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爱的追求是一种经常用来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的方式，而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追求则是另一种方式。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权力、声望以及财富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来讨论。更详细地说，不论一个人的主导倾向是追求这些目标中的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都必然会在人格中形成巨大差异。在神经症患者对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哪一个目标占主要地位？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个体在天赋以及心理结构上的差异。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讨论，原因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正是这个共同点将它们与对爱的需求相区别。获得爱意味着通过增强与他人的联系而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或财富意味着通过减少与他人的联系，增强自身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支配他人的愿望、赢得声望和获取财富的愿望，本身并不是一种神经症倾向，就像对爱的渴望本身不是神经症性倾向一样。为了理解在这一方向上的神经症性追求的特征，我们应将其与正常需求进行比较。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权力的感受可能产生于对自身优势力量的认识，不论是身体的力量或能力，还是心理上的能力、成熟或智慧。又或者，其对权力的追求可能与一些特定的原因相关：家庭、政治或职业群体、祖国、某种宗教思想或科学观念等。但是，对权力的神经症性追求产生于焦虑、憎恨以及自卑感。严格来说，对权力的正常追求源自力量，而神经症性需求来源于软弱。
文化因素也应当考虑进去，个人的权力、声望以及财富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会发挥作用。例如，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中，对声望的追求是绝对不提倡的，而且个人财富也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对财富的追求也没那么重要。在这种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支配，并以它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方式，是基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声望以及财富能够提供强大的安全感。
在探寻是什么样的条件产生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常见的情况是，事实已经证明无法通过爱来获得安全感以缓解潜在的焦虑时，这种追求就会形成。我将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当对爱的需求受到阻碍时，这种追求是如何以野心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一个女孩儿对大自己4岁的哥哥有着强烈的依恋，他们曾经或多或少地沉溺于一种带有性特征的温情中，但是当女孩8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并指出现在他们都长大了，不能再玩类似的游戏了。在这次经历后不久，女孩突然在学校里表现得野心勃勃。这一现象显然是由于她对爱的追求过程中遭到失望而引起的，而这种失望又因为她没有更多的人可依赖而变得更加痛苦。她的父亲一直以来并不关心自己的孩子，而母亲则明显更偏爱哥哥。但是，她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失望，同时也是对她的自尊心的沉重打击。她不知道哥哥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是因为他快要进入青春期了。因此，她感到非常羞耻、屈辱。由于她的自信心一直以来都建立在一种极不安全的基础上，她的羞耻和屈辱感就更加强烈。首先，她的母亲并不需要她，就让她感到自己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由于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所以每个人都还时常赞美她。除此之外，她哥哥不仅被母亲所喜爱，还能赢得她的信任。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所以母亲总是跟哥哥商量她的烦恼，因此，女孩感到完全被排除在外。她做了更多的尝试希望获得自己想要的爱：就在她跟哥哥那次痛苦的经历后不久，她爱上了一个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男孩，她变得非常兴奋，开始编织自己对这个男孩的美好幻想。而当这个男孩儿从她的视野中消失，她又由于抑郁而表现出新的失望。
正像在这类情景中常发生的那样，父母和家庭医生将她的情况归咎于她所处的年级对她而言太高了。他们让她暂时休学，带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休养；然后，再让她在比之前所在年级低一个年级的班里就读。就在那时，她9岁，她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不屈于人后的野心。在班里，她不能忍受自己不是第一名。与此同时，她与其他之前很要好的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明显恶化了。
这个例子说明了形成神经症性抱负的典型因素：最开始，她感到不安全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由此产生了很强的反抗心理。但这种反抗心理，却因为母亲在家庭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人，需要盲目赞美，而不能得以表达出来；于是，被压抑的恨意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在很多情况下她都觉得屈辱，又由于与哥哥的那次经历而受到强烈刺激；于是，她通过寻求爱来得到安全感，但是这种尝试最终也失败了。
对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神经症性追求，不仅被用来作为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而且也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得以发泄的途径。我将首先谈论每种追求是如何为对抗焦虑提供特殊保护方式的，然后再讨论释放敌意的特殊方式。
首先，对权力的追求可以作为一种对抗无助感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了解到无助感是焦虑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经症患者会对自己所表现出的任何一点儿无助和软弱都非常反感，因此，他会避开那些在正常人看来非常普遍的场景，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导、建议或帮助，对他人或环境的依赖，放弃自己的观点或同意他人的意见。这种对软弱的反抗，并不会突然爆发出其全部力量，而是逐步增加其强度。神经症患者越是感到自己事实上已经被这些压抑所阻挠，他在现实环境中就越是不能肯定自己。他在实际生活中变得越软弱，就越焦虑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来与软弱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神经症性追求，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以对抗自认为无足轻重或被他人看作无足轻重的危险。神经症患者对力量形成了一种僵化且非理性的观念：自己应该能够处理所有的情况，不论这个情况有多困难，都应该立刻就能够应对它。这种理想与骄傲相联系，其结果，神经症患者认为软弱不仅仅是一种危险更是一种耻辱。他将人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类型，他崇敬强者而鄙视弱者。他对软弱的看法也走向了极端。他对同意他的意见或是顺从于他愿望的人，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轻视，还瞧不起那些内心有种种压抑或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显得表情冷漠的人，他也会鄙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同样的特点。如果他无法避免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着某种焦虑或是压抑，就会感到耻辱，还会因为自己患有神经症而鄙视自己，并急于将事实掩盖起来，他也会因自己无法独自应对这一问题而瞧不起自己。
所采取的这些寻求权力的特殊形式，取决于权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经症患者最害怕或是最鄙视的事情。我将提到一些这种追求特别常见的表现。
这种表现之一是，神经症患者在控制自己的同时，也想要控制他人，他不希望任何不是由自己发起或赞同的事情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能会采取一种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识地允许其他人获得充分的自由，但却坚持要知道对方所做的一切；如果对他隐瞒了什么，他就会勃然大怒。这种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能会受到强烈的压制，以至于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不仅是他本人，甚至他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他在给别人自由方面是非常慷慨大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压抑了自己对他人的控制欲，那么，每当对方与其他朋友有约会或者意外回家晚了，他就会变得沮丧，出现头疼或是胃痛等症状。由于不了解这些失调的原因，他会将这些症状归因于天气情况、饮食不当或是其他类似的不相干的原因。很多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好奇的心理，实际都是由想要控制一切的隐秘愿望所决定的。
这一类型的人还倾向于希望自己永远正确，即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一旦被证明他是错的，他也会极为恼火，他们必须要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的东西，这种态度有时会明显地让人难堪。那些在其他方面都严肃可靠的人，一旦他们遇到自己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时，就可能会不懂装懂，或者凭空杜撰一个答案，即使在这个特殊问题上的无知也并不会有损他们的声誉。有时，他们会强调预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预测每一种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是厌恶且不愿出现任何不可控的因素，不愿冒任何风险的心态。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不愿意让任何情感摆布自己。一位患有神经症的女性感到一位男士对她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这位男士爱上了她，她就会突然转为看不起他。这一类型的患者往往很难让自己自由驰骋于自由联想之中，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失去控制，并会将自己卷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标志神经症特征的另一个态度就是希望一切都符合自己的愿望。如果其他人不能完全按照神经症患者的期望去做，或者没有在他所希望的时间内去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就可能因此而无比愤怒。急躁的态度也与上述追求权力的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方式的延迟，任何被迫的等待，即使只是等红绿灯，都可能导致愤怒。通常，神经症患者本人意识不到自己有一种想要支配一切的态度，至少是不知道这种态度的程度。事实上，不承认、不改变这种态度，显然更符合他的利益。因为这个态度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保护性功能。同样，他也不应该让其他人发现这种态度，因为，一旦其他人认识到这一点，他就要承担可能失去他人之爱的风险。
这种意识的缺乏对恋爱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情人或丈夫无法完全符合其预期，如果他迟到了，不打电话，外出办事，患有神经症的女性就会认为他不爱自己了，她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只是对方没有遵循其模糊不清的愿望的一种愤怒反应。通常情况下，她不会说出自己的这些愿望，所以她将这些情况作为自己不被人需要的证据。事实上，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常见，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神经症中往往又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反应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一个因孩子违背自己意愿而感到愤怒的专横母亲，就会相信并且宣称孩子并不爱她。在这种心理基础上，常常会产生出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会严重阻碍所有的恋爱关系。一个神经质的女孩无法爱上一个“软弱”的男人，因为她蔑视一切软弱；但是，她也无法与一个“坚强”的男人相处，因为她总希望自己的伴侣能顺从自己。因此，她内心深处寻找的是英雄、是超人；但这个人同时也要毫不犹豫地屈从于她的所有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个态度就是永不屈服。同意他人的意见或者接受他人的建议，即使这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软弱，仅仅是要接受意见的这种想法都足以引发反抗心理。那些认为这种态度非常重要的人往往因为害怕对他人的屈服，而倾向于矫枉过正地强迫自己采取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神经症患者在内心深处暗暗坚信世界应该适应他，而不是他来适应整个世界，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困难之一就在于此。对患者分析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知识或洞见，而是用这种洞察力来改变他的态度。尽管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能够意识到这个改变对自己有好处，但他却十分憎恨这种未来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来说是一种最终的屈服。在恋爱关系中也存在这种态度，爱，不论它意味着什么，都隐含着屈服于自己的情感和自己所爱的人。无论男性或女性，越是无法做到屈服，他的恋爱关系就越不会让他满意。这也可能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也是以这种完全放开的能力为前提。
我们已经看到对权力的追求会给恋爱关系造成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更多内涵。不考虑到追求权力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对爱的追求中的许多态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权力的追求是对抗无助感和无关紧要感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同样，后一种功能在对声望的追求中也有所体现。
这一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对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受到他人敬仰和尊敬的需求非常迫切。他幻想用美貌、智慧或是其他卓越的成就来使人对自己印象深刻；他会极为浪费，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花费金钱；他会不惜一切地学会谈论最新出版的书籍和上映的剧目，会竭力认识一切显要人物，他不会让不仰慕他的人成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雇员。他全部的自尊都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敬仰上，如果他无法得到仰慕，其自尊心就会降低甚至完全消失。由于他极度敏感，并总是感觉到耻辱，生活对他而言是一种永恒的折磨。通常而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羞耻感，因为意识到这点会使他更加痛苦；但不论是否意识到这种感受，他总是以与之相应的愤怒来对这种感受做出反应。因此，他的态度导致了新的敌意和焦虑的持续产生。
仅仅出于纯粹描述的目的，我们将这类人称为自恋者。但是，如果从动力学角度来看，这个术语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因为，尽管他总是沉溺于自我膨胀之中，但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无关紧要和羞辱感的干扰，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修复被揉碎了的自尊心。
跟其他人的关系越是疏远，他对声望的追求就越会被内化；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这种需求是正确且美好的。不论是明确认识到还是隐约感觉到的任何一个缺点，都会被看作是一种耻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以对抗无助感、无关紧要感、羞耻感，也可以通过对财富的追求实现，因为财富既能带来权力，也能带来声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致只有同其他文化相比较，我们才能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本能，不论它是以一种贪婪的获得本能还是以一种生物驱力升华的方式所表现。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焦虑缓解或消失，这种对财富的强制性追求行为就会立即消失。
用财富作为对抗恐惧的保护方式，对抗的是贫困潦倒、寄人篱下这些特殊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就像鞭子一样，驱动一个人不断工作并且不错过任何赚钱机会，这种追求的防御特质说明神经症患者不会为了较多的享受而花费自己的金钱。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仅仅直接指向金钱或是物质，还表现为对他人的占用欲，并被当作防止失去爱的保护手段。由于占有欲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尤其表现在婚姻中，法律为婚姻中的占有欲提供了合法基础），同时其特征与我们讨论对权力的追求时所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在这里我就不再专门举例了。
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前面所描述的这三种追求，不仅仅是为了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还可以作为宣泄敌意的手段。敌意会表现出支配他人的倾向，还是羞辱他人的倾向，抑或是剥夺他人的倾向，则取决于哪种需求占主导地位。
对权力的神经症性追求所蕴含的支配他人的特征，并不一定公开地表现为针对其他人的敌意，它会伪装成有社会价值或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形式，例如表现为：提建议的态度、爱管闲事的态度、喜欢带头或当领导的态度。但是，如果这些态度中确实隐藏着敌意，其他人——子女、伴侣、雇员便都会感受到这种敌意，并会以顺从或反抗的方式来应对。神经症患者本人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态度中蕴藏着敌意，即使当事情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发展而感到非常愤怒时，他仍然坚信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之所以这么生气是因为其他人非常不明智的反对自己。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的敌意被压抑为一种文明的形式，当事情不能称心如意地进行时，敌意就会公开爆发。那些激怒他的理由，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根本就不是对他的反对，而仅仅是意见不同或是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办而已。然而，就是这样鸡毛蒜皮的琐事，也会让他非常愤怒。我们可以将这种支配他人的态度看作一个安全阀，经由这个安全阀，一定量的敌意可以一种非破坏性的方式得以释放。由于这种态度本身乃是敌意的一种淡化后的表达，因此，它也就为阻止那些纯粹破坏性的冲动提供了一种途径。
由于他人反对而产生的愤怒可能会被压抑，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被压抑的敌意随后会导致产生新的焦虑，它可能会表现为抑郁或疲劳。由于引发这些反应的事件如此无足轻重，所以它们完全没有被注意到；同时，由于神经症患者无法意识到自身的这些反应，这些抑郁或焦虑情绪看起来似乎不是由外界刺激所引发。只有通过精确的观察，才能逐步揭示刺激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行为反应结果之间的关系。
由强迫性支配所形成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特征就是，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能力。这类人要么成为领导，要么必然感到完全无望、六神无主和茫然无助。由于他如此专横，以至于任何不能由自己完全支配的事情，都会让他感到自己被征服了。如果他的气愤被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抑郁、沮丧以及疲惫的感觉。但是，这种无助感可能只是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表达不能指挥他人而产生敌意的一种迂回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位女性同丈夫在国外的一座城市散步，她曾在某种程度上，提前研究了地图，因此她一直在带路。但是，当他们到了她之前没有在地图上研究过的地方和街道时，她很自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把领路的任务完全推给了丈夫。尽管在此之前，她非常快乐、活泼，这个时候她却突然感到非常疲惫，甚至一步都走不动了。我们都知道，在婚姻伴侣、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神经症患者就好像是一个监督奴隶工作的人，用他的无助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人，驱使其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向他们索取无止境的关注和帮助。这些情况的典型特征是，神经症患者从未从他人为自己做的事中获得好处，但报之以不断的抱怨并不断提出要求，更糟糕的是，报之以指责，指责别人忽视并虐待他。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相同的行为。这种类型的患者可能会拼命地要求获得帮助，但是他们不仅不会接受精神分析医生的任何建议，还会对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表达自己的不满。如果他们因为理解了自己的某些特性而确实收获了帮助，那么他们会立即重新陷入之前的烦恼中，就好像医生什么都没有做过一样，他们会试图擦去经过医生艰苦工作而获得的洞见。随后，患者会再次迫使医生进行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注定会再次失败。
从这种情景中，患者会收获双重的满足感：通过表现出无助的状态，他在迫使医生像奴隶一样为他服务这方面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这一策略还会引发医生的无助感，由于患者自身的纠葛使他无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因此，他就找到了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来支配他人。不用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满足感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好像是为获得这种满足感而无意识地使用了某种技术一样。患者所能够意识到的一切，就是自己非常需要帮助，同时又并没有获得帮助。因此，在患者眼中，他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他还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生医生的气。同时，他情不自禁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正在玩一个阴险的游戏，非常害怕别人发现并报复自己。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他感到很有必要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他通过发动反击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说他暗中使坏，而是他认为医生忽视、欺骗并且虐待他。但是，只有在他真正受到伤害时，他才能够继续假装并维持这一信念。处于这种状况中的患者，不仅对承认自己遭受虐待毫无兴趣，而且，相反的是，他对坚持自己的信念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坚信自己受到伤害的这种信念，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他非常希望被虐待。事实上，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也不希望自己被虐待；但是，他的这种认为自己遭受了虐待的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因此他无法轻易放弃这个信念。
在支配他人的态度中，往往可能包含着过多的敌意，这些敌意会带来新的焦虑。这又会导致一些抑制的出现，例如：不能发布命令，无法做出决策，无法准确地表达观点等。结果是，神经症患者常常表现出一种过分的顺从，这一结果反过来让他们错误地认为其压抑是一种先天的软弱。
在那些将追求声望看作是最重要的事的人身上，敌意常常表现出一种想要侮辱他人的欲望。对那些因受过羞辱而伤到自尊心，并为此寻求报复的人而言，这种欲望是至高无上的。通常而言，他们在童年时期有过一系列遭受侮辱的经历，这些经历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相关，例如：属于某一少数民族群体，或是自己非常贫困却有一些富有的亲戚。也可能与他们的个体环境有关，例如：由于其他孩子的缘故而受到歧视，被人唾弃；被父母当作玩物，有时被宠爱，有时又被羞辱和冷落。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经历由于其痛苦的特征会被遗忘，但是如果问题跟羞辱相关，这些经历就会在意识层面被唤起。但是，在成年神经症患者中，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些童年情景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而只能观察到其带来的间接影响。这些结果之所以得以强化，是因为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经历侮辱感——产生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而对侮辱异常敏感——侮辱他人的欲望得到增强。
侮辱他人的倾向会被深深地抑制，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其自身的敏感性中了解到，当受到侮辱时，自己是如何痛苦和想要报复，因此，他本能地害怕其他人会对他做出相同的反应。虽然，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有可能会表现出来：以一种不经意地忽视他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让其他人长时间等待，不经意地让他人陷入尴尬的情景，让对方产生强烈的依赖性，等等。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侮辱别人的欲望，或者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侮辱了别人；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他心中仍然弥漫着无形的焦虑，表现为不断担心自己会遭到责难或侮辱。后面，在讨论对失败的恐惧时，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种恐惧。对羞辱的敏感所导致的压抑作用，通常会表现为做出试图回避一切可能伤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举例而言，这类神经症患者可能无法批评别人、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不敢开除一个雇员，结果是，他常常表现得过于为他人着想或过于礼貌。
最后，羞辱他人的倾向会隐藏在敬仰他人的背后。因为，遭受侮辱和仰慕他人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消除或隐藏前者的最佳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极端的表现经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两种态度有许多的分配方式，不同分配的原因取决于个体差异。它们可能会独自出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普遍轻视所有人，紧接着又进入到一个英雄崇拜的阶段。他可能崇拜男性而轻视女性，或者反过来；他可能盲目崇拜某一个或两个人，而同时盲目地蔑视其他一切人。正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两种态度是同时存在的。患者可能会盲目地崇拜精神分析医生，同时又会蔑视他。患者或是压抑其中一种态度，或是在这两种态度之间犹豫不决。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意通常表现为剥削他人的倾向。欺骗、偷盗、剥削或是挫败他人的愿望，其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它可能是由一种文化范式或是被实际环境所认可的，或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却具有高度的情绪色彩。即使从他人身上获得的实际利益微乎其微，甚至无关紧要，但只要取得成功，他就会感到非常高兴并觉得获得了胜利。例如，为了讨价还价搞到一个便宜商品，他会花费与节省下的金钱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他对胜利的满足感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他以智取胜，赢了他人，感觉聪明过人；另一种感受是感到自己击败他人，损害了对方。
剥削他人的倾向有许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果神经症患者没有得到免费治疗，或是要求他支付的报酬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他就会对医生产生怨恨。如果他的员工不愿意无偿加班，他就会对他的员工感到非常愤怒。在与朋友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这种剥夺倾向通常会以一种合理化的方式来表现，即宣称他们对他负有责任和义务。事实上，父母经常根据这一理由来要求子女做出牺牲，并有可能会摧毁子女的一生。即使这种倾向没有以这种破坏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坚信孩子的存在是要使自己得到满足的母亲，也必然会倾向于从情感上对孩子进行剥削。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可能倾向于保留或拒绝给他人某些东西，比如：他们应该支付的金钱，应该提供的信息，让对方期待的性满足等。这种掠夺倾向的存在，可能是通过不断地做偷盗的梦来表现，或者，他甚至可能意识到自己有想要偷盗的冲动，只不过他将这种冲动压抑了下去，又或者在某一阶段，他可能会成为实际的盗窃狂。
这种类型的人通常无法意识到自己在有目的地剥削他人。一旦有人期待他做些什么或拿出些什么的时候，与他这种剥夺欲望相关的焦虑可能会导致压抑的产生。这样他就会忘记去买本应购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一个女性愿意委身于他时，他就会突然变得阳痿。但是，这种焦虑并不总是能够导致实际的压抑，它也可能在一种害怕自己正在剥削他人的潜在恐惧中表现出来。虽然事实上，他们就是在这样做，但他们有意识地非常愤怒地否认自己有这样一种意图。这种神经症患者甚至可能在某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些倾向的行为中，也产生这种恐惧，而与此同时，他却始终意识不到自己那些真正包含着对他人剥削的行为。
这些剥削他人的倾向常常伴随着羡慕嫉妒的情感。如果他人获得某些我们也想得到的好处，那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嫉妒他们。但是，在正常人身上，强调的重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自己也想取得这样的好处；而对神经症患者而言，重点在于，即使他们自己不想取得这样的好处，他们还是会对取得者产生嫉妒的情绪。这种类型的母亲往往会嫉妒孩子的快乐，并告诉他们“乐极就会生悲”。
神经症患者会通过将嫉妒置于一种合理的基础上的方式，来竭力将自己的嫉妒情感隐藏起来。其他人的任何好事，不论是一个洋娃娃、一个女孩、一种休闲乐趣还是一个较好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是如此光彩夺目和值得拥有，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嫉妒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合理化可能只是借助于对事实进行无意识地歪曲，例如：低估自己实际拥有的一切，以及错误地觉得其他人的好事真的也是自己希望得到的。这种自我欺骗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让自己真正地相信，他自己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因为他无法拥有那种其他人拥有的东西，从而完全忘记了在其他方面，他都不愿意同他人进行交换。为了这一歪曲的事实，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享受和欣赏那些他能够获得的幸福。但正是这种不可能，保护其免受其他人的嫉妒，这种嫉妒是他十分害怕的。就像许多正常人有足够的理由保护自己免受某些人的嫉妒一样，他并不是有意要抛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满足，因此，他们会歪曲自己的实际处境。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真正夺去了自己的所有享受。这样，他最终做掉了自己的目的。他本想要获得一切，但是他这种破坏性的动机和焦虑，使得他最后落得两手空空。
显然，这种剥削他人的倾向，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敌意倾向一样，不仅产生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还会导致这种关系进一步受损。特别是，如果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处于无意识状态——就像正常的情况一样，那么它就会使他对他人处于一种不自然的状态，甚至面对他人时感到胆怯。当他不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和言谈感觉会表现得很自然；但一旦有机会从其他人身上获得任何好处时，他就会立马变得不自然。这些好处可能是实际的东西，例如：信息或建议；也可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例如仅仅是未来的获益可能性。这一点在性关系中如此，在其他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跟她不在意的男性在一起时，就会很坦率自然；但是如果她希望对方能够喜欢自己，她就会感到很尴尬和不知所措。因为，对她而言，获得对方的爱就等同于要从对方身上获得某些东西。
这种类型的人也许有着非常卓越的赚钱能力，这种能力将其冲动引向那些有利可图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会在挣钱的问题上形成种种抑制，这样他就会犹豫是否要向对方索要报酬；或是做了很多没有得到足够回报的工作，因而他们表现得要比实际而言更为慷慨大方。随后，他们会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心怀不满，但通常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不满的真正原因。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压抑变得十分严重，这种压抑就会渗透到其整个人格当中，结果将导致他失去自立的能力，而需要依靠他人的支持供养。这样，他就会过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并以此来满足其剥削他人的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不一定表现为“全世界都欠我的”这种明显方式，而是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希望他人能给自己以恩惠，能首先采取主动的态度，能为其工作出谋划策。简而言之，希望他人为他的生活负责。总体来说，最终结果就是他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态度——他对生活是自己的，只有自己才能决定是有意义的去活着还是要浪费生命这一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他的生活态度，就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好像一切善与恶都源自外界，而与他所做的事无关；好像他有权利坐享其他人创造的美好，并可以将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咎于他人一样。由于在这样的生活态度中，坏事往往比好事多得多，从而神经症患者对世界产生愤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还可以从对爱的神经性需求中发现，尤其是当这种对爱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渴求物质利益时更是如此。
神经症患者剥削他人倾向的另一个常见结果就是，会产生担心自己会被其他人欺骗或者剥削的焦虑。他会生活在一种永恒的恐惧之中：生怕有人会利用他，会掠夺他的金钱或剽窃他的观点；他会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做出相同的恐惧反应，担心对方会对他打什么主意。如果他真的被骗了，例如：如果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线，或者服务员多收了他的钱，他就会发泄出远超情况严重程度的愤怒。显然，他是在将自己的欺骗倾向所具有的心理价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为，觉得对他人的愤怒具有正当性，远比面对自己的问题更让人愉快。而且，癔症患者经常将指责作为一种威胁方式，或是通过威胁的方式，使对方产生愧疚感，从而达到任其利用的目的。辛克莱·路易斯在多滋沃尔斯夫人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基础上，对这种策略做了异常睿智的描述。
神经症患者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目的和功能可以粗劣地划分为以下几种：
这正是阿尔弗雷特·阿德勒的成就，他已经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这些追求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借以表现出的伪装。但是，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倾向，对其本身不需要进行任何解释。[22]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趋势变得如此强烈，他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缺陷。
弗洛伊德也看到了这些追求的含义，但他并没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他将对声望的追求看作是自恋倾向的一种表现。他最初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敌意，看作是“肛门施虐阶段”的衍生物；但是，随后他认识到这些敌意不可能还原到性欲望的基础上，并认为它们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因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生物倾向的信念。不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焦虑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也都没有发现在它们得以表现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