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洋务”之学

前面提到，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子弟而言，参加科举、成为官吏被视为正途，落榜者通常的出路是去做地方官的顾问（幕友），或学习经商。然而，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他并未选择上述的任何一条道路，而是去学了洋务。当时普遍认为学洋务是走投无路的人不得已把灵魂出卖给洋人（又称“鬼子”“洋鬼子”）的行为。据说母亲曾在为鲁迅筹措了八元路费后，嚎啕大哭。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依据传统的“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将欧美诸国视为夷狄，不承认平等的邦交关系，称外交为“夷务”。然而，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战败与《北京条约》的签署，清政府被迫在所有外交文书上弃用“夷”字，改“夷务”为“洋务”，并开设京师同文馆，着手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作为与常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官交涉时的必备条件。与此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高官在镇压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时，见识到英法联军的精良装备与训练有素，于是接连在各地开办军械所和造船厂。不久后，铁路、电讯、矿山、制铁、纺织的开发及陆海军学校的创办迅速展开。

这一系列始于19世纪60年代、引进西欧文化的运动被称为“洋务运动”，而支撑这一运动的思想则被称作“洋务思想”。这种思想是在与传统儒学及华夷思想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学”（中国的学问）为“体”（主体）、“西学”（西欧的学问）为“用”（工具、功用）的“中体西用”论。尽管洋务派普遍在思想上认识到西欧科学技术（军事与产业）的优势，但仍坚信中国固有的学问、思想、道德、制度具有优越性。

鲁迅选择的是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设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的海军学校，分为驾驶（掌舵）、管轮（机关）二科，学制三级（九年），属于洋务运动中创办的系列军事学堂之一，其余还有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的广州水师学堂，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学堂等。鲁迅的叔祖周椒生（曾是举人）恰好在此兼任管轮科的监督和汉文教师，叔叔周伯升也在一年前入学。江南水师学堂不但学费全免，每年还支付学员二两银子做津贴。此时的鲁迅将名字改为周树人。

俗语有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由于家族中有后生当兵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他遵照周椒生的吩咐，避讳了家谱中的名字（樟寿）。

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年每周的授课安排为《春秋左氏传》一日，作文一日，余下四日学习英语。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学习了英语。然而，由于校风因循陈腐，学堂内不论是师生关系，还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都充斥着封建规矩。鲁迅进的是管轮科，但学堂内明显存在驾驶科高人一等的歧视，据说连学科分配也被出身福建的乡党一派把控。或许是军事学校的缘故，学生处罚规定中甚至还有死刑。

学堂内最能体现洋务之学的实物便是泳池。因为是海军学校，学堂内立着高耸的桅杆，还建了一方泳池。但因为曾有两人在游泳训练中溺亡，所以鲁迅入学时泳池早已填平。旧时中国有一种迷信，将缢死者和溺死者的灵魂称为“吊死鬼”和“淹死鬼”，认为它们会化作游魂四处徘徊寻找替身，只有诱惑他人上吊或溺亡才能转世，所以为人惧惮。填平泳池正是基于这种迷信。据说为了安抚泳池填平后无法升天的灵魂，学堂还建了一座小小的供奉关羽的“关帝庙”。每年夏季的中元节，还会请来僧侣做水陆道场。

不仅如此，担任监督的叔祖周椒生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鲁迅常常不得不听他作为自家人的说教，学堂的生活变得窒息压抑。为了逃离水师学堂阴暗沉重的氛围和周椒生的监管，鲁迅在此生活约半年后，便退学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