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恶感
在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中，罪恶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些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感受可以得以公开、丰富地表达；在另一些患者身上，这些感受被掩饰了，但他们会通过行为、态度、思考和反应的方式表现出来。我首先要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来描述能标志着罪恶感存在的各种外在表现。
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神经症患者通常会将自己的遭遇解释为他不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这种感觉可能是非常模糊且不确定的，或者它可能依附于某些被社会禁忌的想法和行为，例如：手淫、乱伦的愿望、希望亲人死去的愿望等。稍有风吹草动，这类人就会产生罪恶感。如果有人提出要见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方是因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跟自己吵架的。如果朋友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或是看望自己，他就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得罪了他们。如果有些事情出现了失误，他就会认为是自己的错。即使其他人犯了很明显的错误，并虐待了他，他仍会想方设法地为此而责备自己。如果发生了任何利益或是观点的冲突，他会盲目地认定其他人是对的。
这种潜在的、随时准备出现的罪恶感与那些无意识的、明显被压抑的罪恶感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动态变化的。后者往往以一种自我谴责的方式出现，而这种自我谴责通常是幻想性的，或至少是过分夸张的。神经症患者为了使自己在自己和他人眼中，看起来是正当合理的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战略性价值没有被清楚认识到时，也同样表明了这些应该被搁置起来、自由游离的犯罪感的存在。
神经症患者萦绕于心头的被发现或是被否定的恐惧，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弥漫性罪恶感的存在。在他同精神分析医生讨论的过程中，会表现得好像他们之间是罪犯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因此，在分析中，他很难与医生合作。医生为他提供的每一个解释，他都当作是一种责备。例如，如果分析师指出，在某种防御性态度背后隐藏着焦虑，他就会这样回应：“我知道我是个懦夫。”如果分析师指出，他不敢与人接触是因为害怕遭到拒绝，他就会接受这一解释，并且说他只是想让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对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避免任何形式的被人反感的需求。
最后，如果发生了不利的事情，例如：失去了一次机遇或是发生了事故，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明显感到更轻松自在了，甚至其某些神经症症状也消失了。对这种行为反应的表面观察，以及他有时候似乎会安排一些不利的事情发生的事实，会导致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假设：即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异常严重，以至于他形成了一种接受惩罚的需要，以此来摆脱这种罪恶感。
因此，似乎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神经症患者身上不仅存在着强烈的罪恶感，且这些罪恶感还对其人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尽管这些证据显而易见，我们仍必须追问，神经症患者这些意识到的罪恶感是否确实是真的，那些表明无意识罪恶感存在的症状和态度是不是可以另作解释，有许多原因促使我们产生了这些疑问。
罪恶感，与自卑感一样是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并不急于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阻止任何将他从这种感觉中拯救出来的尝试。这种态度本身就足以说明在其坚持自己罪恶感的背后，如同自卑感一样，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另一个原因也应该引起注意。对一些事情真正感到后悔或惭愧是非常痛苦的，向其他人表达这种感受更加令人感到痛苦；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与其他人相比，更不会这样做，因此他害怕遭到反对。但是，对我们所说的罪恶感，他却很乐意表达。
进一步来说，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被经常解读为标志着潜在罪恶感的自责，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因素。不仅是在其具体的自责中，而且在他认为自己不值得获得友善、赞扬以及成功的那种弥散性的感受中，他都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显而易见的夸张到完全的幻想。
用来对那些不是真正表达罪恶感的自责进行说明的另一个事实，就是神经症患者本人在无意识中，根本不相信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即使，在他似乎被这种罪恶感淹没之时，如果其他人对他的这种自责信以为真，他就会变得非常愤怒。
后一种观察导致了最后一个原因。在讨论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时，弗洛伊德曾指出，这种表现出来的罪恶感，同应当与之相伴随的谦卑感的缺乏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神经症患者在宣告自己毫无价值的同时，又会强烈地要求其他人关心体谅并崇拜自己，并且还明显地表现出不愿意接受一点点批评。这种矛盾表现得异常明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对报纸上所报道的每一次犯罪都能感到模糊的罪恶感，并且为每一个家庭中发生的死亡而责备自己。但当她的姐妹只是温和地责备她不应该要求那么多的关心时，她就会突然大发雷霆以至于晕倒在地。但是，这种矛盾有时并不是这么明显，更多的时候都隐藏于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将自己的这种自责态度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对自己合理的自我批评态度，他对批评的敏感性可能会被一种信念所掩盖，即如果批评是以一种友好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提出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但是这种信念，仅仅是一种掩护，并且同事实相矛盾。即使是很明显的友好建议，他也可能会以极为生气的方式来回应，任何形式的建议都暗含着对他不够完美的批评。
因此，我们如果仔细地检验罪恶感的真实性，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很多看似罪恶感的现象，不过是焦虑的表现或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某种程度而言，正常人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与害怕人相比，害怕上帝被认为更高尚，或是用非宗教的言语来说，就是因为良心而拒绝做某事，比由于担心被逮到而做某事相比更为高尚。许多丈夫宣称自己对妻子忠诚是出于良知，而事实上，仅仅是害怕自己的妻子。正是由于在神经症中存在着大量焦虑，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更倾向于用罪恶感来掩盖自己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而且害怕那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预期结果。这些期望具有的性质取决于当下的情景，他可能对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以及抛弃有一种夸张的想象，又或者他的恐惧完全是含糊的。但是，不论其本质是什么，他的恐惧都会在相同的点被点燃，我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对反对的恐惧，又或者，如果这种对反对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信念，就可以称之为怕秘密被揭穿的恐惧。
在神经症中，这种对不赞同的恐惧非常普遍。几乎每个神经症患者，即使表面看起来非常自信，并且对他人的观点漠不关心，都对被反对、被批评、被指责和被揭穿非常恐惧和敏感。正如我所提到过的，对反对的恐惧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其潜在罪恶感的标志，换言之，被认为是这种感受的一种结果。具有批评性的观察却使得这一结论变得非常可疑，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经常会发现谈论某种经历或是思想非常困难，例如：那些关于死亡的愿望，手淫、乱伦的愿望，因为他对这些想法感到非常罪恶，或更确切地说，因为他相信自己为此感到罪恶。当他获得了充分的信心来谈论它们时，并意识到这些想法没有遭到反对，这种“罪恶感”就消失了。他之所以感到罪恶是因为，作为其焦虑的结果，与其他人相比他更依赖于大众意见，因此他天真地将这种意见错误地理解为自己的判断。进一步来说，即使在他决心说出造成这些罪恶感的经历使得罪恶感完全消失，他对反对的总体敏感性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使我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罪恶感本身并不是造成对反对的恐惧的原因，而是怕遭到反对的结果。
既然，对反对的恐惧在罪恶感的发展和对其理解中如此重要，我在这里要插入一些对其某些内涵的讨论。
对反对的恐惧可能会盲目地涉及所有人，也可能仅仅是对朋友，虽然通常来说，神经症患者无法正确地区分朋友和敌人。最初，这种恐惧仅涉及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仅涉及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种恐惧也可能内化。这种情况发生得越频繁，与同自我的反对相比外界的反对就变得越不重要。
对反对的恐惧会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表现为不断地害怕惹恼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害怕拒绝别人的邀请，害怕提出反对意见，害怕表达任何心愿，害怕无法遵守既定标准，害怕任何形式的引人注目。它也表现为不断地担心其他人会了解他，即使当他们感到其他人喜欢自己时，他也倾向于表现出退缩，以免对方一旦了解自己便将自己抛弃。这种恐惧也可能表现为极度不愿让他人对自己的私人事物有所了解，或是对别人提出的任何无关紧要的问题表现得极为生气，因为他认为，别人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企图窥探其私事。
对反对的恐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使得分析过程对精神分析医生而言非常艰难，对患者而言非常痛苦。尽管每一次个人分析都不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患者一方面渴望医生的帮助，渴望得到理解；与此同时，他又会将医生作为一个危险的入侵者而反对他。正是这种恐惧，使得患者表现得像是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像罪犯一样，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所有真实想法，并设法将精神分析医生引入歧途。
这种态度也可能出现被迫忏悔的梦境中，而他对这种忏悔感到非常苦恼。我的一个患者，在我们快要揭示其所压抑的倾向时，做了一个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在梦境般的岛屿上不时地寻找庇护的习惯。在梦中，这个男孩成了某个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被法律所约束，法律禁止让外人知道小岛的存在，并要处死任何可能的入侵者。有一个为这个男孩所爱的人（以某种伪装的形式代表着精神分析医生），发现了通往这座岛的道路。根据法律，他应该被处死。这个男孩却可以救他，只要发誓自己永远不再回到岛上。这是对冲突的艺术化的表达，这种冲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贯穿分析始终，反映了对医生喜爱和恨意的冲突，因为医生想要入侵其隐秘的思想和感受，这是患者一方面想要为保守自己的秘密而战的冲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放弃这个秘密之间的冲突。
如果对反对的恐惧不是由罪恶感所产生的，那就会有人问，为什么神经症患者会如此担心自己被觉察和反对呢？
引起怕遭到反对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患者向外界和自己所展示的“面孔”（Facade）[26]，与隐藏在这面孔背后的所有被压抑的倾向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神经症患者因为不能与自己成为一体，因为必须维持所有的伪装而备受痛苦——这种痛苦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大，但他仍然费尽心力来保护自己的这些伪装，因为它们是能够保护其免受潜在焦虑困扰的屏障。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正是那些他必须试图加以隐藏的事构成了其对反对的焦虑的基础，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种“罪恶感”消失之后，仍然不能将他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事实上，需要改变的东西很多。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其人格中的不诚实，或者说，是人格中神经症的那部分不诚实，造成了他对反对的恐惧，他害怕被发觉的正是这种不诚实。
说到其秘密的具体内容，通常来说，他首先要隐瞒的就是，用攻击这一术语来掩盖的总和。这一术语在使用中，不仅包含其反应性敌意（愤怒、报复、嫉妒、侮辱他人的愿望等），还包含他对其他人的一切秘密需求。鉴于我已经深入讨论了这些需求，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就足够了：他不想依靠他自己，他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相反，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坚信要依赖他人而生活，不论是通过支配、剥削或是通过感情、“爱”和顺从的方式。一旦他的敌意性反应或是需求被触及，焦虑就会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感到罪恶，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他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支持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其次，他想要隐瞒的是，他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不安全以及无助，他完全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他要隐瞒自己非常焦虑。出于这个原因，他需要营造一种自己强而有力的假象。但是，他对安全感的特殊追求越是集中在控制欲上，他的骄傲就越是与力量相关，就越是彻底地轻视自己。他不仅感受到软弱的危险，还将软弱感看成是可鄙的，不论在自己还是他人身上都是如此，他将任何缺点都看成是软弱，不论是无法成为一家之主，不能克服自己的内在障碍，不得不接受帮助，还是不能摆脱焦虑。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他鄙视自己的任何“软弱”，他情不自禁地相信，如果其他人发现了他的弱点，也会像他自己一样鄙视他，他不惜一切代价要隐藏自己的软弱，与此同时，又害怕自己迟早会被人看穿，由此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焦虑。
因此，罪恶感以及与之相伴的自责，并不仅仅是对反对恐惧的结果（不是原因），还是对抗恐惧的防御措施，它们是要实现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相的双重目标。后一个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将注意力从应该被隐瞒的事物上转移开，或是将它们进行夸大以至于看起来不那么真实这两种方式。
我将引用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可以用作许多情境说明。一天，一个患者严厉地责备自己的忘恩负义，责备自己成了精神分析医生的负担，责备自己没有充分认识到医生只收了很少的费用就为他治疗这一事实。但是，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忘记带当天要付给医生的治疗费。这只是许多能够证明他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但想获得一切的证据之一，他那种言过其实的自责，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具有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睿智的女性因自己像孩子一样发脾气而感到愧疚，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她发脾气是由父母不近人情的行为所引起的。同时，尽管她不再相信父母不必受到责备这种信念，但在这一点上，她的愧疚感仍旧十分强烈，以至于她将自己与异性在性关系上的失败，也看作是由于她对父母怀有敌意而遭到的惩罚。通过谴责一种幼稚的冒犯，以此来解释为何她无法与异性建立关系，她掩盖了那些实际起作用的因素，例如：她自身对男性的敌意，以及她因害怕被拒绝而将自己缩在一个壳子里。
自责不仅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对反对的恐惧，还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获得正面的安全感。即使在不涉及外人的时候，自责也可以通过增强神经症患者的自尊心来提供安全感，因为这些自责说明他具有敏锐的道德判断，他因此谴责自己身上被其他人忽视的那些过错，最终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自责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安慰，因为自责很少关注他对自己的不满的实际问题，因此事实上，还为他还不算太差，为这一信念留了一道暗门。
在我们进一步对自责倾向具有的功能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避免反对的其他方式进行思考。一种与自责相反，但仍能达到相同目的的防御措施，是通过使自己永远正确或完美无缺的方式来防止任何批评，因此他不会给其他人留下任何可供批评的理由。这种类型的防御措施一旦占据优势，任何行为，即使有明显错误的行为，也会被说成是合理的，就像聪明并富有技巧的律师所做的机智诡辩一样。这种态度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使他在最无关紧要和细枝末节的事情上也是要保持正确，例如：在天气变化的问题上也要保持正确，因为，对这类人来说，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可能会导致全面失败。通常而言，这类人无法忍受最细小的不同意见，甚至是情绪上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即使是一点不同意见都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Pseudo-Adaptation）。这种现象可以在那些尽管患有很严重的神经症，仍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人眼中，维持看起来是正常的形象，并假装自己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可以几乎不出错地预言，他对于被揭露和反对有着极大的恐惧。
神经症患者用来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反对的恐惧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采用无知、疾病或是无助的方式来寻求庇护。我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在前面提到过这个女孩，她被送到我这里来是因为她被父母怀疑智力低下。在分析的最初几周里，我自己也对她的心理能力产生过怀疑：她似乎根本听不懂我说的一切，尽管她能很好地听懂德语。我尝试用更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最后，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情况变得豁然开朗。她做了这样的梦，在梦中，我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监狱，或是对她进行身体检查的医生的诊室。这两个梦都暴露了她害怕被看穿的焦虑，她的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对任何身体检查都非常害怕。另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事情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她忘了依照法律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被带去见政府官员时，她假装自己不懂德语，希望借此能逃避处罚。她大笑着向我讲述了这件事，随后，她意识到出于同样的动机，她对我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从那时起，她被证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采用无知和愚蠢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指责和惩罚的危险。
从原则上来讲，任何感到自己是或表现为像一个不负责任的、不被重视的游手好闲的顽童的人，都会采用相同的策略。一些神经症患者会始终采用这些策略，或者是，即使他们的行为不具有孩子气，在他们自己的感受中，他们也可能拒绝严肃认真、正正经经地看待自己。在精神分析中，这种态度的功能可以被我们观察到。那些立即就必须承认自己攻击倾向的患者，可能会突然感到很无助，突然表现得像孩子一样，除了保护和爱以外什么都不想要。又或者，他们可能会做这样的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很小又很无助，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或是躺在母亲的怀抱中。
在某一特定的情形中，如果无助感是无效且无法应用的，那么疾病也能达到相同的目的。生病被用作逃避苦难的手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同时，它也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了一道屏障，防止他认识到这种恐惧，以使他回避他应该解决的困难。例如，一个与自己上级相处困难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发生严重的消化不良来提供庇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无力状态的诱人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可能性。换而言之，这可以使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懦弱。[27]
避免他人任何反对的最后一个且非常重要的防御措施就是受害感。通过感受到虐待这种方式，神经症患者就可以避免责备自己想要利用他人的倾向；通过感觉自己很悲惨地被人忽视，他可以免于对自己占有倾向的责备；通过认为其他人都是毫无帮助的这种感受，他能阻止其他人意识到自己想要击败他们的倾向。受害感这一策略被频繁使用，并被顽强地维持着，因为事实上，它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它能够使神经症患者不仅免于受到责备，同时还能反过来责备其他人。
现在，再次回到自责这一态度上来，除了防止遭到反对的恐惧感以及获得正面的安全感的功能以外，它们能提供的另一个功能是阻止神经症患者看到改变的必要性，并且实际上成为一种改变的替代方式。对任何人来说，在已经形成的人格方面进行任何改变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项工作是双倍的艰难，不仅仅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难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在于焦虑使得这些态度成为其人格中必要的存在。结果是，他非常害怕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改变的态度，并会退缩不前，不承认自己需要改变。退缩的方式之一就是，暗自相信通过自责他可以“蒙混过去”。这一过程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如果有人后悔做了某件事，或后悔在某件事上没有取得成功，并因而想要补偿或是改变造成这一结果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让自己沉浸在罪恶感中。如果他这么做了——沉浸在罪恶感中，那么说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不过确实懊悔要比改变容易得多。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患者用来蒙蔽自己，不让自己意识到改变必要性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使得其现存问题理智化。倾向于采用这种方式的患者在获得心理学知识，包括关于其自身的知识方面得到了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感，但却停留于此，止步不前。这种理智化的态度，随后就被当作用来保护自己免于体验到任何情绪化东西的手段，以此避免让自己真正认识到自己不得不改变。就好像他们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瞧这多么有趣！
自责也可用来防止指责其他人，因为看起来自己承担罪恶感是一种更安全的方式。压抑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以此来增强指责自己的倾向，在神经症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通常，这些抑制都拥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充满恐惧和害怕以及抑制其自尊心自然形成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对他周围的环境有着很深的谴责感。但是，他不仅无法表达这些感受，而且如果受到了足够的威胁的话，他甚至不敢在意识层面意识到那些指责。部分是由于单纯地对惩罚的恐惧，部分是由于他害怕失去自己需要的爱。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幼稚的反应拥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制造出这种氛围的父母由于其自身神经症性的敏感性几乎不能受到批评。但是，父母不会犯错误这种态度普遍存在，是由于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地位建立在一种权威力量基础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要始终依靠这种权威性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仁慈控制着家庭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其权威力量。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会以某种方式为家庭关系蒙上阴影，即使它藏在幕后也仍是如此。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批评就会被禁止，因为批评会削弱权力。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同时会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强化禁令，或者，更有效一些，采用更隐晦的方式来禁止，并在道德的基础上来强化这些禁令。这样，子女对父母的批评，不仅受到父母个体敏感性的检验，还要受到那种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恶的普遍文化态度的检验；或明或暗地对子女施加影响，让他们也产生相同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不那么胆小的孩子可能会表达一些反抗，但这种反抗反过来会让他感到罪恶。更胆小一些的孩子不敢表达任何的指责，渐渐地甚至不敢想父母可能是错的。但是，他感觉到一定有人是错的，并形成了这样一种结论，既然父母永远是正确的，那错的一定是他自己。不用说，通常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过程，它不是由思维而是由恐惧所决定。
在这种方式下，孩子们开始产生了犯罪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形成了一种寻找并发现自己身上错误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双方，并客观考虑整个情况。他的责备可能会导致他感到自卑而不是罪恶，这两者的区别并不那么确定，完全取决于其周围环境中对道德或明或暗的强调。一个经常屈居于姐妹之下的女孩，不敢表达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压抑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不满，她可能会对自己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比不上她的姐妹（没她们漂亮，没她们聪明）；又或者她相信这种待遇是合理的，因为她是一个坏女孩。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她都在责备自己而没有意识到她被虐待了。
这种反应类型并不一定会持续，如果它并不是深深地铭刻在头脑中，如果孩子周边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再如果一个欣赏他并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进入了他的生活，那么这种反应就会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没有发生，这种将责备转变为自责的倾向就会变得更强而不是减弱。与此同时，对外界的不满就会逐渐从各种来源中积聚起来，表达责备的恐惧感也日益增强，因为他越来越怕被揭露，并假定其他人也跟自己一样敏感。
但是，识别出这种态度的历史渊源仍不足以对它进行解释。无论从实践角度还是动力学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态度。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难以批评和指责他人，是因为在其成年人格中，存在着许多决定性因素。
首先，无能是他缺乏自觉地坚持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理解这一缺陷，就需要将他的这种态度同我们文化中健康人的感受和健康人表达对他人的指责的方式进行比较。说得更具普遍性一些，就是同健康人的攻击和防御方式进行比较。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观点，能够对没有根据的指责、曲意逢迎或是被迫接受的事物进行辩驳，能够内在地或外在地抗议他人的忽视或欺骗，能够拒绝某种请求，如果他不喜欢或是在环境允许他表达拒绝的时候拒绝接受他人的给予。如果有必要，他能够感受和表达批评，可以感受并表达指责；如果他想，他可以故意疏远或是让某人离开。进一步来讲，他能够进行防御和攻击，而不会产生与之不相适应的情绪紧张，在夸大的自我谴责和攻击性之间（这些攻击性会使他对外部世界产生毫无根据的粗暴指责）找到平衡点。因此，只有在这样一些或多或少为神经症患者所缺乏的某种条件基础上，才能达到幸福的中庸之道，这种缺乏的条件就是：在弥漫的无意识敌意中获得相对的解脱，以及一种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个体缺乏这种无意识的自我确定时，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感到软弱和毫无防卫能力。一个人要是知道（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如果形势需要，他就能够进行攻击和防御，那么他就是坚强的，同时也能感到自己的坚强；而一个在心里知道自己事实上无法这样做的人，则是软弱的且能感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每个人就像电子钟一样能够准确地记录，我们是否出于恐惧或是智慧而压抑了争执，我们是出于软弱或是由于感到公正而接受了指责，即使我们成功地瞒过了自己的意识，也无法欺骗内心的自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对软弱的记录是产生愤怒的持续而隐秘的来源，许多抑郁都发生在个体无法为自己辩护或是无法表达批判性观点之后。
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相联系。如果一个人感知到了外部世界的敌意，且他对这个世界完全无能为力，那么，任何惹恼别人的冒险行为，都似乎完全是鲁莽的。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些危险看起来更为巨大，他的安全感越是以得到他人的爱为基础，他就越怕失去这种爱。惹恼另一个人的含义对他而言，与正常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由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如此的单薄脆弱，他自然坚信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此，他觉得惹恼他人意味着最终的决裂，他预感到自己会被彻底抛弃，并一定会遭到唾弃或是憎恨。除此之外，他有意或无意地假设，其他人也与他一样害怕被揭露和被批评。因此，他倾向于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希望他们也这样对他一样。他极其害怕指责他人，甚至是想象一下也感到非常恐惧。这种恐惧将他推向了一个特别的困境之中，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他本人充满了被压抑的愤怒。事实上，了解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都知道，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大量指责会以隐蔽或公开甚至是侵略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我仍然坚信，对于批评和指责他人，神经症患者具有本质上的懦弱，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指责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表现出来。
指责可能会在绝望的压力下得以表达，更确切地说，是当神经症患者感到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当他感到无论自己的行为举止如何都会遭到拒绝的时候。例如，如果他表达善意和关心的这种具体努力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应或是遭到了拒绝，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他的指责是在一个时刻倾泻而出，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取决于他的绝望持续时间的长短。他可能在一次危机中，就将他对其他人所拥有的全部指责全部爆发出来，或是他的指责可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说的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并且希望其他人能够认真考虑他的话。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仍隐秘地希望，其他人能意识到他绝望的程度并因此而宽恕他。如果指责涉及神经症患者在意识层面憎恨的人，或是不指望从他们身上获得好处的人，即使没有绝望，同样的情况也会存在。在另一种我们即刻就会进行讨论的情形中，真诚的元素已经消失了。
如果神经症患者感到他已经或者处于被揭露和指责的危险中，那么，他也会或多或少地以猛烈的方式指责他人。与被反对的危险相比，惹恼他人的危险看起来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感到自己处于一种紧急情况之中，并进行反击，就如同本性胆小的动物在面对危险时，会拼死杀出重围一样。神经症患者在极度害怕某些事情被揭露，或是做了一些自己预感到会被反对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将激烈的指责发泄到精神分析医生身上。
与在绝望情境下进行的指责不同，这类的攻击通常是盲目的。在进行这些攻击的时候，神经症患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单纯地源于一种需要避开当下危险的感觉。这些攻击中，也会偶尔包含某些自认为真实的谴责，但主要还是夸张和古怪的。神经症患者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些攻击，并不希望别人将它当真，如果其他人信以为真，例如：他人因此与他陷入了严重的争论，或是表现出受到了伤害，他会感到非常吃惊。
一旦我们认识到对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结构中固有的成分，并进一步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处理方式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方面的许多表现是相互矛盾的。神经症患者通常无法表达合理的批评，即使他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强烈指责。只要丢失了东西，他就确信是被女仆偷走了；但是，他却无法因她没有按时准备晚餐而对她进行指责，甚至提出意见。他实际表达出的那些指责都具有没有说到点上、不现实的特点，具有一种不真实的色彩，是毫无根据或完全想象出来的。作为一名患者，他可能会对精神分析医生进行野蛮的指责，说医生毁了他，但却无法对分析师吸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达的指责还不足以释放所有被压抑的愤怒，而要使这些愤怒全部被释放，就必须采用间接的方式——既让神经症患者表达出自己的愤怒，又不必意识到这点的方式。一些愤怒是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另一些是从他真正想指责的人身上转移到无关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性当她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时，她就会责备女仆，或是转移到环境，或一般的命运上。这些方式作为安全阀门，本身并不是神经症患者专门享有的方式。神经症患者间接无意识地表达指责的特殊方式，是以遭受苦难为媒介的。通过遭受苦难，神经症患者将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指责对象。因丈夫回家晚而生病的妻子，比因此而吵闹更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且收获了在自己心目中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遭受苦难如何才能有效地表达对他人的指责，取决于对提出指责的种种抑制作用。如果恐惧并不是特别强烈，痛苦可能会以一种富有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伴随着内容空泛的公开指责：“看，你让我多么痛苦。”事实上，这是指责可以得以表达的第三个条件，因为遭受痛苦使得这些指责看起来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方式同用来获得爱的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获得爱的方法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谴责性的苦难会被当作是获得怜悯的借口，为了弥补受到的伤害而获得某些恩惠的敲诈。越是压抑自己指责他人的行为，这种痛苦就越难得到表达。这种情景可能发展到神经症患者甚至不会让其他人注意到他正在受苦这样的事实。总体来说，在神经症患者展现其正在受苦的方式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不同的变化形式。
正是由于向神经症患者全方位袭来的那些恐惧，他不断地在指责别人和自我谴责之间摇摆，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神经症患者长久处于绝望的不确定性中，总是搞不清是不是应该批评他人或应不应该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他根据经验隐约知道，在现实中，他对他人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仅仅是由他自己的非理性反应所引发的。这种经验使得他在辨认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虐待上产生了困难，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他也无法坚定自己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将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相信或解释为尖锐的愧疚感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本人是神经症患者，但这确实意味着，他同神经症患者的思考和感受一样，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为了理解那些决定我们对罪恶感态度的文化影响，我们不得不考虑历史、文化以及哲学角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即使将这些问题完全忽略，至少仍必须要提到基督教思想对道德问题的影响。
对罪恶感的讨论可以简单地做如下总结：当一个神经症患者指责自己，或是表现出某种罪恶感时，首要的问题并不是“真正让他感到愧疚的是什么”而是“这种自责态度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发现的主要功能是：表达他对反对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避免对他人进行指责。
当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精神分析医生倾向于将罪恶感看作是一种终极动力的时候，他们的确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弗洛伊德承认，罪恶感源于恐惧。因为，他假设恐惧促成了“超我”的产生，而超我又导致了罪恶感；但是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和罪恶感一旦形成，就会作为最终的代理人而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用罪恶感对良心带来的压力进行反应，也接受了外在的道德标准，隐藏在这些罪恶感背后的动机（即使它仅仅以微妙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却仍然是对结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承认罪恶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就必须要对特定的分析理论进行修改。这些理论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罪恶感，特别是这种具有弥散性特征，被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的罪恶感，在神经症的产生中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我将仅提及这些理论中三种最重要的说法：“消极治疗反应”，这一理论主张，患者由于其无意识的罪恶感，而宁愿继续病着；超我作为一种内部结构，将惩罚强加到自我身上；以及关于道德受虐倾向，即将自我施加的痛苦解释为一种出于自我惩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