”
他们对成都茶铺生意的兴隆感到十分不解，“成都是中国的一个城，然而成都是例外的。”1938年，刘盛亚在《文化长城》上发表《成都是“例外”吗？》的文章，便有非常的不适。“从遥远的异国跑回来”，刘盛亚写道，“怀着热烈的愿望来看视十年前自己所居住过的古城。最初我以为这个城市该有一点不同了，该进步一点了，然而我失了望。时间尽管不停地跑走，而这个城市是被时代所抛弃了。”
他看到成都“一小部分的人还没有醒过来……他们仍然像平时一样怎么去讲求饮食和服装，怎样才可以不费体力和脑力来消磨去一天又一天——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应该说他这是有感而发，也反映了当时成都另一面，而且他这种观感也并非是他所独有。
同年一篇题为《战时成都社会动态》的文章，便批评成都居民对战争漠不关心，特别对两种“特殊人物”，即成天打麻将和在茶铺里混时间的人，诟病甚深。作者认为坐茶馆是“道地成都人的闲心”，虽也有人用茶铺做生意，但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是“为吃茶而吃茶”，那就是为何茶铺总是顾客盈门之原因。文章敦促那些“自私”“麻木”的茶客们觉醒，关心国家的命运。
1941年上《华西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谴责所谓“成都现象”：即像春熙路、总府街等热闹地区，有达十余所茶铺之多，而且从早到晚顾客盈门。作者批评一些“白相的人”，坐在茶铺里无所事事，发现“成都茶馆变成了很不平凡的场合，女茶房与茶客公开打情骂俏，有特别的房间小费，有时甚至超过茶资四五倍。”
另一篇文章也指责，当物价飞涨之时，娱乐业则生意兴隆。当战时人们应该节约之时，则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消遣上。
1942年的《华西晚报》一篇题为《闲话蓉城》的文章指出，从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看，好像国家并非在战时，到处是装饰华丽的商店、拥挤的娱乐场所、熙熙攘攘的茶馆。人口的增加使这些服务业“如雨后春笋”，难以想象这时国家正面临着危机。
另一篇文章更借用蒋介石的话称：“假使坐茶馆的人，把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则中国革命早就成功了。”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蒋介石什么时候、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所说的。
1943年《新民报晚刊》的一篇题为《显微镜下之成都市》的文章，批评成都市民在民族危亡、与日寇浴血奋战之时，仍然在茶馆和戏园悠闲地消磨时光。文章指责成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
同一年周止颖《新成都》一书描述人们在茶馆中“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作者不禁问道：“天下竟有如许闲人，花了金钱，来干此闲事”？
1943年《新民报晚刊》发表一篇题为《马二先生创吃茶新纪录》的文章来讥讽茶客，说成都有许多茶铺有大量茶客，一些人在茶铺里待的时间过长，特别是夏天，有的一天可能三顾茶铺，就像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一样，因此人们叫他们是“成都的马二先生”，认为他们比小说中的马二先生有过之无不及。
直到1945年，虽然抗战艰苦卓绝，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人们还是照常他们的茶馆生活。《新新新闻》上有文章说，“烟、酒、牌、茶，都很令人生趣，但却无益，社会上一般人都把它们认为是应酬必备。”现在是“抗战进入最后阶段，胜利在望，竟有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人痛心。”批评在大后方的人，“几乎十之八九忘乎其形了。家国存亡与他们的生活不曾有着关系”，战时需要节约，“何苦把光阴消耗在茶楼酒肆呢？”
在这个时期，国家力图规范战时生活，从而引起了关于“吃茶与国运”的讨论，把坐茶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光顾茶馆便被定义为不爱国、不关心国家命运。
这种把吃茶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批评，既是当时的时髦，亦代表了政府和改良精英对茶馆的一贯态度。许多精英认为茶馆反映了人们的“惰性”，在茶馆中消磨时光，浪费生命。“吃茶”与“国运”本来是并不相干的两回事，便如此地在国家的话语霸权下被连接起来。
凭什么要把茶铺一棍子打死
为茶铺辩护
茶馆具有多功能，这些批评经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看到人们的休闲，认为这是与爱国背道而驰的，却忽视茶馆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其他作用。
一些人则试图为茶铺辩护。他们反驳那些认为在茶铺浪费金钱和时间的指责，宣称茶在各种饮料中最为便宜，也并非只有茶铺才是人们说三道四和散布谣言的地方。
他们承认茶铺存在诸多问题，也有必要限制其数量，实行营业登记，规定卫生标准，以及禁止赌博和上演“淫戏”等，但他们不赞同关闭茶馆的过激政策。还举出具体事例，来证明茶馆存在的必要性。
对茶馆最有力的辩护，可能算是署名“老乡”于1942年发表在《华西晚报》上的系列文章《谈成都人吃茶》。作者指出吃茶是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
这里的“别人”，显然是指战时来川的外省人，透露出关于茶馆的争议也有地域文化的冲突夹杂其中。
他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时间的指控，以讥讽的口吻写道：
有的说：这于时间太不经济，大可不必。这种人都是大禹惜分者流，确可敬佩。不过这些人有时也露出马脚，去打牌，谈天，看戏，所消耗的时间比成都人吃茶还得多，更不经济。问题在于他个人的癖性与嗜好，不合于他的味道，则一概抹杀。
对于称茶馆为“魔窟”，学生在那里耽误了学习的批评，老乡指出：“不能把一切坏的事实都归咎于茶馆”，建议搞教育的人应该考察为何学生喜欢去茶铺，并指出，“万事有利必有弊，总不见得见到社会上有坏人，便马上主张社会应该毁灭”。
他进一步说明，许多茶客都是普通人，甚至是穷人，喜欢在茶铺里度过闲暇时间，消除疲劳，见朋友，天南海北闲聊，“所谈无非宇宙之广，苍蝇之微；由亚里斯多德谈到女人的曲线，或从纽约的摩天楼，谈到安乐寺”。安乐寺是当时成都一个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著名的“人市”，即劳动力市场，也在此处。
一些人漫无目的地神聊，一些人做生意，一些人独坐读书，甚至人们在喝茶时得到灵感。作者甚至以外国为例来支持自己观点：“法国的大文学家巴尔扎克曾饮外国茶和咖啡，而完成了他伟大的《人间喜剧》。”
作者进而愤慨地责问：“我辈吃闲茶，虽无大道成就，然亦不伤忠厚。未必不能从吃茶中悟得一番小道理。不赌博、不酗酒、不看戏、不嫖娼，吃一碗茶也是穷人最后一条路”。
看来这位“老乡”，笔名虽然土气，应该是一位文人，但却为“穷人”代言，倒使那些攻击茶馆的人显得不通民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以攻为守的手段。
“清谈误国”？
老乡还反驳所谓“清谈误国”的指责，认为这些批评者实际上也不过是“空谈”，因为他们虽声称国家利益为重，但也不过是口里边嚷嚷而已，因为这些人也没有上前线打鬼子。
这位老乡看来是位论战中的高手，有意将那些对茶馆的批评置于绝对的境地：如果说“清谈误国”是正确的，那么“误国即卖国，卖国者虽不一定是汉奸，也可与汉奸差不了好远，一概应下牢狱。这种人所得到结果，则是说，凡坐茶馆吃茶者，都应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才真正叫作，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老乡宣称，对那些“真正祸国殃民的那一些人，那一群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或看见了便王顾左右而言他。”讥讽这些批评者在战争爆发后，“带着一脸的西崽相，来到大后方”，无所事事，他们并不敢挑战那些有权有势者，而把无权无势的茶馆和茶客作为靶子，以“无聊”、“误国”等语言进行攻击。
老乡以调侃的语调写道：他们可以“仿效希特勒，集天下之茶经而毁焚之”。言下之意，那些茶馆的批评者不过是无事生非、欺软怕恶，而且是崇洋媚外，所言虽然偏颇，但还真有点杀伤力。
老乡进一步问道：“我们吃茶算罪过么？”成都有许多茶馆、茶园、茶楼、茶厅是有原因的。茶馆就是一个市场，人们在那里进行交易，解决纠纷。道路两旁的茶馆为行路人和外来的生意人提供了休息之地。这样，茶铺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去那里喝“早茶”、“午茶”和“晚茶”。“即使吃茶过瘾，化上两毛钱，也不算是过于浪费”。
文章问道，为什么在咖啡馆喝咖啡就是“时髦”，在茶铺喝茶就是“落伍”？这两种行为十分相似，这种抬高咖啡贬低茶的人是“过于势利”，暴露了这些人的“西崽气”。作者甚至宣称这篇文章便是在茶馆里撰写的：
如果今后新的公共场所建设，会人约朋，也可以少在茶馆里。我们不主张喊成都茶馆万岁……只消社会进步，有代替茶馆的所在出现，它定要衰落，甚至于不存在。不过，在今天，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代替茶馆的地方出现，我们还是只好进茶馆，喝香片，休息，谈天，办事，会友，等等……一切的一切，按成都的老话，“口子上吃茶”。
最后的落款还专门注明“老乡写于茶楼上”。
茶铺因为“清谈误国”为人们所诟病，这无非是那些攻击茶铺的人的一个借口而已。其实，小小老百姓能误国吗？那些误国者一般是不去坐茶铺的，因为他们要忙着“误国”，当然是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干着秘密的勾当。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可算是我所读到的最全面、最积极地为茶馆和茶馆生活辩护的文章，真是嬉笑怒骂，淋漓尽致，理直气壮。虽然这种声音在当时精英知识分子中并不占主流，但却代表了大多数成都人对茶馆的看法，反映出对企图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
这篇文章也暴露了成都人与外来人之间的文化鸿沟。虽然像舒新城这样的早些时候来蓉的外来者对茶馆持积极的态度，然而老乡的文章也暗示了现今的批评者多为外来客。老乡认为，这些批判者在战争爆发后来到成都，持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不敢把矛头对准有钱有势者和政府，于是把成都茶馆文化作为了他们的靶子，把茶馆视为“无聊”和“误国”的祸缘。
他讽刺批评者有一副“西崽相”，似乎暗示只有那些拥抱西方文化者才会攻击茶馆，亦反映了自己对“他人”的一种反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族群和地理的分野。
因此，战时关于茶馆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过茶馆生活本身，从这个争论中，表面上是因为茶馆问题，但我们看到了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
地域之争：即东南沿海与四川内地之争，暴露出地域文化间的隔阂，随着大量外省人来到成都，这种文化的冲突则更为剧烈。
文化之争：即海派文化和内地文化之争，当从东部来的精英把茶馆作为攻击的目标，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地川人与沿海“下江人”关于文化和生活方式评价的碰撞。
中西之争：即西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争，包括对时间和浪费时间的不同观念。
有权无权之争：即手中握有一定权力、代表国家话语的精英，向无权无势的芸芸众生施加文化霸权，而后者显现的不满和反抗。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从20世纪初便开始的反大众文化运动，便是以茶馆问题为突破口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
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之争：国家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以一种进攻姿态和强势地位，迫使处于防守姿态和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
国家与地方之争：四川地处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期内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央政府才勉强把其纳入统辖的范围，但地方主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茶馆勇敢的捍卫者
关于茶馆的争论，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经常有些事情，如果只是看表面，就会有误解和误判，而必须深入到其内部，才能有真正的懂得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老乡这样的茶馆及其文化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所支持的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坚定的信心。虽然老乡竭力为茶馆辩护，但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场所将取代茶铺。
虽然他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茶馆终将消亡。他完全所料未及的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起来可以轻易把茶馆取代的新公共空间层出不穷，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繁荣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当1942年老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成都大约有600多家茶铺，但是在已经现代化的成都，2018年成都茶馆已经达到9000多家。虽然这固然有成都地域扩大、人口大大增加的因素，但是茶馆继续繁荣，却是这位为茶馆竭力辩护的老乡也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颠沛流离的文人在茶铺中找到了一点慰藉
作家战时的记忆
历史学家的写作应该是站在所研究的对象之外，不能让自己的情感左右历史写作。然而文学家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他们留下了关于成都茶铺更多的记录，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
著名作家何满子系江南人，他回忆：“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
作为一个读书人，青年何满子没有勇气光顾其他城市的茶馆，但是抗战期间他在成都时，却再无此顾虑，上层和下层人坐在同一屋檐下也并不感觉不妥。
何满子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铺却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铺中的经历和观察。
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铺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遐想。
小说家张恨水在他的《蓉行杂感》中，写下了1940年代他在成都的经历，深刻感受到茶铺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间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地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作为一个外来人，他为成都人勾画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轮廓，抓住了成都人日常生活最突出的特点。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茶铺里简陋而热闹的气氛。
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铺之多，便无不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
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
1943年，黄裳从川北入蜀，到了成都，对四川及成都茶铺盛况，十分感慨：
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条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宏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
成都的茶铺给外来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们对成都茶馆的描述多感慨其呈现的“平民化”，这里虽然是“茶社无街无之”，但不像上海和广东的茶馆那么堂皇。
“成都茶馆最伟大”
1943年，一个文人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他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
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不过在上海和南京，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给他印象颇深。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谑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
最后他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茶铺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地写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不过他也发现，成都茶馆“一是太闹，二是座位不舒服，”希望茶馆座位舒服点，桌子间距离大点，噪音小点。
作家黄裳也将四川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比较：
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不觉得怎样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品流也很有区别。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地。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却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铺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铺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铺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的确，与其他城市相较，成都茶馆显得很“平民化”，阶级畛域并不十分突出，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为怪。其实，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等，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果我们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就会观察到里面复杂的阶级关系、矛盾冲突和生存竞争。
各有所爱
作家、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也有他们喜爱的茶铺，如商业场的二泉茶楼、少城公园的浓荫、绿天、鹤鸣等茶铺。浓荫茶社安静，人们爱去那里下棋，所以又有“棋艺茶社”之称。
学校校长和老师爱去该公园的鹤鸣茶社，在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教师去那里找工作、续聘书，由于教职竞争激烈，所以有“六腊之战”的说法。
一首竹枝词描述了教师怎样利用茶铺找代课的工作：
酒店茶房稳寄身，
不分午夜与清晨。
老师变作漩皮鬼，
替代天天找熟人。
据何满子回忆，抗战时期他在成都为报纸编副刊，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他就在那里与作者碰头，约稿或取稿，既节约时间又省邮资。
电影明星一般在三益公吃茶，而记者却到濯江茶馆聚会，小花园茶社和三益公都是川剧艺人的聚会地，京戏演员则到第一茶楼，但是京戏票友则在走马街的祥光茶馆碰头。茶铺还有族群的分野，穆斯林到他们街区附近的茶铺，如贡院街的吟啸楼、东御街的东坡亭、三桥南街的荣乐轩等。
2004年初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后，在伯克利大学附近的一个中餐馆吃晚饭的时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提到著名学者、前《历史研究》主编黎树先生，抗战时期黎先生在成都一家报纸当编辑，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茶铺里写的。在场的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也告诉我，战时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因为宿舍条件差，学生都喜欢到茶铺读书做作业。
战乱中的人们还存在信任
闲忙之间
胡天在其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易君左在其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中，提供了关于茶客的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
这两个词囊括了到茶馆中的大多数茶客。“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
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江湖郎中及手工工人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如工匠、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
当然，“闲人”、“忙人”并非是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在中国城市里，无所事事的富人和穷人通常都被称为“闲人”。不过，这两个词的确代表了聚集在茶馆里的这两类人。无论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共同分享这样一个公共空间。
四类茶客
一个地方文人归纳了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其他三类是“做生意的”、“吃讲茶的”和“特别性质的”。所谓“特别性质的”，就包括袍哥、媒人、流氓、娼妓等。
“吃闲茶”的人，一般是在春煕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煕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
茶铺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人们喜欢利用茶铺作为社交场所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关，人们去茶铺追求热闹的气氛，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只好到茶铺会客。而且，穷人也支付不起高档的娱乐，那么茶铺便成为他们的唯一去处。一些茶客可以说上茶铺成了“瘾”，如果他们不去茶铺，就真像丢了魂一般。
所以有人在1940年代的《华西晚报》上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
有人讽刺道，许多来茶铺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
在那些雇女招待的茶铺里，许多顾客也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同女茶房吊吊膀子，因此到这些茶铺的人经常被认为是“浮浪子弟”。不过，这也未免太以偏概全。实际上，抗战时期女茶房很普遍，各种茶铺都有，为来自各行业各阶层的茶客服务。
对那些有家室的人，茶铺则还有另外的妙用，它是家庭矛盾的一个缓冲地带，或防止家庭矛盾激化的一个“避风港”。如一个男人与太太吵了架，“一气之下到茶馆坐上半天，碰着几个朋友谈谈或是租一两份报纸读读，此刻已经心旷神怡，情绪平和”。
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的作者周止颖，虽然抱怨人们在茶铺里浪费时间，但是他也承认劳动阶级“终日忙碌”，不工作的时候，茶铺便是“唯一消遣场合”，以“调节身心，修养体力”，所以“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而且许多劳工通过茶铺找工作，对他们来说，茶铺不仅是一个休闲处，而且是一个劳务市场。
因此，不能用精英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对下层民众进行价值判断，而应该试图站在他们的地位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下层民众的选择并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是非理性的。
建立社交圈
在民间，民众经常可以自己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任系统，这种信任系统不是通过法律的，而是情感、习惯和道德的规范。
一些茶铺与顾客建立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允许顾客先赊账，以后再付茶钱。1940年代初，为了在日机轰炸时更快疏散城内居民，南城墙被挖了一个大洞，建了一座桥在府南河上，连接南北岸。这时的府南河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南门外的田野黄色油菜花盛开，招蜂引蝶。有人在桥的南头，搭了一个简陋的棚子，开了一家小茶铺，只有三四张桌子，不到二十把椅子。
虽然小但口岸好，外加景色美丽，江面、桥、田地、树荫等浑然一体，因此生意兴隆。客人饿了还可以在茶铺买面打发肚子，所以人们可以在那里待一整天。这个茶铺很快成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聚集地，老板很善待穷学生，如果没有钱可以记账，以后有钱再付。账写在墙上的一个小黑板上，名字旁写“正”字，每个“正”字代表5碗茶。账清后名字即擦去。
茶铺中形成了一些习惯，人们在茶铺里形成因茶聚会的团体，称“茶轮”，一般是二三十个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个茶铺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这些茶铺，特别是城外乡场上的茶铺，在墙上的木板上写着参加者的名字。
这些小集团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可以在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治活动上相互帮助或支持。他们可以交换关于生意、政府政策、地方新闻等信息，如果某成员有了麻烦，也首先向成员内部寻求支持。
沙汀的北斗镇
如果文学家的写作是依据他个人的调查和经历，哪怕其中存在再创作，也是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记录，特别是我们历史学家拒绝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的时候。
1940年代初，沙汀写了乡土小说《淘金记》，生动描写了成都附近一个乡场的茶馆生活，可以说基本上也是老成都下层茶铺的写照：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铺。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他所描写的北斗镇很小，只有一条街，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竟然有八九家茶铺，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因为有些茶铺只有赶场天才开门营业。
每个茶铺都有自己的固定茶客，这个划分是由社会地位、个人关系及其他利益所决定的，“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
当一个人情绪不好，他一般都到茶铺。正如沙汀所描述的一个地方士绅，“他懒懒地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地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而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开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老骆来替他挖耳，借此派遣一下心里的闷气。”
小说的背景是1939年，写于1941年。茶馆生活在整个成都平原都十分重要，实际上住在成都平原乡场上的人们像成都人一样依靠茶馆，农民也经常去茶铺喝茶。
从一定程度上看，农民可能比城里人更需要茶馆。成都平原的农民不像其他地区农民居住在村庄里，他们散居在靠近耕地的地方，平时缺乏社区生活。他们经常到乡场进行交易，赶场天也是他们会友、找乐子的时候，茶铺便是他们最经常去的地方。1940年代对成都平原茶馆进行调查的社会学者王庆源称，他曾与许多农民交谈。他们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茶馆，他们的生活会怎样。
小商业是城市经济的支柱
“湖海客来谈贸易”
作为小本生意的茶铺，经营资金不多，店堂可大可小，雇员可多可少，大多营收微薄，但进退灵活，故能在严峻的条件下生存。茶铺的经营者不少是介于贫穷与小康间的小商人，当提到茶铺时，“小本生意”或“小本商业”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地方报纸、日常交谈中频繁出现。
那些资金雄厚，店堂宽敞，可同时服务几百茶客，收入可观的茶铺，在整个成都茶馆业中仅占很小一部分。茶馆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单位是非常成功的，它们有独特的生存途径，而且在小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茶馆扮演着一个市场的角色，有资料称成都各行各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在茶馆洽谈生意。一副对联描述了茶馆与商界的密切关系：
湖海客来谈贸易，
缙绅人士话唐虞。
博行的《茶馆宣传的理论与实际》（《服务月刊》，1941年）便描述了茶铺中“人群齐集”，所以成为很方便的“货物交易之所”：
公私业务之谈判，各种行情调查，千头万绪，五花八门，往往一事涉及数人，一人兼治数事，一事几经磋商，一人数度往返，于茶馆中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人人可往，事事可往，时时可往，促膝倾谈，讨论物价，问题予以解决，贸易予以成交。
一些行业有它们自己的茶铺，同行都在那里碰面。正如胡天的《成都导游》所称：“商人之茶馆，多以业而别，绸商有绸商茶馆，纱商有纱商茶馆，甚至车夫、旧货担、粪夫，也各有其茶馆。”
有些人甚至说得更极端：“任何行业都脱离不了茶馆”。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显示了茶铺对地方商业的重要性。
专业化的茶铺
一些行业不止一家茶铺，有的茶铺则同时为若干行业服务。例如，安乐寺茶社是经营西药、酱油、粮油、文具等商人的聚会处，悦来场的品香茶铺则为木材和建筑行业商人以及走私鸦片的袍哥所青睐，华华茶厅则是茶叶和洋纱的交易处。
狭窄的街上，熙熙攘攘，买菜摆摊，理所当然，给居民也带来许多方便。那个时候，没有城管，所以这些摊主不用担心摊子被掀翻，蔬菜被踩烂。街两边就是铺面房，门板既是墙，也是门。早上下了门板，就算开门营业；晚上打烊的时候，就把门板装上去。虽然没有如今的卷帘门方便，但是却有相当的灵活性，想下几幅门板，可以随意。生意太好了，就只下一个门板，人们在外面排着队，只从一个门缝里卖东西，既避免了混乱，也特别地安全。
一般来讲，商人们喜欢去那些处于交通要道例如在码头、城门附近的茶铺，因为这样他们不用跑很远去做生意。还有，工匠、店员们乐意到在其会馆、工场、店铺附近的茶铺。在一些专业市场附近的茶铺也自然而然成为某行业的聚会地，例如，米商在东、西、南、北门的米市附近的茶铺做交易。
饭馆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人散布全城，他们一般到商业密集地方的茶铺。虽然也有商人在下午和晚上做生意，但大多数交易都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在茶铺里完成。
据社会学者王庆源1944年对成都平原茶铺的调查，许多卖水烟者随着赶场期从一个场镇到另一个场镇，犹如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描述的成都平原上流动的商贩。
在乡场上的茶铺，主要顾客是赶场天买卖东西和休息的农民，他们先到乡场上买卖东西，然后到茶铺里边去，会朋友或休息休息，然后才回家。花上一元钱他们可以吸上十几口烟。
一个普通茶客在茶铺里得到“取资不多”的娱乐，他们除了买一碗茶，不用另买票听唱。观众根据对这些艺人的好恶，给这些“流浪的艺术家”一些小钱。因此，那些劳工阶层只需付几角钱，便可以在茶铺看演唱和品茶，既解除了疲乏，亦得到了娱乐。后来价格上涨，但在1943年喝茶听评书也只需要花1元。
相反，去戏园者则需多付几元，但仍被认为是最便宜的休闲。例如，《华西晚报》1941年的报道，一碗茶两角，加上扬琴则4到5角。
茶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商人和小贩可以在这里谈生意，做交易，甚至就直接在茶铺里面买卖货物。所以，过去人们认为，茶铺只是一个休闲空间，那是远远低估了茶铺的功能。
1942年老乡写文章为茶馆辩护时指出，虽然“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人，一天到晚在茶馆里把时间打发”，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数字，决不能比交涉事而吃茶的多”。就是说，更多的人在茶馆里是有正事要办理的，如谈事、谈生意、聚会、社交等等，当然还有休闲和娱乐。
劳动力市场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佣，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帮手。
例如，扛夫（当地人称“背子”）一般聚在锣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无论何时，随喊随到，非常方便。据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回忆，当他夫人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可见，20世纪20年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把茶馆作为寻找工作的劳力市场。
茶馆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手艺人在茶馆找生活，为茶客修理日常用品。在一本由加拿大传教士编辑出版的关于中国西部教会学校的书中，有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修补什么东西。显然，他不是在那里饮茶或要参加谈话。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他正在修鞋。
算命先生常在茶馆里为人预测吉凶。修脚师和剃头匠，不顾卫生条例，也在茶馆里提供服务。
茶馆里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们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通常他们的顾客并不一定想要清洁耳朵，只是寻求掏耳过程中的这种感觉。
穷人也有茶铺里休闲的权利
“人以群分”
茶铺里自然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分野，在我看来并非是茶铺的排他性使然，反而显示了茶铺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
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人以群分”，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对任何人都有同样感觉或享同样权利的公共空间。相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人在一起更有认同感，人们更感放松，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兴趣。
其实任何一个不在乎这些畛域的人，可以很容易打破这些界限，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茶铺，茶铺一般也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除了经济功能，茶铺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许多社会组织既无经费又无会址，便把茶铺作为他们的聚会地。它们一般在茶铺门前挂一个牌子，上书组织的名称。
例如中山公园的茶铺外面挂十几个木排，上书各个同乡会的名字，包括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
它们还利用茶铺进行集资和其他活动，如民国初年建平社在万春茶园成立，演出新剧，政府以其提供“社会教育”而允许只付一半租金。
中国红十字会华阳分会筹集资金建立医院，也得到允许使用万春茶园，免交两个月租金，之后租金只需付一半。
“相对的平等”
人们可以看到不同阶级的人们在成都茶铺自由地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因此有人相信，成都茶铺的“优点”之一是“相对的平等”。各种人物在那里会友、做生意、闲聊、休息、打望行人、娱乐等。实际上茶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可以看到阶级分野，即使它们不像其他地区的茶馆那么明显。
按照胡天在其《成都导游》中的说法，有的茶铺是根据顾客的社会身份来划分的。《新成都》的作者周芷颖也指出，那些如在少城公园的茶铺、春煕路的正娱花园等上等茶铺，地板整洁，桌子干净，空气新鲜，“来往的人也比较上流”。
而那些在“冷街僻巷”的茶铺，则“形式简陋，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当然也有接待“贤愚不等”，包容各色人等的茶铺。
此君的《成都的茶馆》（《华西晚报》，1942年）进一步肯定了阶级划分，称简陋的茶铺是为下层人开办，一般坐落在贫困区，远离主街，只有几百元的资本，十几张桌子，几十把竹椅。
相反，在商业区和风景区的茶铺则主要服务中产和中产以上的客人，这些茶铺资金雄厚，可达三四千元到两万元，有经济实力购置高档器具，店面装饰讲究，铺玻璃板的桌面，舒服的马扎椅，茶碗一般都是景德镇的瓷器。
其实，《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1940年代，茶社业公会把全市618家茶馆分为四等，甲等33家，乙等348家，丙等150家，丁等87家。由此可见，乙等茶馆占一半以上，如果加上丙等，占茶馆总数的81%（498家）。
这些数字显示，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茶馆在总数中只占小部分，而中等茶馆服务范围宽泛，可任意上下延伸，为各阶层服务，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不容易看到成都茶铺阶级畛域之原因。
甲等茶馆一般在公园和繁荣区，例如仅少城公园，甲等茶馆便有6家，中山公园3家，春煕路、总府街、商业场一带有10家。
我们不清楚茶铺等级是怎样划分的，不过，1940年茶社业公会的会员名单列有各茶铺的资本数，与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应该是标准之一。
上述33家甲等茶铺，有15家在这个1940年的会员名单上。这15家中，7家有1000元或以上（最高2500元），其余是400至800元。这15家茶铺的总资本是17200元，平均1100多元。
在少城公园，两家甲等茶铺枕流和鹤鸣各有2000元和2500元资金，而当时大多数茶铺仅有300—500元。
“以貌取人”
成都茶铺的堂倌一般都是十分殷勤，服务周到，当然也不时有抱怨之声。有人在1941年9月的《华西晚报》上描写了自己在茶铺的经历，对堂倌以貌取人很不满：他有次穿短衣到悦来茶园看戏，堂倌并不给他打招呼。他低声下气地问是否还有票，堂倌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回答说票已售完。
然而，这时一些穿长衫的人来到，还有打扮入时的太太陪同，进入茶铺直接便去了前排最贵的座位，堂倌赶忙上去打招呼，并从兜里掏出票来。在过去成都，有点身份的人都穿长衫，劳工则着短衣，该文作者因为穿短衣，便受到堂倌的怠慢，这个事例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茶馆中阶级或身份分野的存在。
茶馆里的贫富也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乞丐在那里也经常出没，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茶铺里的阶级畛域。巴波回忆道，茶铺乞讨有多种手段，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即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在炎热的夏季，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那茶客觉得舒服而且心情不错，他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
有的乞丐则不语一言，只是把手伸着，有的却跪在地下祈求，更多的乞丐在茶铺唱莲花闹，打竹板等，以娱乐求得赏钱。
1944年有人在《新民报晚刊》写了一篇题为《茶馆观丐》的文章，总结茶铺乞讨的几个方式，即“强迫式”、“哀求式”、“不语式”等。
不过，他描写了一个给他印象最深的老乞丐是“滑稽扯谎式”。那乞丐说，“先生！我是唱书的，嗓子哑了，所以才讨钱，这是第一天，经理！”
这个乞丐很聪明地叫每一个人“经理”，这样保证不会得罪人，哪怕那人不是经理，也无伤和气。他说：“经理！你做这样大的事，还在乎这几块钱？”
他还故意扯明显的谎：“我从来不乱要钱，那回你在颐园、正娱花园，我都没有向你要过啊！”
作者很佩服那乞丐的睿智，虽然他是在扯显而易见的谎，但拍人马屁不露声色，可以使人感到很受用。在这个例子中，乞丐暗示所乞讨的对象是上等社会中人，因为宣称先前在高档的颐园和正娱花园看到过他。即使那乞丐是在胡诌，也决不会因此得罪那个茶客。
水夫的困境
茶铺也会发生各种矛盾，这个矛盾可以是茶铺内部，也可能发生在茶铺雇工与其他行业或者城市管理机构。
保甲长也会给茶馆的水夫带来麻烦。据《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记载，1940年，25个挑水夫报告他们被保长欺压。从三年前复兴门开通后，他们便从建国南街的桥下取水。但是从这年开始，保长兼袍哥大爷赵策勋强迫每车过城门时交钱3分，32辆车每天通过10次，那么赵共勒索9.60元。40天后，水夫联合起来拒付买路钱。
赵非常恼怒，向政府报称水夫们阻碍交通，损坏路面，导致政府令水夫们到大南海庙街前面的河段取水，但该地比原距离远了十倍，而且街道狭窄，挡住了行人。水夫们揭发赵滥用权力，请求政府准许回原地取水。工会调查后确认了水夫们的说法，常务理事凌国正要求政府惩办赵。
市政府调查后，确认在三个月时间里，赵共收取了四五十元，但他用这个钱修路和维护河岸。有意思的是，政府在报告中严厉指责工会：“该工会言语荒谬，呈报上峰，又侦得该联名二十五人中，刘玉全、杨先华称，告赵保长，本人概不知道，不知何人盗名，妄自告发。此举系二三人有意从中煽动无疑矣！”
我们不知道是否赵挪用了所收的费，但水夫必须付买路钱却是肯定的，当他们拒绝付这笔钱，则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取水。从这个报告，调查者显然是站在赵一边，并没有解决水夫取水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茶馆与周围居民关于使用公共空间问题上，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为水夫出头
每个群体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没有所谓代表一切阶层的组织和政党。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有代表自己的那个组织——在传统社会，都是自发的组织——才能为他们说话。
茶社业公会和工会就警察滥用职权，联合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存在《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其起因是某天下午，干树荣挑着一担水通过老东门城门时，城门的守卫按“惯例”强迫他用桶里的水洒街，干请求警察让他通过，因为茶馆急用水，那守卫大怒，不仅扇了他两耳光，还把他弄到警局拘留了四个小时。
据这个联合报告，老东门的守卫警察每天都强迫茶馆的水夫为他们洒街防尘，浪费了大量时间，影响了茶馆生意。公会和工会为此收到许多请愿，希望政府体恤民情。从档案中我发现一个简短的批文：“警局酌办”，但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并不清楚。从这个案例，我们可见水夫所处于的任人欺凌的可怜境地。
像工人和学生这样的社会集团也经常在茶馆制造事端。成都的大工厂不多，虽然工人们不像大多数其他成都人那样时间比较自由，但在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仍然经常去坐茶馆。他们也以茶馆为聚会和社交地，有时会在茶馆发生冲突。
《成都市商会档案》记录了这样的事件：1941年1月，东园茶社主人向茶社业公会报告一伙工厂工人损坏茶馆财产：某天下午，附近一个工厂的几百个工人涌进茶馆，叫了365碗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争吵演变成一场混战，工人们扔茶碗，砸椅子，然后一哄而散。茶馆损失巨大。茶社主人希望公会出面，要求肇事人员赔偿损失。
堂倌经常是茶馆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下面也是《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的故事：1943年8月的一天，几个“流痞”在不二茶楼点了茶，告诉堂倌吕清荣一会儿付账，但吃完茶他们便溜走了。
第二天，这几个人如法炮制，吕追出去要钱。但这几个人称吕使他们在公众前丢了面子，不仅不付钱，还将他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当路人力图阻止他们的暴行时，其中一人竟然朝天开枪进行恐吓。那些认识吕的人都说他一个“素行本仆，深得主人信任，以致工作数年，毫未与顾客生过纠纷。”
工会向市政府请求公正。地痞称吕先抢了他们的子弹和钱，工会反驳道：“吕清荣乃一茶馆堂倌，何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抢劫？显然是“托词欺诈”。在调查之后，工会确认事件是由地痞所造成的，“身藏枪械，合同流痞，持枪威吓本会职员”。
工会要求警察立即验伤，起诉行凶者。市政府对这个请愿反应很快，市长令“查此案以向法院起诉”。这个事件也揭示了堂倌的艰难处境，如果他们设法保护自己利益，他们可能冒着被伤害甚至丢命的危险。
“惊人大惨剧”
当国家对军队缺乏或者无力进行严格的约束，对一个社会和国家将是灾难性的，国家和人民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战时大量军人潮水般涌进成都，造成了社会混乱，警察也无力控制。当国家依靠军人在前方与日寇浴血奋战，而一些在后方的军人则利用他们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欺压民众，横行霸道。
1938年5月22日，成都书院南街平民剧院发生“惊人大惨剧”。据《成都快报》报道，几个士兵从剧院的楼厢上，向舞台扔了两颗手榴弹，现场顿时血肉横飞，炸死八个坐在前排者，伤三四十人，正如该报所说：这样的事件是“近数年来之罕见之奇闻”。
这些死伤的观众来自各个行业和社会阶层，但我们缺乏具体资料进行分析。不过，一些记录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八个坐在前排的死者，其中五名死者的身份得到证实，地方报纸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性别、住址、职业等情况。其中三名是妇女，一位是电报局职员的妻子，一个是低层官员的妻子，第三个不详。两个男死者，一是糖果店老板，一个“现营收荒业”，具体是下层的收荒匠还是开收荒铺子的小生意人不清楚。
据调查，惨案的起因不过是因守门与士兵的争执。由于四个士兵只有三张票，要强行进入剧院。守门试图阻止他们，引起争执，然后宪兵介入，两个士兵被羁押，跑掉的两人一会儿带来八九十个士兵到场，此时演出正在进行，他们殴打维持秩序的宪兵，夺了他们的武器。
剧场一片混乱，人们夺路而逃，这时士兵竟然向舞台扔手榴弹。地方政府逮捕了肇事者，但也指责剧场经理处理不当。据第二天发布的报告，当四个士兵在门口出示三张票，告诉守门他们是“出征将士”，要求特殊照顾。守门不仅粗暴拒绝，而且还打伤一名士兵。
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位卑微的守门胆敢出手打军人。当时抗战刚开始，虽然政府许诺要严惩肇事者，显然并不想因此损害军人的形象，还得依靠他们上前线打仗。政府也可能希望能向所有戏园传递一个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激怒士兵，否则自己遭殃不说，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十分棘手。
妇女遭受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制
妇女进入茶铺
成都茶铺中的工人基本都是男人，但抗战时期，妇女开始在茶铺谋生，称“女茶房”。在传统中国社会，妇女也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像家务、纺线、织布、做鞋等，或外出当保姆、佣人等。
在农村地区，妇女还参加各种田间劳动。如果说也有妇女在公共场所谋生的话，那么基本上都局限在演艺和卖淫，被视为非常不体面的营生。
容忍妇女出入于茶铺，使妇女能在公共空间占一席之地，恐怕是战时“下江人”对长江上游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抗战时大移民是成都妇女进入茶铺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直到1937年，茶铺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按照此君在《华西晚报》上的文章《成都的茶馆》，成都茶铺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是饮者中，女人都很少，差不多十分之九以上的饮者都是男士”，除了公园和风景区的茶铺，其他茶铺的女子“可谓寥若晨星”。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许多难民从长江下游进入成都，其中也包括许多民间艺人。这些男女艺人仍然以唱为生，表演“大鼓”或“大鼓书”者为多。
1939年初，中山公园惠风茶社的老板请求政府允许“清唱”，以弥补售茶的亏本。在其请求书中，他说茶铺损失甚巨，只好设法吸引更多顾客。他称从下江来的演员“声音清雅，词调新韵”，受到观众欢迎。
其实惠风茶园并非第一个尝试这个办法，如春熙南路的第一茶厅、春熙北路的颐和茶园便“早已开此先风”，宣称“于善良风俗不但无所妨害，且专在茶社设台教化，于抗战前途裨益实多。”
为了得到批准，茶铺还强调雇逃难来的艺人有助于他们生存。惠风的请求被批准，但要求男女不得间杂，一副竹屏风把男女观众分开，男坐左，女坐右。
总府街的新仙林地处中心区，一楼卖“闲茶”，楼上卖“书茶”，即有艺人表演。该茶铺雇战争逃难的女艺人演京戏，她们穿着华丽戏装，节目单用白色写在大红纸上。顾客听唱需另加钱，但不少人专门来园听戏。
海粟回忆，由于日机轰炸，许多居民疏散到城郊，为城墙外的那些茶馆带来不少生意，那里许多衣着入时的年轻男女一起吃茶聊天、读书打牌。这些女顾客在茶馆里得到男人一样的对待，也由此吸引了不少想打望时髦女人的男客。海粟后来写了《茶铺众生相》，记述这些故事。
沙汀1944年写的小说《困兽记》，其中提到一家茶馆中的女客：“这家茶馆，是本地一位有名的士绅开的。这是一个特殊地带，客人多半是年轻知识分子，女眷们也常进来坐坐，因而成了一个众目睽睽的所在。现在，那个开明有趣的老绅士虽然搬到成都住家去了，但是他所倡导的风气，却被一直保存下来。”在这个茶馆里，“主要的消遣是清谈。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某节街上忽然发现了一匹老鼠的残骸。”
扬州来的女艺人
茶铺里也有妓女出没，茶铺一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1938年《成都快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篇《关于妓女坐茶社》的文章，称妓女由“公爷”（即嫖客）陪同，“言笑淫浪”、“举动轻浮”。如果堂倌不为他们服务，可能被扇耳光。文章作者指出，“这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是贴贴布告就能了事的”，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行动。
在这时的成都，从扬州来的女艺人，称为“扬州台基”，这在成都几乎就是“妓女”的同义词。抗战时期，许多从东部沿海作为难民到成都的“妓女”，她们称自己为“流亡歌女”，经常在三益公、二泉等繁荣区茶铺出没。
1940年，十来个歌女在清和茶楼的大广寒歌场演出。晚上，在明亮的舞台上，客人可出20元点歌女演唱，歌女得8元，老板得12元。没有得到点唱的歌女由老板付5元。
女人进入茶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最终她们在公共空间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这是一家有档次的茶铺，这些女客穿着时髦，很自信，是知识女性，周围的男客也不是引车卖浆之辈。虽然不少成都茶铺可以容纳三教九流，但是也有一些茶铺是分档次和职业的。
据《华西晚报》报道，该歌场一开，“扬州妓女均愿纷纷投效，盖一经登记，彼辈则都属职业歌女”。这样可以保证她们的生计，以防被驱逐。战时，政府禁止公共场所包括饭馆、旅店妓女的活动，但是有人批评，那些“国难富翁”，照样到戏院与妓女混，还美其名曰“捧歌女”。
一般茶铺一碗茶3角，但大广寒歌场却要3元。演出从傍晚6点开始，许多“捧客”聚在那里，观看浓妆光彩的歌女一曲又一曲地演唱，忘了前方还在浴血奋战。作者悲叹“频年烽火急，犹唱后庭花”，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不过他的文章也揭示了残酷的战争并未能打断人们的茶铺生活这样一个事实。
女茶房
1942年周止颖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漫谈成都女茶房》，称女茶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妓女在苏州的茶楼出没，这些茶楼称“花茶坊”。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非女招待，而是艺人，相当于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所说的在成都茶坊演“茶词”者。但是，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茶铺还没有女招待。
1937年女茶房在成都出现是一个新现象，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妇女进入茶铺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铺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
当时地方报纸对她们亦有不少报道，既有关于她们的个人生活，也有关于她们的职业经历，还有工作场所与男堂倌、顾客之关系，提供了关于她们经历的珍贵信息。
茶铺女招待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难民的涌入。日本入侵造成大量逃难者进入成都，成都处于长江上游，相对保守封闭，即使从晚清以来内陆社会的逐渐开放，人们对妇女的公共角色的态度也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出现仍然有不少禁忌。
这些进入成都的战争难民，带来了沿海地区相对开化的文化和观念，对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工作，也持较开明的态度。而且在战争刚开始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族危机，战争进程事关生存，罔顾其他。对于精英和国家来说，恪守道统在这时也并非当务之急，因此当妇女进入到茶铺工作，也未见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
先是那些在最繁华的春煕路高等茶铺如益智茶楼、三益公等，不仅提供包房以吸引顾客，而且开始使用女茶房。女茶房甫经出现，男顾客便趋之若鹜，到这里不过为一饱眼福，还可趁机与女招待调笑一番。
茶铺主人们很快发现，这是非常好的生财之道，之后便纷纷跟进，哪怕是那些穷街陋巷的下等茶铺，也照此办理，以推动生意，加强竞争力，以至于如果一个茶铺没有女茶房，便会被认为是“过时”，生意也便难以为继。
进退两难的女招待
茶铺里的女茶房的出现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接受，极尽讽刺之能事。如吴虞在1938年6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当他在春煕路的益智茶楼，“见所谓女茶房，令人失笑”，看来吴虞也是少见多怪了。西方有研究者指出，在服务行业女招待比男招待更适合，因为她们能够给满足顾客“情感和幻想的需要”。女招待也很快知道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等来取悦客人，以女人特有的手法来招徕顾客。
1942年陆隐在《华西晚报》上发表的《闲话女茶房》，指出女招待来自各种不同背景，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下层没有受过教育的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一般是政府小职员、劳工、前方打仗的军人等。由于生活费用的大幅度上涨，许多家庭如果只靠男人工资，难免捉襟见肘，陷入困苦，妻子只得帮助养家糊口，因此女子出去挣生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茶铺工作，妇女不得不克服来自社会的压力，所以有的人说他们是“可怜的小鸟”。当然，女招待也是有不同档次的。在高级茶馆，女招待一般面容端庄，身材姣好，这些茶馆可以支付较高的工资，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她们一般是18—23岁，留短发、施粉黛、着旗袍、围白裙，面带羞涩，一看便知是走出家门不久的女子。她们以清纯来吸引顾客。
但是在下等茶铺，多数女茶房实际上是由热脸帕或香烟贩所雇，按日给薪，每天工资仅1.5元，外加免费早餐和午餐。如果有任何亏折，她们还得自己掏腰包赔偿。在那些十分简陋的茶铺里，她们有时很难挣够生活。
茶铺中的女招待还必须独自面对各种问题。茶铺里总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男顾客和女招待之间的空间有限，因此容易被性骚扰。她们还面临两难：虽然她们的基本角色并非提供娱乐，但许多顾客则想得到一般服务以外的东西。如果她们拒绝与顾客“调情”、“打情骂俏”、“开玩笑”等，可能因此得罪顾客和老板。如果她们按照顾客和老板意愿行事，她们却又会遭到社会上诸如“有伤风化”、“下流”、“妓女”等尖刻的指责。因此使得她们总是陷入这种两难的处境。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女茶房与日本茶馆的艺伎有可比性。在江户以及江户之后的日本，艺伎一般是提供娱乐。虽然日本茶馆和中国茶馆一样是休闲之地，但它们的环境不同，中国茶馆具有多功能，如会客室、市场、舞台等。日本茶馆的主人与艺伎，以及艺伎之间等有着紧密关系。日本茶馆一般是在内室，饮茶更多强调仪式和过程。艺伎是给顾客提供娱乐，这个角色是明确的，也是社会承认的，但成都茶馆中的女招待是新现象，她们的社会定位并不清楚。
男茶房对女茶房的进攻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历史的话，经常更加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是下层民众本身，因为生存的挣扎，比阶级的斗争更为直接和严峻。
妇女进入茶铺谋生，立即在这个传统的男人行业掀起了波澜，引起了男性工人的愤恨，由此产生激烈的职场的性别冲突。由于这个行业的工会领导者是一个妇女，所产生的矛盾则更为尖锐。这个矛盾在1939年成都茶社业职业工会重组以后更加激化了，特别是在工会的领导层内部。
《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的一份档案透露了关于理事会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在工会的任职、性别、年龄、籍贯、地址、从业时间等。在20位理事中，17位男性，3位女性，包括42岁的常务理事（即理事长）凌国正，一个积极的工运活动者，被赞为对“妇运”工作特别地“干得努力”。
但是1940年秋，凌国正却面临来自男性工人的挑战，他们两次向政府请愿，称凌非法获取权力，还说她得到权力是因为在选举之前她和一些会员达成交易，是“少数人压迫多数”的结果。
显然凌国正依靠的是女茶房的支持，是她促成了这个组织从传统到现代工会的转化。无论她怎样获得权力，她能够成功将一个男性组织整合改造并确立她的领导权这个事实，已经显示了作为一个工会活动者的非凡能力。男性工人竭力维持他们的同性组织，便是当时职场性别冲突的一个极好例子。
许多反对凌国正的男茶房，不能容忍她“竟敢以我堂堂数千须眉工友，同彼妖艳茶房一锅染”，认为这是“雄覆雌飞，司晨由牝”。他们指责她不顾男女分野，犹如“豕羊同圈”。因此，他们宣称要“恢复旧有之成都市茗工业职业工会”，而且“仍以三官会之全体男性为会员”。
实际上男茶房所争取者，不仅仅是男女分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计。凌国正的权力基础是女茶房，她竭力为妇女在茶馆工作权利而斗争。女招待突然出现改变了过去男工人主宰的这个局面，引起了茶铺中雇佣模式的剧烈变化。她们不但廉价，而且易于控制，还可以招徕更多顾客。
为了雇更多的女招待，许多茶铺开始解雇男茶房，茶博士们感到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根据陆隐的文章，他们甚至把官司打到了法院，但是凌国正在法庭上就妇女在茶铺中的工作权利进行了充满热情和富有说服力的辩论，赢得了官司。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茶房加入工会，以寻求对她们利益的保护。
然而凌国正的成功却遭到男茶房更剧烈的反对，对她的指责也变本加厉。《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保存了一份请愿书，控告凌有三百多会员是她的追随者，称她“施展捞钱手段”，强迫工人买胸章，还说她贪污公款，2元的会费仅给1元的收据。男茶房们指责她是“纵横形同以前之军阀无异”，“如此剥削工人血汗金钱，生活必受重大影响”。
从这些请愿，我们发现男茶房试图把凌描述成为一个专横独裁者，以把她驱逐出工会。虽然关于她的记录不多，但根据已有的资料看，在成为工会常务理事之前，她一直做妇女组织工作。没有充分证据去判断请愿中对她的指责是事实，但她似乎并非像请愿书中描述的那种人，那些带有很强情绪的词语，诸如“捞钱”、“剥削”、如同“军阀”等，都与我们所知有相当距离。当时报纸关于女茶房的文章，对凌也多有赞誉。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凌国正努力修补与男茶房的关系，但我发现凌已经不在随后的理事会名单，常务理事是樊荣武，而该人便是请愿书上最先签名的人之一。陆隐1942年初的文章提到凌已经去世，但没有提及死因，不知这个权力转移是在她死前还是死后。因此，我们并不知工会领导层的变化是男茶房抵制的成功，还是凌去世的结果。不过，我们至少知道男茶房并未能将工会恢复到男性的一统天下。
茶铺中的性骚扰
由于她们工作场所的性质，女招待最容易成为茶铺中性骚扰和暴力的目标。档案说地痞流氓“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经常聚集在茶铺制造事端，不仅“妨碍工人生计”，而且“影响后方治安”。
1939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曾引起社会关注。先是一个叫汤炳云的女茶房因拒绝一个男人的骚扰被毒打，她在龙春茶园提供热脸帕服务和卖香烟。一天她出去买饭被周姓地痞截住，周企图调戏她，她逃跑进茶铺，但周追进茶铺对汤袭击。汤谴责他的行为，他遂恼羞成怒，把她打成重伤，口吐鲜血。当顾客试图制止他时，他继续暴跳如雷。
另一事件是涉及元圆茶社的女招待谢礼贞，一个姓丁的顾客装着从地下拾毛巾，抓住她的脚。她礼貌地叫他住手，但丁不仅不听，反而对她猛然袭击，来劝解的茶铺老板也被殴打。此类事件不断发生，对女招待生计形成严重威胁。
但令她们伤心的是，作为受害者，女招待在社会上却没有得到多少同情，政府对她们也是一副冷脸。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公共场所谋生的妇女都是“不正经”的，臆造或夸大她们的“有伤风化”的行为，甚至认为这些妇女不过是风尘女子。这种社会歧视恐怕也成为那些地痞流氓肆无忌惮地欺辱和调戏她们的背后推手。
面对职场的暴力，凌国正主持下的工会成为她们的主要保护者。在上述两个女招待被调戏和袭击事件发生后，工会向市政府请愿请求“严惩凶手，用保善良，而维治安”。这个请愿指出，流氓经常调戏女茶房，当她们反抗时，甚至使用暴力，因此，弱者没有选择，难以逃脱被蹂躏。如果妇女力图保护她们的尊严，则可能导致悲惨结局。请愿书还指出，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女茶房不得不依赖工会作保护。
为了获得更多的同情，工会特别指出许多女茶房是前方将士的妻子，她们的丈夫在前方为国家与日寇浴血奋战，妻子儿女却在家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因此去茶铺工作是她们的为生之道。地痞流氓对她们的骚扰和欺辱，实际上是“摧毁女权，妨碍风化”。他们的妻子儿女生活没有保障，“致使前方沐血抗战之官兵因家属不得保障而有后顾之忧，影响抗战，是非浅鲜。”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其实女招待来自各种背景，但工会强调她们是“前方沐血抗战之官兵”的家属，不失为一个能得到广泛同情的策略。
工会还进而呼吁政府和社会对女招待持一个积极的态度，理解她们：“此亦全国总动员”之时，“国家需兵之际，女子出而代之男子之劳”，因此政府应该支持和保护“女子经济独立”，这样可以“极力培植以充国力”。
工会请求政府发布告示，禁止骚扰，严惩违法者。在收到工会请愿书两周后，成都市市长将信批转四川省警察厅，在批文中，他指出骚扰女茶房是“有伤风化，蔑视人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事的最终结果，至少我们看到在工会作出努力后，市长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工会的能力是有限的。首先，如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工会基本上是一个国家支持的组织，虽然它代表工人，但它必须按国家所制定的规则行事。
第二，工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经常遭到内部危机，影响了其号召力。
第三，工会还面临来自同业公会，特别是袍哥的竞争。那些加入了袍哥的茶铺工人，公开反对工会的强迫加入措施。
第四，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工会作用有所影响。政府不断地宣传为了国家利益，人们应该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工会任何关于争取工人权利的努力，如果和政府的政策和主张不一致，都可能被指责为不爱国。
媒体对茶房的形象塑造
媒体对某一职业、人群、个人的形象塑造，经常会左右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有时候甚至起到杀人不用刀的效果。
地方报纸对茶房的形象塑造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热衷于关于堂倌的负面报道，诸如《茶房骗奸良家妇女》《狠心茶房杀妻投河》等这样的新闻标题，的确起到了骇人听闻的效果。
有的堂倌自己不检点，更为攻击者提供了口实。1941年《华西晚报》的一篇关于一个茶房从一个妇女获利的报道，便以《茶房可恶》作为标题，充分显示了精英的愤慨。报道说一个军官看上了一个在茶铺卖报的女人，于是他请一个茶房去拉皮条。那个女子虽然有点犹豫，但终抵不住500元钱的诱惑。然而交易做成后，那茶房只给那女子50元，而把其余私吞，导致两人的纠纷。那女子告到官府，茶房则逃之夭夭，因为在茶铺拉皮条是违法之事。
舆论对女招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些同情女茶房者强调她们的处境，把茶铺描述成一个熔炉，她们在那里得到磨炼。在那里她们必须应对各色人等，这使她们的眼界更开阔。从一定程度上，女招待的出现改变了社会风气。一些单身汉追求女招待，有的还跨入婚姻殿堂。
陆隐和周止颖的文章说，那些青年男女熟悉后，先是一起去看戏，待关系进一步深化，开始互赠礼物，如一条围巾或一幅布料等。如果他们决定终生相守，便租一间小屋，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一起，不举行婚礼，也不要嫁妆。由于茶铺成就了不少这样的青年男女，便得了“恋爱场所”这样的美名。
那些同情女招待处境的人，认为这些女招待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先驱。考虑到当时大部分妇女的婚姻被她们的父母所控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普通妇女是在为自己的婚姻自由向传统进行挑战。
一些评论者也尽量理解女招待的处境，如有人指出如果茶铺里只有男人，也未免有点枯燥，女茶房实际上活跃了茶铺生活。至于她们同顾客调笑，这些评论者反驳说，如果这些妇女不竭力讨顾客的欢心，使他们高兴，那么她们的雇主将会不满，因为顾客不喜欢板着脸的女招待。像轿夫和小商小贩等下层人，在累了一天以后，也很想到有女招待的茶铺轻松一下，在她们那里或许得到一些安慰。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茶铺里女招待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男女在公共场所的关系。根据中国传统，青年妇女不应该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男人有直接接触。在茶铺中女招待和男顾客的联系，开始动摇这个传统，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遭到如此强烈攻击的原因之一。
“女茶房打情骂俏”
妇女经常是那些所谓捍卫道统的道学先生的攻击目标，其实他们对妇女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却装得道貌岸然，妇女在公共场所的露面动辄得咎。
地方报纸对女茶房的批评是一浪高过一浪。强烈的带偏见的情绪逐渐散布到社会，即使女招待遭到地痞流氓欺辱的时候，人们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怪罪于她们，认为是咎由自取，因为很多人相信女茶房“成了茶社老板眼里的一枝摇钱树”。
一个卖糖果的小贩与茶铺的女招待发生争执，在其他茶铺工人的介入后平息，但那小贩试图报复。几天之后，他纠集几个“烂兵”，在她下班路上把她一阵暴打。《华西晚报》却以《女茶房打情骂俏，被烂兵辱殴一番》这样幸灾乐祸的标题来报道这个事件，称该女茶房“体躯肥胖，色貌不佳”，还指责那个女茶房“常与流氓与无赖子胡混”，因此招惹麻烦。
女招待与地痞有联系，也并非是一个秘密，但对她们来说，在公共场所工作，如果要生存的话，几乎不可能不和这些常在茶铺混的人发生任何联系。
一些批评者相信做女招待导致了这些妇女的道德沦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妇女刚出来工作时：
都才是十七八至廿二三岁的年龄……过时的旗袍，脸上淡淡地涂一点白粉，套上一件白雪的围裙，羞答答地周旋于包厢座中的茶客间，使人见着一望而知她们是刚由厨房内走上社会里来的。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0年代的女招待“唇涂口红，脸擦脂粉，烫其发，高其跟，在茶馆中与茶客们，不是轻狂胡诌，就是怪笑连连”，她们“种类复杂，丑态百出”，只要有客人进入茶铺，一个女招待便会上来厚颜地纠缠，“嬉皮笑脸来一声：‘喂，不吃烟？洗不洗脸？’”，做丑态故意引客人笑。
因为精英认为，“近年来，成都茶馆都变成了很不平凡的场合。女茶房与茶客公开的打情骂俏，有特别的房间，小费有时甚至超过了茶资的四五倍。”
精英对1940年代的女茶房持更多的批评，可能包含更深层的因素。当女招待在1930年代末刚出现时，是在为中上层服务的高等茶馆里，当这些年轻妇女为精英自己服务时，他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地表示反感，反而还流露出欣赏的态度，对那些“羞答答”的女招待的服务好像也颇受用。
然而随后当低等茶铺纷纷仿效，当下层民众也能享受到女茶房的服务时，也就是说女茶房由难得一见的“阳春白雪”，变为到处散布的“下里巴人”时，精英们便看不惯了，便愤然站起来反对。因此，与其说精英反对女茶房是因为“有伤风化”，倒不如说是出自他们的优越感和偏见。
不可否认，在下等茶铺谋生的那些女茶房外表可能没有那么爽心悦目，言谈举止不那么“优雅”，但这不过是严酷的生活环境使然，她们在本质上与30年代的先驱并无多大区别，都是在公共场所谋一口饭吃的下层妇女。
另一方面，社会对妇女的公共行为比男人更吹毛求疵。没有发现精英对与女招待吊膀子男子的批评。虽然的确有个别女招待卖淫，但大多数所谓“有伤风化”的指责却是基于当时社会存在的对女招待的偏见，当妇女进入一个过去纯粹男人的世界，她们遭到种种非难也就不奇怪了。
从晚清妇女开始作为客人进入到茶铺，但是到1930—1940年代，她们仍然在为进入茶馆而抗争。批评者大多根本反对妇女的公共角色，经常夸大女招待存在的问题。
禁止女茶房
在如此的社会风气下，地方政府颁布对女茶房限制的规章便成为理所当然。1941年，四川省警察厅因为其担心女茶房与顾客“调情”、为小费争执、没有系围裙等问题，令茶社业公会监督各茶馆。颁布了关于女茶房服装和行为的10条规则：
她们必须穿长袖、系白围裙或穿蓝旗袍，还要带证章，不允许与顾客开玩笑，或有任何“有碍风化秩序”的行为，否则将报告警察；女茶房不得卖淫，不能要求小费，或未经允许擅自涨价；如果女茶房与“汉奸”有来往或者是偷顾客东西，茶铺掌柜必须报告官方；不报告者将承担责任，任何违规的女茶房将受到惩罚。这些规定包括甚广，有些条文定义模糊，无疑给女招待的谋生增加了困难。
女茶房的“黄金时代”在1940年代初便结束了，这是由于各种规章的限制、经济危机的影响、沉重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因素的结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经济的恶化造成物价上涨，中下层民众是茶铺的主要顾客，但几乎难得温饱，再加上日本飞机的空袭，自然造成茶铺顾客的减少。
而且，在1940年代初，人们已经从战争刚爆发的惊恐中安定下来，精英和政府官员开始着手恢复旧秩序，茶铺里女茶房这个新职业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在经济、社会、政府的三重打击下，一方面，茶铺生意的下降导致大批女招待被解雇，1941年便有两百多名失业。
另一方面，许多人把女茶房视同妓女，使她们面临极大的社会歧视，使许多妇女不敢插足这个行业，有的女招待也迫于压力而辞工。根据陆隐的统计，女茶房的数量从1937年的四百多，下降到1942年的不足一百。
这些女招待有着不同的结局。许多返回家庭和厨房，但根据陆隐的记载，有的“不惯于家庭清苦生活，则沦为神女”。不过，另一些试图另辟途径，继续寻求经济独立。她们三五成群到成都之外的茶铺寻求工作机会。在成都平原的乡场上，犹如抗战初的成都，她们很快吸引了大量茶客。
然而她们又不得不经常转移，在一个地方很难工作几个月时间，因为地方政府总是以“有伤风化”为借口，把她们驱赶。在成都及其附近郊县，地方政府日益增加对女招待的限制，她们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
1945年3月，四川省政府给女茶房这个职业以致命的一击，颁布新禁令，虽然条款中称是禁止“青年妇女充当茶房”，但《新新新闻》报道此事时则以《绝对禁止妇女充当茶房》为题，实际上这个禁令最终把妇女驱逐出了这个行业。因此，虽然社会的歧视导致了女茶房的衰落，但政府的限制则是这个职业消亡的根本原因。
茶铺就是一个公共论坛
“舆论监督”
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来源缺乏合法依据，它最害怕“公论”，就是必须封住别人的嘴巴，才能真正放心。
在相当程度上茶铺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铺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所以博行1941年的《茶馆宣传的理论与实际》评论道：
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黠者则贬斥有加，里正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觇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亦藉兹谠论，以维风俗于不坠，是无形之制裁，潜移默化，其功用足以补助法制者不少，苟能利用得当，则于茶馆中亦可收赏善罚恶之功效也。
这段议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茶铺议论实际上起着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可以在那里表达“民众真正意识”。对当时的民众来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声，也没有掌握任何的舆论工具，那么茶铺中的议论就是他们唯一的发泄出口。
犹如今天的民众在互联网上发帖子。把他们的意见，或不满，或批评，表达出来。至于有多少人听，或者上边的人听到了怎么反应，那就超出了他们的掌控了。
既然茶铺中能够让小民发表议论，有权有势的人自然把茶馆视为眼中钉，非加以控制不可。过去地方权势集团和政府，总是批评茶铺是一个散布流言蜚语的地方，但博行却反其道而行之，作了一个相反的解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茶铺里无遮拦、无控制的议论，或者按那些不喜欢茶铺议论的人来说是“流言”，可能使他们“不敢肆意恣行”。茶铺议论对一般人也有一定警示作用，因为害怕邻里在茶铺议论，所以也要尽量约束自己的不端行为。
茶馆宣传
茶铺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顾客就英勇的抵抗、日军的残暴、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铺里去度时光，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但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周文描述了他30年代末到成都的所见所闻。当时救亡运动达到了高潮，他看到学生在茶铺里举着旗子，站在椅子上充满激情地演讲，顾客们认真聆听。然而周也很快发现，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到成都几天之后，他便看到有人敲着鼓穿过大街，为演出作广告，而各戏园仍然爆满。
其实茶铺中的悠闲不过是成都社会的表面，实际上战争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人们仍到茶馆戏园看戏，但所看节目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犹如周止颖的《新成都》所说：“过去成都说评书者，他们用的词本，大都辞令秽亵，情节荒诞，徒知一时兴奋，无形中腐化了无数民众思想和行为”。但抗战爆发后，“虽采的书本仍系不外旧的词本，但中间加添些与抗战有关激起人民爱国思潮的话语，虽属娱乐，对国家社会，影响殊大。”
其实，当卢沟桥事变一爆发，成都人民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正如野峰在1937年7月《图存》杂志上的文章《炮火，惊醒了成都青年——卢沟事件成都市内宣传记》,学生们到了春煕大舞台进行宣传：“一个小个子宣传员站上了舞台，几千双惊奇的眼盯着他”。他在台上问道：“同胞们，日本人的野心既是这样的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是起来抵抗它呢？还是让中国慢慢地被它消亡下去？”
观众们回答：“王八乌龟才说不抵抗！”他的宣传得到热烈响应，“一片掌声像雷吼着，他下了台，胜利的容光浮在他的脸上。”那时的成都，“在热闹的街头，在人群会聚的茶楼和公园里，在电影院和游艺场所里都充满了宏大的宣传呼声。……一群人围着一个演讲员，大家都尖着耳朵地听。”
1937年10月，一位作者写了《城东茶社啜茗读江南捷报》（《中华》第1卷第3期）：
豆架成荫野菜香，
满园茶客说荒唐。
喜看战报新消息，
半接灯光半月光。
在熙熙攘攘的茶馆中，作者读到了江南的捷报。战争无疑是茶铺议论的主题，人们既对国运担忧，亦能在茶铺中得到鼓舞，正如1945年5月的《新新新闻》报道，“随着欧洲战场胜利消息的传来，大成都气象一新”。市民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可能人们急于向朋友传达好消息吧，也可能是希望与他人共享喜悦吧，结果马上“茶馆生意兴隆，尤其是少城公园和郊外第一公园内的茶馆随时都告人满”。
“休谈国事”
国民党政权用权力损害人民权利，总是喜欢用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来行使其专制独裁的权力，不给人民自由表达和批评政府的空间，这些当权者和政策的制定者，看起来非常强大，其实内心是怯懦的，对人民是惧怕的。
茶铺的吸引人之处在于人们的自由交谈，但闲聊也受到国家的干涉，压制人们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批评政府的声音。在茶铺里讨论政治是要冒风险的。警察和政府可以以任何借口对参与者进行指控，一些还因此陷牢狱之灾。
警察经常派便衣到茶铺偷听，那些敢于在公共场所尖锐批评政府的人，成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茶铺也会因此受牵连，甚至被查封，人们也可能因此噤若寒蝉。
根据于戏《华西晚报》发表的《茶馆政治家》一文，我们知道，“过去，许多茶馆里，总有‘休谈国事’这样一张告白。”于戏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但他提到这个告白时用的是“过去”，至少表明了这个告白当时在茶铺中不再流行。
一幅1936年关于成都茶铺生活的漫画的说明也称：“休谈国事，但吸香烟”，提供了这个告白存在的图像资料。我们很难确定这个告白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但此君在1942年《华西晚报》上所写的系列文章《成都的茶馆》中，回忆原来某茶铺贴有一诗，“传颂一时”，不过“时间已久，前段记不清楚了，只有后面两句，现在还记得起”。这两句就是：
旁人若问其中意，
国事休谈且吃茶。
作者称，茶铺中“休谈国事”的纸条，“直到七七炮火响了，才被撕毁。首先是一些做民运工作的，时常在茶铺宣传演讲，贴标语，散传单，一般饮者都关心国家大事，再也不能缄口。现在，看不见‘休谈国事’的纸条，这纸条被党国旗、总理、主席、总裁的相片代替了。”更清楚说明了这个告白消失的前因后果。
1945年3月，当抗战就要结束时，《新新新闻》上有一篇白渝华题为《谈谈“休谈国事”》的文章，文中写道：
在乡镇和街道背静一点的茶馆和酒店里，一进去就得看见，周红纸写的什么“休谈国事”和其他等等，不同字句的张贴，使人看见，大大的注目，真是莫名其妙。
这暗示在成都那些僻静茶铺，这类告白恐怕仍然存在。作者接着评论道：
这种表现是退化的，并不是进步的表现，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不应有这种腐败的缺点，尤其是在国家存亡的战争中更不应有，人民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关心可以说能对国家抗战发生巨大的效力和帮助，当然，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并不是读几本书的大纲或原理就可以成功的，但是，只有一定的限度，就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谈呢？脑筋富有封建制度的同胞们，不要再过分的固执了吧。这里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容纳下面三个条件：关于这样关系国家存亡之战争，对于时局的过程上，国家存亡的抗战，只要有政府领导我们，明示我们，国家大事有什么不可以谈呢？
即使他并没有对国家压制言论的行为进行批评，但也就此表达了对国家控制的不满。不过，这里作者并不打算争取真正的言论自由，只是要求谈论抗战的权利。
“休谈国事”的告白被视为成都普通民众服从权威和没有勇气公开表达政见的一个证据，但这个看法有欠公允。在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中，也有相似的告白“莫谈国事”贴在清末民初北京茶馆的墙上。虽然各地用词稍异（“休谈”、“莫谈”、“勿谈”等），但其意思完全相同。
在成都，有茶铺甚至把这个告白变成了幽默讥讽的诗句，如前面提到的“旁人若问其中意，国事休谈且吃茶。”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告白贴在茶铺本身，就是对专制、对打击言论自由的一种无声的控诉，犹如现代许多政治示威中人们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封住，来抗议当局对自由发表政见的压制。
“茶馆政治家”
抗战是茶馆政治乃至政治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可避免地谈论国事，政治从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一个热点。“莫谈国事”的告白在抗战中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所用的讲台、标语口号、传单、新闻发布、领袖像、《国民公约》、党旗、国旗等。
因此，那些喜欢在茶铺谈论政治的茶客，在成都被噱称为“茶馆政治家”。上面提到的于戏在1943年《华西晚报》上题为《茶馆政治家》的文章，便指出：自从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作者似乎也不赞成在茶铺里讨论政治，他写道：“对于国家大事，似乎用不着尔等劳心”。
他宣称并不是对政治的冷漠，而是看不惯那些每天在茶铺里自称“重视国家”、“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高声与人辩论政治，不是赞美“某某真伟大！”就是指责“某某用心叵测”。
那些“自己认为其有政治眼光”的人，经常有意故作神秘地透露一两条“重要新闻”，立即又申明这些新闻绝对不会在报纸上报道。从这个作者看来，有的所谓“茶馆政治家”真是浅薄得很。
其实，大多数所谓“茶馆政治家”还不至于如此委琐。他们一般都应该是每天读报、关心政治的人。他们经常在茶铺待很长时间，其所见所闻便成为谈资和话题。
虽然一些“茶馆政治家”颇有社会声望，但他们中许多也自以为是，认为比一般人更懂政治，总是希望成为茶馆闲聊的中心。他们一般嗓门比较大，不喜欢不同意见，因此也不时成为人们调笑的对象。
他们经常在茶铺里长篇大论，口若悬河，犹如戏台上的演员。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影响公众舆论。即使人们一般并不对茶铺议论认真对待，但茶铺给人们提供了非正式讲台，人们在那里表达政治声音，国家则以暴力压制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言论。
事实上，对国事的谈论每天在每个茶铺进行着，茶铺老板很难阻止其进行。“休谈国事”的告白，恐怕也是茶铺为逃避政府追究的一个极好策略。因为有言在先，自然“言者自负”。但事实上，政府追究下来，茶铺经常难脱干系。
如果认真读这篇文章，我们还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亦可以有各种解读方法。可能作者不喜欢“茶馆政治家”，是因为国家对爱国人士的态度，特别是对政府迫害那些敢于表达不同政见人们的不满。
从作者的观点看，既然在茶铺谈政治有风险，“茶馆政治家”是自讨苦吃，真是愚不可及；也可能作者对“茶馆政治家”对于政治不负责的议论不满，愤恨他们执迷不悟；也可能作者像许多精英一样，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配谈政治，当看到一些他们瞧不起的人竟然也敢侈谈政治，非常不舒服，甚至感到失落或威胁；还有可能作者不想这些人在茶铺中成为注目的中心，为那些不愿在公共场合表达政治的人受到冷落而忿忿不平。
实际上，尽管茶铺里的政治讨论有时显得幼稚或不合时宜，但这些讨论对许多人来说，是他们政治表达的唯一途径。一些人可能对他们所讨论的东西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因而被他人嘲弄。甚至那些不懂政治的人，也利用茶铺来发出他们的声音，同时在那里寻找知音和共鸣。
在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好机会，把它的触角深入到茶铺这个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间，并把其演变成政治宣传之工具。而且，茶铺蕴育的所谓“茶馆政治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成为国家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小茶铺，水深得很，那里藏龙卧虎，波诡云谲，表面很平静，但是可能暗流涌动。只有老茶客，惯看秋月春风，似乎一切都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是历史的观察者，甚至亲历者。如果你有机会搭乘时间机器回到民国时期的成都，一定不要忘记去茶铺里面坐一坐，说不定你还可以发现大隐隐于市的侠客呢。
国家在战时茶铺中的角色
茶铺的政治角色
抗日战争将茶馆政治和茶馆政治文化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对成都亦有着深刻的影响，川省与中央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直接对川省控制，蒋介石本人兼任四川省省长，我在档案中看到一些关于茶馆的文献甚至由“蒋中正”亲自签署。
政府和精英寻求用茶铺来进行战时教育。他们认为“必须对各方民众，施以启发，施以宣传，使人人能明了本身责任，时代要求，当前之危机，将来之希望”。这实际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战时国策。
蒋介石便在1942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茶馆、酒肆、戏院公共场所之宣传应作有计划与专人负责实施”，并提出要在茶馆中进行“消息舆论之采访”。
当时政府已经看到了茶铺所扮演的信息中心的角色，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宣传的极好的场所。为什么要利用茶铺来进行宣传呢？1941年《服务月刊》发表博行题为《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的文章进行了论证，强调了茶铺作为社交场所的重要性，把它们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荒村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铺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铺实际成为一个“救国”的舞台。
如1938年9月1日是“记者节”，春煕舞台表演三天京戏和川戏，《成都快报》称“记者献金游艺大会”，邀请许多著名男女艺人出演，这个活动得到著名班子支持。名角也积极参与，“名票名角会串，珠联璧合”，上演他们的“拿手剧目”。据称节目都是宣扬“忠勇爱国意识”。据报道，人们购票踊跃，反映了他们的“爱国热忱”。
《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对“茶馆宣传之价值与抗战之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以为“四川而论，茶馆极多”，如果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巡回利用”，那么不出一年，“宣传工作定可活跃”。文章认为利用茶铺进行宣传的好处是，可以在民众“休闲之余，交易之余”，又可以收到“宣传效果，公私两便”。
按照文章的提议，要成立讲习会，根据不同茶铺，不同听众，采用不同的宣传方法。在宣传方式上，要避免“枯燥无味”，不玩弄“术语名词”和“艰深口气”，而要“富于情趣”和“浅显明白”。要尽量运用图片、漫画等资料、各种曲艺形式等。甚至对宣传员的态度、衣着等都有考虑，如“服装不宜奢华，力求俭朴”。
精英参与了茶铺宣传活动，包括改造评书，提供新书报，在墙上贴宣传图片和标语，提倡新娱乐等。战争爆发后，虽然旧戏曲仍可上演，政府要求必须包括爱国和抗日内容。
茶铺的布置，政府也要管
据《成都市商会档案》，1941年，地方政府令各茶馆挂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画像，设置讲台，配备黑板、国民党党旗、国旗等。茶社业公会规定了必须购置这些东西的期限，“以免市府以后调查，少生麻烦”。茶社业公会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台委员会”，每个区三至五个成员，共19人。
军队也介入了战时的宣传，四川省成茂师管区司令部监督其驻地皇城附近的6条街的11个茶铺，当其发现这些茶铺都没有购置这些“宣传设备”，通过市长令茶社业公会敦促各茶铺完善这些要求。
国民党四川党部还制定了《茶馆宣传实施计划》，由成都市市长颁发，把茶铺作为宣传重要阵地。根据这个计划，成都六百多个茶铺被划分为三等，每等分别要求购置不同的宣传设备。甲等茶铺要求配置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国父孙中山画像、国民政府总裁和主席像，主席像在左、总裁像在右。
还要准备一个黑板、一个讲台、杂志和报纸、图片和标语等。乙等和丙等茶铺也要准备除讲台之外的其他全部物品。那些在规定日期没有完成要求的茶铺将被罚款，拒绝执行命令的茶铺将被查封。还要求茶社业公会报告成都所有茶铺的名字、地址和所有从业人员名单。
《成都市商会档案》中，便保存有政府发布的“茶馆之布置”，根据茶铺的经济能力、规模和等级，对布置给予了具体的要求。甲等茶铺要张贴漫画、标语、图表、图片、书报，以及用于宣传的黑板；乙等茶铺要求差不多，但图片和书籍由茶铺自行决定，黑板尺寸可以小一些；丙等茶铺必须配备漫画、标语、图表，但不要求图片、报纸和黑板。
政府甚至决定茶铺里黑板上所写的内容，设立“省动员委员会”，每周发布“时事简述”。例如，在1941年6月20日的“时事简述”有三条新闻：第一条只有两行，关于欧洲战事；第二条稍长，关于在两湖中国战场的胜利，报告多少日军死伤；最后一条关于外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500万英镑贷款的协议，以及美国拒绝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所引起的外交问题。从这些新闻我们看到，政府力图通过发布这些新闻，让人民对战争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官方还要求每个警区负责设立一个“样板”茶铺，这些茶铺有一个宣讲台，墙上有壁报，配备有收音机、留声机、四川地图、世界地图等。
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宣传，真是史无前例，显示了其高度组织化和控制力。在茶铺里，顾客所看到和听到的是官方希望他们看到和听到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新剧、贴在墙上的领袖头像、标语、公约等，是怎样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政治气氛和新政治文化。
这样，国民党通过战时的宣传，成功地扩张了其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政治控制。因此从表面上看，茶铺生活仍在继续，但是从相当大程度上，由于民族危机和政治导向，这种生活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国民公约》
作为战时宣传的一部分，政府要求各茶馆贴出《国民公约》。《国民公约》共12条，要求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背政府法令，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做汉奸和敌国的顺民，不参加汉奸组织，不做敌人和汉奸的官兵，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钞票，不买敌人的货物，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
还发布了标语口号，共九方面内容，包括除奸、兵役、驿运、防空、节约储蓄、募捐、精神总动员、新生活运动以及《国民公约》。
标语口号包括如下内容，除奸：“统一政令，贯彻军令”，“消灭汪逆伪组织”，“破坏政府法令便是汉奸”，“肃清奸徒，巩固后防”等。
兵役：“逃避兵役是最可耻的行为”，“当兵是国民的天职”，“优待军人家属”，“人人当兵抗战必胜”等。
驿运：“发展驿运，接济前方军需”，“后方运输等于前方作战”，“驿运是抗战致胜的关键”，“驿运是发动人力兽力的运输”等。
防空：“无空防即无国防”，“努力防空建设”，“建设空防，巩固国防”，“人人出力，献计杀敌”等。
节约储蓄：“力行节约，争先储蓄”，“节约储蓄，是为子孙造基业”，“利己利国，最好购买储蓄劵”，“厉行节约储蓄，增强抗战力量”等。
募捐：“有钱出钱，理所当然”，“出钱劳军，鼓励士气”，“踊跃献谷献金”等。
当官方动员民众，通过颁布标语口号，也力图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控制人民思想，发动了所谓“精神总动员”，推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反对“醉生梦死”，力图“纠正分歧错误的思想”，“革除苟且偷生的习惯”。
如果说“精神总动员”实质在于思想控制，那么“新生活运动”则着重行为规范。它以儒家教条来教育民众，宣称：“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就这样，政府运用传统观念，把人们日常生活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官方指定书报阅读
另外，官方还要求茶馆提供政府指定的书籍和报纸。这些书的内容广泛，诸如歌颂抗日英雄，谴责汉奸，动员民众，鼓吹国民党意识等。这些书包括：
赞扬抗战和古代的英雄，如《戎马集》《王铭章将军》《英勇事迹》《岳飞》。
抨击汉奸，如《汪精卫》《汪精卫卖国密约》《天罗地网》。
鼓吹国民党意识形态，如《三民主义大众读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阐释》《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实施程序》《国民参政会》《中山先生故事集》。
发动民众抗日，如《总裁告川省同胞书》《悲壮的藤县之役》《从伪满边来》《抗战与兵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革命救国言论集》。
关于社会改良的大众读物，如《四川地理》《新生活故事集》《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新新闻》《大公报》《三民主义周刊》《时代精神半月刊》等。
战时茶铺也被政府用作公关的场所。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据《新新新闻》报道，1945年6月28日成都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假座华兴正街悦来茶园，招待新闻记者公会及外勤记者俱乐部全体会员观剧”，邀请“全市各角均各上演杰作”。因为有外国记者参加，所以“戏单并备中英文两种，由新民报及战地服务团捐印”。
甚至外国组织也意识到茶铺对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根据《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记录，1945年7月，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致函成都市政府社会处，称该处的成立宗旨是为“传播新闻，灌输民众现代战争新知识”。他们注意到“成都茶馆林立，是为民众聚息之所”，计划将一些关于教育和娱乐的图片、标语和宣传画贴到茶铺，要求提供全部茶铺的名称和地址，以便“按时寄赠”。
审查剧本
政府还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查剧本。部分被审剧本目前还可从档案中看到，提供了政治怎样影响大众娱乐的第一手资料。从我在《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所看到的12个剧本中，全部都与抗日有关，题目包括：《还我河山》《汉奸题名》《汉奸的下场》《倭寇侵华图》《抗日调》《故乡曲》《吊姚营长》《国情恨》《五更叹国情》《英勇抗日》《阎锡山枪决李服膺》和《新四川》。
这些主题一些回顾日本侵华历史，一些赞扬抗日运动，一些歌颂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一些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一些历数日本军队在华犯下的暴行，一些哀叹国家的不幸，等等。这些演出形式各样，其内容和语言对唤醒和动员民众，都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例如《还我河山》描述了祖国壮丽山河，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手书的这四个大字，在全国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广为人们所知。以这四字为题可以打动人们的心灵。
这个故事揭露日本帝国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和市场，企图霸占中国领土。日本入侵满洲，建立溥仪傀儡政权。然后占领华北，摧毁中国的教育，迫使中国人学日语。在日本占领区，人民遭受极大苦难，年轻人被迫为日军服务。日军摧毁和焚烧房屋财产，并把赃物运回国内。日本杀了无数人民，许多人被活埋，妇女被强奸，人们妻离子散。这个脚本呼吁人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斗到底一条路，收复失地凭血肉。愿做壮烈牺牲鬼，不做偷生亡国奴。”
《汉奸题名》则谴责日本侵略的罪恶，把八个汉奸的名字公诸于众，全民共讨之，并揭露这些人如何成为了汉奸。
另一剧本《汉奸的下场》内容也是大同小异，警告“当汉奸捉了身首异处”，他们的家庭将受到牵连，不仅财产没收，而且名声扫地，下场可悲。
这些本子都以韵文写成，但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都与传统大众娱乐相去甚远，适应了政府宣传之需要，成为战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在发动民众参加救亡运动中，茶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肃清奸徒，巩固后防”
当战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国民党政府则以国家权力压制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其他活动。
例如，据《成都市商会档案》，1940年，地方政府要求茶社业公会“严加防范”，密切注意来到成都和重庆的陕北抗大120名学生的动向。共产党建立抗大以培养革命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对这些学生的到来十分担忧，试图监视和限制他们的活动。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茶铺不得不配合警察维持地方“秩序”。
根据《成都市商会档案》，1940年6月，警察称一些汉奸和流氓在茶铺活动，要茶社业公会提供“密报”。其实，政府对所谓“汉奸”并无严格定义，而且经常用来打击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士。例如，任何“破坏政府法令”的人，也被称为“汉奸”，企图“肃清奸徒，巩固后防”。
国家对茶铺的严密控制引起了极大的不满。1942年，《华西晚报》发表居格的讽刺文《理想的茶馆》，以讥讽的口气提出在城中心建一个“市茶馆”，设馆长、副馆长之职，茶客都必须“听从馆长之指挥，不得违抗”。茶铺中只能用“国茶”，而且“定量分配”。每客一杯，每杯茶叶量绿茶不得超过2克，红茶不得超过5克，菊花茶以3朵为限。
虽然每客冲开水次数不限，但总量不得超过半升。不过如果体重在60公斤以上者，或茶客到茶馆前在烈日下走了两公里以上者，总水量可达四分之三升。茶馆开放时间规定在早晨6—7点，中午12点至下午1点，下午4—5点，晚上9—10点。
在茶馆饮茶时间每天平均不得超过两小时，“为者以旷时费业论处”。茶客还必须申请“饮茶证”，上面两寸半身照片，其资格必须年满20岁，“有正当职务者”，而且还必须证明是“家屋窄隘或眷属不在住所，确无在家饮茶之便利者”，或“其他确有饮茶之必需，呈准有案者。”
在茶铺内，“不准看报下棋”，如果需要了解时事要闻、市场消息，则以无线电收音机“转放中央广播电台之特定节目”。茶客饮茶时还必须“衣冠整齐，正襟危坐，不得奇装异服，袒胸露臂。应沉默无语，徐徐品味，不得交头接耳，尤不得高谈阔论”。
另外，还要求茶客“准时入座”，不得“迟到早退”。饮茶前还要“全体肃立”，然后才“各就各位”。饮毕，“全体肃立，鱼贯出茶馆”。
作者有意将茶馆规章绝对化，诸如饮水量视体重、饮前肃立、鱼贯而出等，使所谓的“理想的茶馆”看起来荒谬不堪，更像一个严密控制的军营，表达了人们对国家日益增长的对日常空间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极大不满。
这里所描写的场景，让我们不由地联想到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描写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所谓“老大哥”的严密监视之下。
《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省政府颁发《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这个文件在《新新新闻》和《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可以见到），包括所有茶馆一律登记，“非因确有需要”，一般不得新开；茶馆登记后，如“某一区域茶馆过多，应逐渐取缔”，而且茶馆“不准顶让”；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等要道不得开设茶馆，“如违反者逐渐取缔”。
下列是“绝对禁止”的各项：以青年妇女当茶房、赌博、淫秽歌唱、茶座上理发捏脚、“家庭茶座”、其他“有碍风化”及公共秩序、卫生之事。所谓“家庭茶座”，其实就是禁止雅座，意思就是说不能给茶客提供隐私的保障。
以下是必须“绝对遵守”的事项：墙壁应清洁，并挂《国民公约》和“新生活运动”标语，挂卫生、防空、防毒等画报，准备书报以供阅读，乞丐不准进茶铺；有交易违禁物品，或“非法聚会”者，茶铺经理人应“立即密报宪警或主管官员”，主管官署将随时派员“到各茶馆检查”，违者视“情形轻重，分别处以处罚或令停业”。另外，该章程还规定有各项卫生规定。
政府不仅颁布对整个行业茶社业的规章，甚至还有一些规则专门是针对某一个戏园的。例如，1939年，政府同意颐和园“添设书场”，但颁布下面的规定：不准演唱淫词，只有演员才能上舞台，演员不得与观众交谈，不得做任何有伤风俗或公共秩序的事，客满后不得再售票，不得加座挡住过道，票价必须印在票上，观众保持安静，演出必须在晚9点以前结束，舞台、墙壁、地上必须每天清扫，不得雇佣任何有传染病者。违反这些规则者将面临关门的处罚，经理人将受惩。这些规定几乎涉及茶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演员和观众的行为，到卫生和营业时间。
新移民也把他们的文化带入成都，不少茶园也为从华北、华东逃难来的演员敞开了大门。根据《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记载，1939年，十七八个逃难入川艺人在成都演平剧，这个班子先是在二泉茶楼表演，但日机轰炸后茶铺关门，他们失去生计。一个演出班子要转移到另一家茶馆，也必须得到许可。1940年，广寒平剧书场（或广寒平剧院）请求许可这个班子在此演出，以解决这些难民的生计。
《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还保存了1941年锦华茶楼的经理向市政府要求允许演大鼓书的申请，说茶铺最近重新装修，符合安全和卫生规定。为了“繁荣市面”，请求允许从京津地区来的一个的班子演出，该班有十多个艺人。茶铺为此集资几百元，承诺将“每日加唱抗战歌曲，藉资宣传”。茶楼保证全部艺人都将遵守规则，所演“绝不稍涉浪漫至伤风化”。
政府派员进行调查，确认安全和卫生，强调戏班是有档次的，非一般“江湖卖艺之流”。但是调查员也提到，由于茶铺处于成都中心的春煕路，观众如此集中，如果空袭的话，将十分危险，与政府关于减低人口密度的政策相矛盾。成都市市长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允许戏班转移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段演出。
控制大众娱乐是从20世纪初以来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干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日益加强的控制中，茶铺和艺人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它们能够充分运用各种策略，与政府政策进行周旋，得以生存。
因此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活动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与经济、社会不公、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左右各种政治势力在茶铺中的力量角逐。国家试图压制任何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意识和活动，茶铺老板竭力远离政治，但经常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和茶铺的顾客拖入政治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