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
《艰难时世》问世于一八五四年，是作者在其盛年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动机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一八五三年下半年，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杂志很不景气，发行量急剧下降。为了摆脱经济上困窘的局面，狄更斯与他的助手们经过商议，决定由他写一部新的小说来争取读者。次年四月，《艰难时世》开始在《家常话》上每周一期连载，直至同年八月全文载完。事实证明这部小说是受读者欢迎的，在连载的五个月当中，《家常话》的盈利比先前增长了一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认为狄更斯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创作这部作品的。《艰难时世》绝不是一部媚俗之作，相反地，它是一部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事实上，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快被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所替代。在创作实践中，狄更斯关心的不再是杂志发行量的多少，而是社会的利益、劳资的矛盾、百姓的疾苦。它最后的成功完全在于文学创造的魅力，在于文学所具有的那种解剖人生、警示世人的功能！
《艰难时世》这部小说是题献给托马斯·卡莱尔的，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此君何许人也？狄更斯为什么要把这部作品题献给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弄清这个问题即意味着把握了这部作品的肯綮。
卡莱尔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他积极参加宪章运动，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的讽刺小说《旧衣新裁》指出社会已分化为彼此对抗的两派人：一派是“纨绔子弟”和富人，穿着漂亮的衣衫；另一派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宪章运动》和《过去与现在》这两本著作中，他严词抨击贫富不均的现象，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只是一个骗局。他反对杰里米·边沁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和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说，不相信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能造福于全社会。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他认真地考察了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艰苦的经济状况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卡莱尔的社会学说和思想观点显然十分深刻地影响了狄更斯。他把《艰难时世》题献给卡莱尔，是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方法。可以说，狄更斯在这里与卡莱尔唱起了双簧：一个以史家的笔法去探讨真理；另一个则以文学创造的生花妙笔去验证自己所坚信的真理。两人一唱一和，志同道合。而且，狄更斯的这个立场还是一贯的。晚于《艰难时世》五年发表的《双城记》就是直接在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的影响下创作的。这已是后话。
《艰难时世》共分三卷：“播种”、“收割”和“归仓”，这里作者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有云：“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艰难时世》中的这位播种者的名字是格雷戈林，一个专讲实际的国会议员和理论家。
说白了，格雷戈林就是故事的发生地科克敦的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功利主义的代言人。他说不上是小说的绝对主角，但全部情节都是为了驳斥他那一套理论而设置的。他原先是个五金批发商，后来做了国会议员。他是一个遵循“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条原则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尺子、一台天平秤、一张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那个顽固不化的脑袋里装的只有“事实”两字，信念、希望和仁爱这类东西都被他置之脑后。他在国会中的工作只是填填表格，看看数据。用狄更斯辛辣的讽刺语言来说，他为之工作的那个国会只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他和议员同事们都是“扫垃圾的人”，他们只知道相互扬扬灰尘，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从不知道对“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尽任何责任。
这位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不仅自己信奉事实至上的原则，而且还用这一套理论去教育下一代。他首先把它“播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扼杀天真，排斥幻想，把小格雷戈林整天关在书房里从事五花八门的科学实验。他让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标本陈列柜，如贝壳标本柜、金属标本柜、矿物标本柜，等等。这些标本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贴上了标签。但这些石块和矿物的标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用巨大的硬工具从五花八门的原物上敲打下来的。作者用半叙半议的口吻惊呼：“如果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攫取了比这更多的东西，慷慨的老天爷呀，那些被贪婪的小格雷戈林们所攫取的东西又该是些什么呢？”
格雷戈林还把自己的理论“播种”到家庭以外的那片更广阔的土地上去。他创办了一所学校，有意把别人的孩子也培养成他自己的孩子那样子。他要他们背诵马的定义，准确地说出马有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他告诉他们：没有人见过四足动物在墙壁上走来走去，因此，就不能用有四足动物的花纸来糊墙壁。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他对该校教师麦契克姆奇尔德先生的训诫：
记住，我需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不要教给这些男女孩子任何东西。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事实。别栽培其他任何事物，把别的一切都清除干净。你只能用事实去构造有理性的动物的大脑，其他一切都用不上。这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孩子的原则，也是我培养这些孩子的原则。坚持事实，先生！
格雷戈林的这套事实哲学在实践中却是失败的。当它作用于家庭时，造成的是家庭的悲剧；当它作用于社会时，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这恐怕是倡导者自己始料未及的。
在父亲严格的管教下，格雷戈林的女儿露易莎和儿子汤姆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露易莎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厌世的思想，经常呆呆地坐在炉火前，望着掉落的火星，思索生命的短促与虚幻。后来，她父亲要她嫁给生性暴戾、浮夸，年纪比她大三十岁的银行家庞德贝，她居然麻木不仁地任人摆布。对于自己的婚姻，对于决定自己一生幸福的一件事，她只是淡淡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父亲？”
如果说格雷戈林的教育在露易莎身上只是体现为一种危害于她自身的恶果的话，那么，在汤姆身上就体现为一种危害他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恶果了。汤姆凭着与庞德贝的亲戚关系，在银行里谋得了一个十分舒适的职位，但他很快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出没于赌场，变成一个寡廉鲜耻的“狗崽子”。他最后还走上了犯罪道路——盗窃银行里的钱，并嫁祸于人，做出最卑劣者所为的卑劣的勾当。
格雷戈林创办的以事实原则为办学方针的学校的学生也没有结出好果子。那个能把马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的模范学生比泽后来变成了一个阴险狡诈的密探。当汤姆的丑行败露后，他为了讨好庞德贝，取代汤姆在银行中的位子，不惜恩将仇报，千方百计要把他昔日恩人的儿子缉拿归案。
这就是格雷戈林“播种”功利主义所得到的收获！当露易莎在花花公子哈特豪斯的诱惑下终于无法忍受不幸的婚姻带给她的痛苦时，她是这样对她的父亲说的：“哦，父亲，是你把我弄成这样子的。你就想办法救救我吧！”当格雷戈林责问汤姆为什么会干出那么丢人现眼的事时，他的儿子是这样回敬他的：“那么多人受雇于人……他们中总有许多人是不诚实的。这是一条规律——这话我听你说过不止一百次。我怎么能违反规律呢？你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别人，父亲，现在就拿它来安慰你自己吧。”当格雷戈林不顾长者的体面可怜巴巴地哀求比泽放了他的儿子时，比泽是这样对他的旧恩人说的：“我相信，整个社会的法则就是一个个人利益的问题。你必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个人的利益。这是你唯一的支柱。人性本来就是如此。我从小就受这一法则的教育，先生，这你是知道的。”
这才是自食其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句话在这里有了最好的注解。
至此，《艰难时世》的主题已经昭然若揭。然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还要把功利主义放在一个更广阔、更具普遍意义的环境中去考察它的危害性。那就是，他要把它放在劳工和资本家两大对峙的阶级阵营中去考察它的不良的本质。为此，他创造了约瑟亚·庞德贝和斯蒂芬·布莱克普尔这两个人物形象。
约瑟亚·庞德贝是一个自称靠个人奋斗而发迹的银行家、工厂主。他是格雷戈林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他对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信仰甚至比格雷戈林还坚定。格雷戈林在经历了家庭悲剧之后，倒能幡然悔悟，反省自己，在事实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把自己的女儿逼上了绝路，但也仍爱着自己的女儿；他蔑视马戏团的流浪艺人，但当那位扮小丑的演员因表演屡屡出错而含羞出走时，他收养了他的女儿西丝。尽管他这样做的动机是想以自己的教育方式去改造西丝，但这种行为本身还是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的。庞德贝与他就大不一样。庞德贝是一个没有人性、没有同情心，只知自己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的恶厂主的典型。他颠倒是非，无视事实，只要有工人向他抱怨生活的艰难，他便说他们是想用金调羹喝甲鱼汤吃鹿肉。在他眼里，他手下的工人只是可供驱使的“马力”。科克敦的工厂上空弥漫着滚滚的浓烟，遮蔽了太阳，他硬说这浓烟是有益于人的健康的。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不惜糟蹋自己亲生母亲的名声，胡诌自己是从阴沟里长大的。他那样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创业史”，无非是为了张扬他所信奉的自由竞争的理论：社会是公平的，任何一个用六便士的本钱赚了六万英镑的资本家都可以公开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周围那六万名雇工每人不能用六便士去赚六万英镑呢？“我所做的你也能做。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在《艰难时世》众多人物中，斯蒂芬·布莱克普尔无疑是一个最苦命的人。他善良、厚道、安分守己，勤勤恳恳地在庞德贝的纺织厂里做工，但他的命运却是“一团糟”。他家里有一个酗酒的疯妻子，搅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挚爱着纺织女工瑞切尔，瑞切尔也深深地爱着他，并常常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前来帮助他。但是，他无法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合。根据当时的婚姻法，如果要解除婚约，他先得去民法博士会馆起诉，然后再到某个习惯法法庭起诉，接着再到上院起诉，争取得到议会的裁决书。如此一折腾，他至少得花上一千至一千五百英镑。一个贫穷的纺织工，哪来这么多钱呢？他只好让早已破碎的家庭继续维持下去。
为了争取改善艰苦的生活条件，科克敦的纺织工人们组织了工人联合会。斯蒂芬由于不主张对资本家采取过激的行动，没有参加这个组织，因此受到工人运动的职业活动家、鼓动家斯莱克布雷契的排挤和攻击。他谴责斯蒂芬“抛弃了自己的职责，出卖了自己的旗帜，变成了叛徒、胆小鬼和变节者”，并煽动别的工人与他划清界限。庞德贝通过密探得知了斯蒂芬在工人中的处境后想拉拢他，但斯蒂芬依然忠于自己的阶级，不愿像比泽那样做资本家的帮凶。庞德贝恼羞成怒，最后解雇了斯蒂芬，迫使他为谋生计只好离开科克敦去找工作。露易莎在他危难之际想帮他一把，但她那位堕落的弟弟汤姆却乘人之危，设了圈套去陷害他：汤姆偷了庞德贝银行的钱并嫁祸于斯蒂芬。庞德贝悬赏捉拿斯蒂芬。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斯蒂芬连夜从外地赶回科克敦，准备向庞德贝澄清事实真相，结果在回来的路上掉进一口废矿井里，结束了自己惨淡的人生历程。
《艰难时世》的作者是将劳资矛盾放在宪章运动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的，这就使它的思想内容具有了更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尽管斯蒂芬那温和的人道主义并不代表当时工人阶级的思想主流，但他的艰难的生存环境却是典型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导火线。
宪章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当时的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政治最强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但是，少数人财富的增长和大多数人的贫困化同时发生，整个社会形成了富人和穷人两大阶层。广大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改革国会的斗争已感到失望，他们已开始意识到独立地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必要性。一八三六年六月，伦敦工人协会宣告成立。次年六月，伦敦工人协会草拟了一个争取普选权的纲领，后来又把它制定成法案，以“人民宪章”为题于一八三八年五月公布。“宪章运动”由此而得名。这个群众性的运动不久分裂为两派：“道义派”和“暴力派”。前者的斗争策略就是采取宣传、集会和请愿等合法的手段，反对使用暴力；后者的斗争策略则不限于和平方式，必要时准备以武装起义、总罢工等非常手段来实现宪章的要求。
宪章运动在英国共经历了十多年的历史，其间三起三落，到了五十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但仍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在那里坚持斗争。就在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前几个月，兰开夏郡普雷斯顿城的工人还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狄更斯曾亲自去那里做过采访，并把采访文章发表在《家常话》上。在那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工人的同情，但同时又断言，他们的行为已被引入歧路。他认为：“雇工和雇主的关系就像生活中其他关系一样，应该有感情的介入，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容忍、相互体谅，应该有某种无法用数据明确表示的东西，否则，他们的关系就会恶化、坏透，永远结不出好果子。”
这是狄更斯对待宪章运动的态度，也是他的《艰难时世》在反映劳资矛盾时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倾向。
狄更斯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同情斯蒂芬这样的劳苦大众，衷心希望他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他反对像庞德贝那样不顾工人死活的功利主义的资本家。他通过斯蒂芬之口向他们大声疾呼：
先生，……高压手段是绝对行不通的。
征服和压服也是绝对行不通的。不合情理地只认一方永远是对的，另外一方永远是错的，这也是绝对、绝对行不通的。置之不理也是绝对行不通的。把成千上万的人抛在一边，让他们永远过着那样的生活，永远陷入那样的泥沼中，那么，他们就会成为这一方，你们成为另一方，一条漆黑一团、不可逾越的鸿沟就会把双方隔开。只要这种不幸的局面不改变，不管时间是长还是短，这条鸿沟都会存在下去。如果你们不去接近工人群众，不以仁慈心和耐心友好地对待他们……那也是根本行不通的，除非太阳会变成冰！
狄更斯已经认识到阶级对抗的严重性，已经看到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的那条鸿沟。他希望用阶级调和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反抗，填平这条鸿沟。和宪章运动中的“道义派”一样，他不主张暴力对抗。小说中的庞德贝无疑是他激烈抨击的对象，但那位主张暴力的工人鼓动家斯莱克布雷契也是他所否定的一个人物。他对劳资两大阵营中的极端分子各打了五十大板。他所肯定的是斯蒂芬那样的工人：自己受了千般万般的苦，仍不失仁慈心和耐心。面对迫害自己、造成自己不幸的有产者，不是向他们挥舞拳头，而是直言进谏，用真情去感化他们，使他们醒悟过来，变成和他一样具有仁爱精神和非凡耐心的人。如果劳资双方都变温和了，都能体谅对方、关心对方了，那么，这个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就美好了。——这正是人道主义的狄更斯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然而，他的这幅蓝图在现实生活中有几分实现的可能呢？这一点恐怕连作者自己也心中没底。
庞德贝之流显然是工人的死对头，他们是一些完全丧失人性的人，要期望他们对工人大发慈悲是不可能的。格雷戈林们则属于人性没有完全泯灭的有产者，他们也许会像《艰难时世》中那位功利主义的理论家那样最后反省自己，缩短自己与工人群众的距离，但那也不是必然的趋势。读者甚至有理由怀疑，小说中的格雷戈林从一开始的顽固不化到后来的幡然悔悟，是不是转变得太突然了一点儿呢？作者对他所抱的期望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儿呢？如果没有经历家庭悲剧的切肤之痛，这个格雷戈林或别的许许多多格雷戈林会不会想到检讨自己的错误，自觉自愿地放弃功利主义的原则，成为工人的朋友呢？这些问题狄更斯没有回答，恐怕也无法回答。
尽管《艰难时世》最后给我们描绘的那幅蓝图不那么可信，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好书，因为作者确实已把他那个时代的“艰难”状况写出来了，只是他所提出的克服这种“艰难”的法子，不像他揭示“艰难”时所做到的那样令人心服口服。
狄更斯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文学创造最具多样性的作家。他视野开阔，反映生活的层面丰富，描写具有广度和深度。这是他大多数小说的基本特色，也是《艰难时世》的基本特色。表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这种特色是以在大容量的时空中创造一群人而不是少数几个主人公为标志的。从故事开始到结束，基本情节的时间线索已经拉得很长，而在人物的描写中，现实的因素又跟历史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作者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丰满的整体效果：庞德贝如此，格雷戈林如此，露易莎和斯蒂芬等人也是如此。科克敦虽然只是个规模不大的新兴的工业城市，小说中的人物都活动在这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但作者描写的视角几乎是全方位的：格雷戈林的石头院，斯赖瑞的马戏团，庞德贝的银行和乡间别墅，斯蒂芬的陋居，等等，无不在作者审视的目光的照临之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克敦就是伦敦，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
为了追求多样性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人物的主次关系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可以说，《艰难时世》是一部没有主角的小说，至少是没有绝对的主角。相对的主角倒有好几个：格雷戈林、庞德贝、斯蒂芬、露易莎、西丝等人都是。这样的小说在结构上往往显得比较松散，不容易引人入胜。但狄更斯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机智而富有幽默感的语言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