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笔墨出租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是为了赚钱，好满足他在圣彼得堡赌场里的欲望。福克纳和菲兹杰拉德也把自己的天赋租赁给一些暴发户。这些暴发户召集了许多写手，把他们安置在真主花园[37]，恨不得一举实现在票房大赚一把的梦想。这不管可信不可信，天才们暂时出让自己持守的传说，有点让人宽慰，并在几个月前，也弄得我手痒痒的。当时，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从缪斯那里引逗出一个值得一写的主题，有朝一日写进我定要动笔的那部巨著中，正巧，电话响了。
“米尔虫？”电话里的声音咆哮着，发出这咆哮声的那张嘴上，显然叼着一支细长雪茄。
“是，我是佛兰德·米尔虫。你是哪位？”
“科利·大格斯。不知道这个名字？”
“呃，有点说不好——”
“没关系。我是电影制片人——大制片人。天哪，你不看《影视名人》杂志？我是几内亚比绍的头号制片人。”
“说实话，我更熟悉文学行业，”我坦诚地说。
“呵，我知道。我看了你的《霍克弗莱氏编年史》，所以我想和你坐下来谈谈。今天下午三点半卡莱尔酒店见。皇家套房。我入住的名字是奥兹曼迪亚斯·洪，为的是躲开这里想出名的人一窝蜂拿着剧本来见我。”
“你怎么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我问道，“我的电话号码没登在电话簿上。”
“网上找的。是跟你的结肠镜X光片在一起的。你只要来此一趟，走运的小伙子，我俩很快就能赚个盆满钵满。”说完，他的话筒就使劲摔到电话机座上，震得我耳膜都快破了。
大格斯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这很正常。我曾明确讲过，我的生活不像电影节、大明星那般星光闪耀，而是专心致志写作的清苦型。这些年，我写了好几本关于崇高哲学主题的小说，但都未付梓。最后，施洛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书中的人物，逆时光旅行，返回古代，藏起乔治国王的假发，从而加速了《印花税法》的颁布。这本书笔锋犀利，显然触犯了权势阶层。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崭露头角、刚直不阿的天才；在掂量着大格斯让我去卡莱尔的要求时我小心谨慎起来，免得把自己出卖给好莱坞某个幻想借用我的灵感写出电影剧本的低俗鸭嘴兽。这件事，想起来，既让我反感，又挑起我的自我意识。毕竟，要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喧嚣与骚动》的先人，都应允西岸那些贪求名望者的请求，借以糊口的话，米尔虫夫人的小宝贝又为何不能呢？我对气氛和性格的鉴赏水准，将大放异彩，也反衬出摄影厂雇佣文人的陈腐麻木。对这一点，我信心十足。当然，我的壁炉台上要是有一尊小金人，而不是现今摆在那儿、不停地啄嘴的塑料小鸟，会更好。暂且告别严肃的创作，存上一些钱来补贴我的《战争与和平》或《包法利夫人》，未尝不合情合理。
于是，我穿上作家常穿的粗花呢上衣，两个臂肘带着补丁，戴上爱尔兰式呢帽，走进卡莱尔酒店皇家套房，去见自诩的大人物，科利·大格斯。
大格斯身材矮胖，头发只可能是打免费电话从假发商店订购的那种。他脸上混杂着簇簇斑点，形成毫无规则的点与线，像是莫尔斯电码。大格斯穿着睡衣，披着酒店里毛茸茸的睡袍，还有一位体形美如天成的金发美女相伴。她身兼秘书和按摩师，显然精通几招最普通不过的办法，可以帮他疏通常年堵塞的鼻孔。
“我开门见山，米尔虫，”他说着，朝卧室点点头。他身材丰满的门徒起了身，婀娜多姿地走向卧室，只花了两分钟，就系好了吊袜带。
“我知道，”我从维纳斯神殿回到人间，说道，“你读过我的书，对我的文笔充满视觉效果有印象，所以，你想要我创作电影剧本。当然，你清楚，即使我们数学都极好，我也要坚持在艺术上拥有全权。”
“没错，没错，”大格斯嘟囔着，没理会我的最后通牒。“你知道什么是编小说？”他弹出一片胃舒平，说。
“不大知道，”我回答。
“就是电影卖座的时候，制片人雇几个傻瓜，把电影编成一本书。懂了？宣传电影的平装本——完全是给没文化的人看的。机场或是购物中心书架上，就是这种废品。”
“呃，”我说，开始觉出一种致命的压力，以貌似温和的骗人方式，逼近我的腰部。
“但是，我生来显贵，不跟文字工匠做交易。我只和诚心诚意的人交往，所以，我在此告诉你，上星期在一家乡村小店，你的最新著作引起了我童稚般的好奇。我可是从未见过，降价处理的书，竟摆在商店卖引火物的柜台上卖的。书我没看完，但是，趁着瞌睡虫还没来，费力看了三页，我就知道了，面前这位作者是海明威老爹之后最不寻常的文字匠。”
“说实话，”我说，“我从未听过编小说。我的行业是严肃文学。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至于我的第一本书，我会让你认识《理发师杂志》的文化编辑——”
“是呵，是呵，可每一位莎士比亚都要吃饭，要不，动笔写作之前，也会发牢骚。”
“呃，”我说，“能不能喝点水。我有点离不开这些佳静安定片了。”
“你放心，小伙子，”大格斯提高声调，抑扬顿挫地说，“所有得了诺贝尔奖的人都替我工作。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侧厅里，体态丰满的文秘伸出头来，像唱歌一样说，“科利，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来电话，说他家里没粮草了。他问你能不能再让他多编点小说。”
“告诉老加，我一会儿给他打回去。小菜一碟，”这位制片人打了个响指。
“你要我把哪部电影编成小说？”我试探地问了一句，有点气短，“是爱情片？警匪片？还是动作片？我是出了名地擅长白描，尤其擅长屠格涅夫式的田园风格。”
“俄国佬又怎么样，”大格斯大叫着，“去年，我曾想把斯塔沃罗金[38]的忏悔改成歌舞剧，搬上百老汇。可是，所有赞助人都得了猪流感。这可是桩骗局，小子。我正巧拥有一部经典电影的版权，是‘活宝三人组’[39]主演的。是几年前和雷·斯塔克[40]玩牌时赢的。对这三位最难管束的小丑来说，这可是个表现的机会。我已经从正片中挤出了所有油水——电影院、外国电视、国内电视——但我怀疑，仍能从小说里再榨出点值钱的东西。”
“关于‘活宝三人组’？”我不敢相信，问道，声音直接升到高八度。
“我不用管你是否喜欢他们。他们只是一门生意。”大格斯吹嘘道。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身，拍了拍衣袋，找我应急的止痛药。
“等一等，等一等。你还没听到情节呢。全是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过夜的事。”
“没关系，”我说，朝门口凑过去，“我有点晚了——有朋友正在建一座仓房——”
“我订了一间放映室，让你先看一遍，”大格斯说，不理会我的抵制。到了现在，我的抵制已经全然变成了惊恐。
“不了，谢谢。我可能已经江郎才尽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却被这位大人物打断了。
“来吧，小伙子。要是像我的长鼻子嗅到的那样有赚头，这三个实实在在的坏小子能拍无数个短片。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得到将整个拍摄过程编成小说的版权。你将做我的主要写手。你可以在六个月内捞走足够的大钱，剩下一辈子都可以鼓捣艺术。只要给我几页小样，让我确认你的才能就行。说不准，经你的手，编小说最终将趋于成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那天夜里，我内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要用卡蒂萨克[41]蒸馏厂出产的温柔琼浆，才能压下烦人的抑郁。不过，还得老老实实地承认，赚足了银两，以便不必饿着肚子创作下一部名著的想法，让我心动。不仅仅财神的低语在我耳边响起，大格斯的本能也有可能找对了方向。也许，我是个马赫迪[42]，受命把编小说这种文学垃圾的幼苗扶正，赋予深度，赋予尊严。
我突然一阵欢欣鼓舞，灌了大量黑咖啡，冲到电脑前。天明时分，我完成了任务，经受了挑战，急于交到我的新恩人面前。
真讨厌，他的“请勿打扰”的牌子直到中午才拿下来，我终于按了门铃，进了屋，见他正在大嚼早餐。
“三点再来，”他表示，“来时找莫瑞·张维尔。有人把我住店登记的名字传出去了。这里挤满了杂志中心插页上的大美女，争抢着要试镜头。”我很是可怜他的窘况，随后几个小时里，把几个句子推敲得尽善尽美。到了三点，我拿着在精致打印纸上重新打好的作品，又走进他华贵的住处。
“给我念念，”他咬下一支走私来的古巴雪茄烟的头，朝仿制的乌特里洛[43]的画作方向吐去，命令道。
“给你念念？”要向他口头呈交我的文稿，我吃了一惊，问，“你是不是自己读？这样能在脑子里读出微妙的词语的节奏。”
“不了，听你念我更能感觉。另外，昨晚我把花镜忘在了猫头鹰餐厅。开始吧。”大格斯把两只脚放在咖啡桌上，下了命令。
“堪萨斯的橡树村，位于广阔无垠的中部平原极为荒凉的地带。”我开始念，“田野上，曾星罗棋布着农场，农田里长着玉米和小麦，生机勃勃。现在，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农业补贴本来是要促进繁荣，可却适得其反。”
大格斯的眼睛开始发亮。那可恶的方头雪茄使他头上罩着一圈厚厚的烟雾。
“一辆破旧的福特车停在一栋空无一人的农舍前，”我接着念，“车上走出三个人。满头黑发的那个人很是平静，毫无任何理由地用右手抓住秃顶人的鼻子，慢慢拧着，逆时针转了一个大圈。大平原上，一声凄厉的嚎叫刺破了宁静。‘我们受苦受难，’满头黑发的人说，‘这该死的人类生存，纷乱的暴力。’”
“与此同时，第三个人拉瑞，晃进了屋，不知怎么，把自己的脑袋套进了一个陶瓷坛子。突然间，一切变得如此可怖，如此漆黑，拉瑞在屋里瞎乎乎地摸索。他很想知道生活当中，或是整个宇宙中的任何构想，有没有神灵，甚或有没有任何目的。正想着，黑发人进来了，抄起一个大木槌，要把坛子从这位伙伴头上砸下来。叫做莫伊的人，多年来对人的命运的空洞无物的荒诞不经一直忧心忡忡，憋足了怒火，打碎了陶罐。‘我们至少能自己选择，’秃顶克利哭泣着，‘命定要死，可又自由选择。’说着，莫伊的两个手指捅进了克利的双眼。‘呵，呵，呵，’克利嚎叫着，‘这世界根本毫无正义。’他把一根没剥皮的香蕉插进莫伊的嘴里，猛地推了进去。”
听到此，大格斯忽然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停，别念了。”他说，直直地站着。“这可真棒。这是约翰·斯坦贝克，是卡波特，是萨特。我闻到了钱味，看到了荣誉。这是为敝人赢得名誉的高质量产品。回家去准备行装。你和我先住贝莱尔[44]，再等更合适的地方空出来——带游泳池，也许还带三个洞的高尔夫球球场的地方。噢，或许海夫[45]能让你在他的庄园住上一段时间，如果你更愿意的话。同时，我给我的律师打电话，锁定整个‘活宝’系列作品的版权。这是古腾堡村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不用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科里·大格斯顶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字出现。我手里拎着旅行袋，返回卡莱尔酒店时，他早就走了；是去了意大利里维埃拉，或去了土库曼斯坦电影节，还是去了几内亚比绍查看利润如何，前台接待员不大清楚。在此要说的是，事实证明，追赶一位从不使用真名真姓的风云人物，是太难为一个叫米尔虫的舞文弄墨的可怜虫了；我绝对肯定，这对福克纳或菲兹杰拉德而言，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