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焦虑
在对今日神经症作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将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结尾撇下的话头，明确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内涵。这样做非常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核心，因此我们不得不一直与焦虑“打交道”。
之前，我将这个词作为恐惧的同义词，由此可见它们之间关系的紧密性。事实上，这两个词都是面对危险时表露出的情绪反应，且都伴随着种种生理感受，如颤抖、出虚汗、剧烈心跳等。这些生理反应有可能极度强烈，以至于突发强烈的恐惧感甚至会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仍然存在着差异。
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孩子长了一些丘疹或得了轻微感冒就担心孩子会死去时，我们将这称作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非常害怕，我们就称这种反应为恐惧。如果一个人只是站在高处或者对自己所熟知的领域进行讨论，就会感到非常害怕，我们将这种反应称为焦虑；而如果一个人害怕自己在暴风雨中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将这种反应称为恐惧。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对这两者进行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是一种对危险不相称的反应，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一种反应。[7]
这种区分的一个瑕疵是，其反应是否适当取决于特定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是，即使这种常识认为某种态度是毫无根据的，神经症患者也能毫不费力地给其行为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如果你告诉患者他害怕遭到疯子攻击的担忧，乃是一种精神病态的焦虑，那你们将陷入无尽的争论中。神经症患者会指出，他的恐惧是实际存在的，并列举出实际发生的例子。同样，如果谁认为原始人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危险的不恰当反应，他们也会同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举例来说，如果在某个原始部落食用某种动物是一种禁忌，而该部落的某个原始人不巧吃了这种动物，那么这给他带来的恐惧感将是致命性的。作为一个外来者和旁观者，你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反应，这种恐惧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但一旦你了解了这个部落关于禁止食用某种肉类的信念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违禁行为对部落成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对他们狩猎或捕鱼的地方造成危险，还可能使整个部落罹患大病。
但是，我们发现原始部落存在的这种焦虑，和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焦虑是有区别的。神经症性焦虑的内容并不涉及共同信仰的观点，这与原始人的焦虑不同。但不管哪一种焦虑，一旦明白了这种焦虑的含义，那种认为它是不恰当性反应的看法就会被打消。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着恒久的焦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死亡又有一种隐秘的渴望。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再加上他们对死亡所打的如意算盘，就会对即将发生的危险产生强烈的恐惧。如果我们对所有因素都有所了解，就会认为他们这种对死亡的焦虑反应乃是恰如其分的。从另一个简化的例子，我们发现，当人们置身悬崖边缘、站在高楼窗户旁或高架桥上时，就会感到惊吓恐慌。这里也是一样，从表面来看，这些恐惧反应也是不恰当的，但这种情景可能会让他面对或在心中激起一种在生存愿望和出于某些原因想从高处跳下去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内心冲突可能会导致焦虑的产生。
所有这些思考都表明定义需要完善。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引起恐惧的危险因素，通常都是明显且客观的；而引发焦虑的危险因素，常常是隐晦且主观的。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度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至于为何如此焦虑，焦虑者本人也尚不能知晓。
对恐惧和焦虑进行区分的实际意义在于，试图采用劝说的方式来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无用的。他们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际情景，而是他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情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发现某些情境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
在说明了焦虑的含义后，我们要进一步弄清楚焦虑发挥的作用。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极少能意识到焦虑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而言，他们只记得自己童年时期曾有过的一些焦虑，他们做过的一两次令其感到焦虑的梦；或者在其正常生活轨迹外的情境中，感到极为焦虑，例如，与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交谈之前，或者即将考试之前。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绝不是一致的。一些神经症患者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焦虑所困扰，而焦虑的表现变化多端：它可能以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焦虑；也可能与特定的活动或场景相联系，例如：恐高、害怕上街或公开表演；还可能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自己精神失常、担心患上癌症、担心吞下异物等。其他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的焦虑时有时无，有时候能够意识到产生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则意识不到，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非常重要。最后，还有些神经症患者只能意识到自己有抑郁感、自卑感、性生活紊乱等情形，但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现在或者曾经有过任何焦虑。但是，进一步的调查常常发现，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准确的。在对他们进行分析时一定会发现，其潜藏于表面的焦虑与第一组患者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使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他们之前潜在的焦虑，这样他们就可能回忆起那些让他们感到焦虑的梦境以及感到非常不安的情景。然而，他们承认的焦虑程度，并不会超过正常限度。这表明：我们可能具有自己所不知道的焦虑。
若以此种方式呈现，表明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并未得到充分揭示。这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有爱、愤怒、怀疑的感受，这些情感转瞬即逝，几乎不会进入意识，且又如此短暂以至于我们很快便将其抛之脑后。这些情感可能是昙花一现，无关紧要的，但它们背后却同样有着巨大的动力作用。对一种感受的觉察程度，并不能说明其程度和重要性。[8]用到焦虑上，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能存在焦虑却不知，还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在我们生活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力摆脱焦虑或者避免这种情绪。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情感。那些经历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再次体验那样的折磨。除此之外，焦虑所包含的某些因素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无助感即是其中之一。个人面对巨大危险时，仍可能是积极勇敢的；但是饱受焦虑之时，他却感到，事实上也是如此，是非常无助的。承认这种无力感对于那些将权力、地位以及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而言，是尤其不能容忍的。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实际表现与预期不相符时，就会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就如同这种感受证明了他们的软弱和懦弱一样。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非理性。对一些人来说，他们难以忍受自己被非理性因素所控制。他们内心隐秘地感到自己处于被自身非理性冲突力量所淹没的危险中，或自动地把自己训练成严格服从理性的支配，因此他们绝对无法有意识地忍受任何非理性因素。除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一种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重点强调理性思维和理智行为，并将非理性，或者那些看似非理性的东西视为是劣等的。
就某种层面而言，与此相联系的是焦虑的最后一个因素：正是通过这种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已经偏离了正轨。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警示，让我们对自己进行彻底地检查。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将其看成一种警示，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都是一种警示。没有人喜欢这样的警示，甚至可以说，我们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身的某些态度。但是，一个人越是绝望地感到正陷入自身恐惧和防御机制的复杂关系之中，他就越是活在那种自己完美无瑕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正确的这种妄想中；如果有间接或含蓄的暗示指出——他自身有些错误或是需要改变，他越是持拒绝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方式避免焦虑：将其合理化，否认焦虑，麻痹自己，避免那些能引起焦虑的思想、情绪、冲动和境遇。
第一种方式即合理化，是对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其实质在于将焦虑转化为合理的恐惧。如果我们无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值，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想象这种转变带来的变化并不大。一位过度焦虑的母亲，事实上只是关心她的孩子而已，不论她是否承认自己的焦虑，或者将焦虑解释为一种合理的恐惧。然而，我们可以实验无数次，如果试图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而是焦虑，暗示她的反应与实际的危险不相符，且包含着个人因素，她会拒绝这种解释，并竭尽全力证明你是错误的。难道玛丽不是在育婴室感染过这种传染病吗？难道强尼不是因为爬树摔断过腿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难道她自己不是完全出于爱与责任才那样做的吗？
无论何时，当我们遇到这种为其非理性态度进行激烈辩护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对那个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性作用。这样的母亲，觉得她可以在这种处境下主动做些什么，而不是被情绪所困以至于感到无能为力；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反而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自豪；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非理性态度，反而会认为其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警示，还会继续将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以此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真实动机。最终，她要为这种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那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焦虑。尤其是，她的孩子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而且，归根结底，她不愿意去意识这些，因为她内心深处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可以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能获得只能由这种改变而带来的所有好处。
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将焦虑看成是合理恐惧的倾向，不论其内容是什么：对生育的恐惧、疾病的恐惧、饮食不当的恐惧、灾难或贫穷的恐惧。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焦虑，将其排除在意识之外，我们并不能真正摆脱焦虑。这时候，一些生理现象会伴随焦虑或恐惧情绪产生，例如，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等；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慌乱不安、无故冲动和麻木纳呆等。当我们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和生理现象；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可能确实存在，并成为受到压抑的焦虑的独有表现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自身能够意识到的只是一些外在情况，如：某些场合下会频繁上厕所，在火车上会经常呕吐，有时还会夜间盗汗，且这些状况并没有任何生理原因。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者试图去克服它。这类似于发生在正常水平上的情况，即通过全然无视恐惧来试图摆脱恐惧。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士兵身上，其为了克服恐惧而表现出英勇的行为。
神经症患者也会通过做出有意识的决定来克服焦虑。举例来说，有一个女孩儿，直到临近青春期都深受焦虑折磨，特别是与入室盗窃相关的焦虑。但她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她自己会独自一人睡在阁楼上，或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行走。她带来做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其态度的种种变化。事实上，很多时候梦中都包含着可怕的情境，但是每一次她都能勇敢面对。其中一个情景是，一个晚上，她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走到阳台上大喊：“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入室盗窃的恐惧。但引发她焦虑的内在因素并未发生改变，所以，由于焦虑所导致的其他后果并未消失。她仍然非常孤僻、胆怯，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没用的人，且无法从事任何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通常没有这样富有自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通常是自发进行的。然而，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做决定的自觉意识程度，而在于其所达成的结果。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达到的也只是缓解或消除特殊的焦虑表现形式，就好像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入室盗窃一样。我并不是要低估这一结果，它不仅可能拥有实际的价值，也可能在增强自尊心的过程中具有心理价值。然而，这种结果通常会被高估，因此，必须要指出其负面影响。[9]事实上，在这一结果中，不仅人格层面的基本动力没有发生改变，而且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其内在紊乱的明显表征，同时，也就失去了促使他们解决困扰的动力源。
对焦虑不顾一切地抑制，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且常常不易被正确地察觉。例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些特定情境中表现出的攻击性，通常被看成是真实敌意的直接表达；而实际上，却可能是他们在感受到攻击的压力下，不顾一切地想要征服自己的内在胆怯。虽然有些敌意确实存在，但是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夸大其感受到的攻击，他的焦虑促使其克服自身的胆怯。如果忽视了这点，我们就可能会出现将这些莽撞行为错当成是真正的攻击行为的危险。
摆脱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可以有意识地、不加掩饰使用酒精或药物来达到麻痹目的。但是也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而且这些方法之间没有明显联系。其中一种是由于害怕孤独而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不管这种恐惧是否被意识到，或者仅仅是一种模糊的不安，都不可能改变真实的处境。另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一点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质，以及周末或节假日的不安中看出来。对睡眠的过度需求，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尽管这种过度的睡眠无法使人的精力得到充分恢复。最后，性行为也可以被视为释放焦虑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强制性自慰是由焦虑所引发，却没认识到，所有的性关系均可能是由焦虑所导致的。那些将性行为作为消除焦虑主要手段的人，如果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即使是在很短时间内没法得到，也会变得极为焦躁不安。
摆脱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为彻底的，它包括避免所有引发焦虑的情境、想法和感受。这可能是一个意识过程，就像害怕跳水或爬山的人会避免这些活动一样。更确切地说，个体能够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避免焦虑。但是，他也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回避焦虑的方式。例如，他会无意识地拖延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迟迟不做决策、不去看医生、不予回信等；或者会主观地认为那些自己关注的事情（参与讨论、给员工下达命令、将自己与他人断绝关系）并不重要，或者装作自己不喜欢这些事情，并以此抛开它们。因此，一个担心在派对中会被忽视的女孩，很可能会让她自己相信自己并不喜欢社交聚会，而干脆避免参加舞会。
如果进一步深入这一点之中，即这种回避是自发发挥作用的，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现象。抑制就是不能做、无法感知或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在于避免个体尝试去做这些时所引发的焦虑。此时，意识层面并不存在焦虑，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态。抑制以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存在于癔症性功能丧失中：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语或癔症性肢体瘫痪。在性领域中，性冷淡和阳痿就是这种抑制的代表，尽管性压抑的结构可能更为复杂。在精神领域，往往表现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形成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人交往不畅等，这些都是常见的抑制现象。
用一些篇幅来列举抑制现象很有价值，这样可以使读者对抑制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但是，我认为这项工作不妨留给读者来做，让他们自己回忆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察。因为抑制的作用在当下已经是众所周知，如果它得以充分发展，那么很容易就能将其辨认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简单地考虑一下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会低估压抑作用发生的频率，因为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究竟存在多少压抑。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的欲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例如，我们先要意识到自己有哪方面的野心，才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有哪些抑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不是时刻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当然不是。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人，他在听一篇论文宣讲的同时，对这篇论文有了某些批判性思考。这时，轻微的抑制作用会使此人羞于表达自己的批判性想法；强烈的抑制作用会妨碍其思维的形成，从而导致其在讨论结束之后或者第二天早晨，才能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甚至，抑制作用可能会更严重，以至于其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批判性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他压根儿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却很有可能会倾向于盲目接受别人说的一切，甚至会非常钦佩那些言论，且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任何压抑。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妨碍我们的愿望或冲动，那我们也就根本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
第二种可能会阻止我们意识到抑制作用的因素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即当抑制在个体的生命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时，他会更加坚信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例如，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与任一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使他每次工作尝试后都会产生强烈的疲惫感，这时个体就会坚信自己不够强大，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如果承认了自己身上的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让自己置身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再次回到文化因素中。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与文化或现存意识形态中所认可的抑制形式相吻合，那么，这种抑制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到意识之中。不敢接近女性的患者，由于习惯于从女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抑制行为。对自身需求有所抑制的倾向，很可能是建立在“谦虚是美德”的信条上。我们可能无法对政治、宗教中居统治地位的条条框框产生任何批判性思维，且根本无法意识到这种抑制，因而，我们也就完全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着与受惩罚、被批判或是遭孤立有关的焦虑。但是，为了更好地判断这种情形，我们必须详细地了解个体因素。缺乏批判性思维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抑制，也可能是由于思维惰性、愚昧，或者确信自己真的与主流教条完全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我们不能识别出存在的抑制作用，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要识别并确认这些抑制倾向也很困难。但是，即使假设我们能将其全部识别出来，我们对抑制发生频率的估计还是会偏低。我们要将所有这些反应都考虑在内，尽管这些反应还只是尚未完全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却处于臻于成熟的途中。在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与这些事相关的焦虑，却会对我们行动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进行一项能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活动后，就会产生紧张、疲惫和衰竭感。举个例子，我的一个病人（她正在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惧，但仍然对此心存许多焦虑）在星期天上街散步时，就会感到筋疲力尽。我们从她能够完成繁重家务而不感到丝毫疲惫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其这种精疲力竭并非由生理上的劳累所致。恰恰是与户外散步有关的焦虑导致了疲惫感。这种焦虑已经减少到足以使她能够在户外散步，但还没有减少到不使其感到虚弱的程度。事实上，许多机体障碍常常被归咎于过度工作，但实际上并不是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对工作的焦虑或是对同事关系的焦虑所引发的。
其次，与特定活动相关的焦虑会导致与该活动的相关功能遭到损坏。例如，如果是一种与下达命令相关的焦虑，则此命令会以带有歉意的无效方式发布出来；而对骑马的焦虑，会使人无法驾驭马匹。对这种情形的意识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个体可能会意识到焦虑阻碍其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任务，或者他可能隐约觉得自己无法将某事做好。
第三，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破坏活动本身可能产生的欢愉。对于轻微的焦虑来说不存在这种现象，相反，轻微焦虑会促使个体产生额外的热情。带着些许担忧坐过山车，会使这个过程更加令人兴奋；但若带着强烈的焦虑情绪，将使这个过程变成一种折磨。一种与性关系密切相关的强烈焦虑，会使性关系变得索然无味；而如果个体不能意识到焦虑，他就会觉得性关系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一点可能会引起困惑，因为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以成为避免焦虑的方式，现在我要说的是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这两种陈述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既是一种逃避手段，又是焦虑所产生的后果，这是一个理解心理现象困境的简单例子。心理现象往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那些数不清的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在心理学知识领域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讨论如何保护自己以免受焦虑影响的目的，并不是对所有可能的防御机制进行详尽的揭示。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避免焦虑的更为彻底的方法。现在，我的主要关注点是证实以下主张：一个人实际存在的焦虑要比他意识到的多得多，还有些焦虑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同时，也为了指出一些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之处。
因此，简单来说，焦虑可能被生理上的不适感所掩盖，例如：隐藏于心跳过速和疲劳感背后，也可能被一些看似合理的恐惧所掩盖，它也可以驱使我们去酗酒或是沉迷于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因。我们还常发现，它是使我们无法做或者无力享受某事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它是隐藏于各种抑制背后的动因。
由于某些将在后面章节讨论到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了大量焦虑。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建立了一种或几种我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个体的神经症越严重，其人格被这种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的程度就越重，他无法做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就其生命力、精神状态或者教育背景而言，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去做这些事。神经症病症越严重，他身上存在的抑制就越多，这些抑制倾向不仅微妙还很强大。[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