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铸丰碑
——陈治钧传略
陈治钧(1896—1930年),字元湛,化名陈湘源、陈沿源,万盛金桥镇金桥村(原四川省金灵乡楠木滩干湾)人。因眉清目秀,常戴一副近视眼镜,故熟悉的人大多亲切地称呼他“陈眼镜”。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底至1930年4月,担任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1930年3月3日,在领导涪陵起义时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壮烈牺牲。1959年8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陈治钧同志为革命烈士。
一、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陈治钧年少时不仅聪明伶俐,而且活泼开朗,这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斗争、团结带领群众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治钧是家中独子,父亲陈泽波多年从事私塾教育,书香家庭,为陈治钧的读书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陈治钧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启蒙读物,进入其他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勤奋好学,成绩出色,陈治钧顺利进入綦江高等小学堂继续学习。在学校期间,陈治钧博览群书,尤喜读意境深远、思想深刻的古典文学。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长期熏陶下,陈治钧的世界观渐渐形成,写作水平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为他后来得心应手地从事各种犀利公文写作、鞭挞黑暗与丑恶,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綦江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陈治钧学习刻苦,后以优良的成绩被保送到位于重庆的川东师范学堂(后更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读书。在重庆读书期间,陈治钧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广泛涉猎阅读进步书刊,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年轻的思想日趋进步。
一天早晨,陈治钧同往常一样来到长江边散步,一曲歌声从远处长江中的小船上传了过来:“天上刮大风,浓雾锁江面,没有米下锅,妻儿挨饥寒,撒网捕鱼虾,只为换口饭……”歌声伤感悲凉,大雾迷茫浓酽。陈治钧被歌声触动,心中不快的他渐渐眉头紧锁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年少的乞丐走过来,向陈治钧诉说起他悲苦的身世:父亲被拉去当兵死了,母亲也得病去世了,现在留下他和妹妹相依为命。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乞求陈治钧施舍他点钱财来买吃的。同情兄妹俩遭遇的陈治钧正打算掏钱给乞丐,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出门忘了带钱。正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帮助陈治钧化解了尴尬——那人拿了钱给乞丐,叫他赶快去买吃的,乞丐一阵感谢后走了。
此人正是陈治钧熟悉的邱校长——他以正直和善良赢得众多学生的爱戴。
陈治钧深有感触地说:“刚才这兄妹一家人的遭遇实在让人心酸,令人同情。现在全国民不聊生,可各地的官员们仍旧横征暴敛,作威作福,不管百姓死活。目前中国之黑暗萎靡和腐败贪婪,看不到任何一线希望,只有通过一场巨大的革命才能改变这不公正的世道,这个文明古国才有光明的前景……”
邱校长称赞陈治钧说:“你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身为学生而志向远大,身在学校而心怀穷苦大众,只要继续努力,将来一定成为国家有用之人才。”二人就时事和国家前途问题兴味盎然地谈论了许久才离开江边。
陈治钧从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应友人之邀请前往川东边防军作文书工作,继任川东道尹公署科员。此时,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平和与安宁被打破了,居心叵测的四川军阀为争夺利益大打出手,一时间,金戈铁马,硝烟弥漫,土匪兴起,官员贪婪,民生凋敝……这景象是何等的衰败与黯然!1922年,深感“国事不可为”的陈治钧愤然离开重庆返回了綦江。
富有正义感的陈治钧返回家乡后,凭借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县团练局谋得参事一职。不久,他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綦江青年砥砺会,常和中共地下党员邹进贤等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畅谈人生理想,评论时事政治,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发表对国家前景和走向的看法。每每这时,陈治钧热血奔涌,神采飞扬,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对未来充满憧憬。在革命思想的引领下,陈治钧进步明显,继而响应綦江青年砥砺会的号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捐役、反贪污的各项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陈治钧亲自镌刻蜡纸油印传单和宣传品,撰写辛辣的战斗檄文,对社会的不公、国家的黑暗、封建军阀的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地方豪绅鱼肉乡民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陈治钧长期追求进步与理想,终于迎来了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1924年,邹进贤从成都高等蚕业学校毕业返回家乡,卓有成效地开展一系列党的工作:开办平民教育,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革命理想,从优秀的青年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邹进贤的培养和自身努力下,陈治钧、胡尧钦等人从綦江青年砥砺会脱颖而出,被慧眼识珠的邹进贤发展入了团。1925年1月,全体团员在古南镇万寿亭开会,按照章程规定,经过表决通过,成立了隶属于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领导的县支部。邹进贤担任支部书记,胡尧钦担任组织委员,陈治钧担任宣传委员。
1925年,陈治钧担任了区公所位于蒲河的七区区长,为了广泛了解农村群众的疾苦,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见解,陈治钧凡事亲力亲为,而且打破惯例不坐滑竿、不带随从。陈治钧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受到当地群众的赞许和敬重,群众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8月,为提高共青团员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修养,以适应风起云涌斗争的需要,邹进贤、危直士在綦江县太公山玉皇观举办了一期建党积极分子学习班。陈治钧参加了学习班,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中,他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是年秋,经过风雨考验的陈治钧,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二、取得反“剿赤”斗争胜利
1926年来临了,在这一年里,陈治钧理论素养不断提高,斗争策略日趋丰富,得到党组织的认可。1月24日,重庆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綦江县支部在綦江县古南镇万寿亭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一男教师宿舍成立,陈治钧参加了党员大会。1926年2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左派)綦江县党部召开国民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左派)綦江县执行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6人组成。在7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陈翰屏、胡尧钦、危直士、陈治钧4人,共产党员人数的优势为下一步工作开展创造了积极条件。
正当陈治钧在中共綦江县支部参加党员大会时,一件大事发生了。1926年1月下旬,国家主义派头子、綦江县团练局长夏奠言的佃户文某盗窃东溪高等小学师生的衣物,被东溪区团总陈淑陶拘留。夏奠言闻讯赶到东溪镇上,要区团总放人。学校师生知道后,立即派代表责问夏奠言,痛斥他身为团练局长,却放纵强盗的不光彩行为。夏奠言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的他令下属打伤了学生代表,这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师生们将打伤的学生抬到县城起诉。綦江县学联会在共青团特支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各学校罢课请愿,撰写印发了《为夏奠言毒打学生告同胞书》,到全县和重庆等地揭露夏奠言镇压学生的罪行,掀起了轰动全县的“倒夏运动”。1926年下半年,中共綦江县特支接到中共重庆地委指示:为了配合北伐战争,大抓地方武装,开展地方团练活动,特支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可以在年初开展的“倒夏活动”上做文章,争取到綦江县团练局长职务。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再次把上半年学联会掀起的“倒夏活动”进一步推向了高潮。面对声势浩大的运动,夏奠言惊慌失措,如丧家之犬。在特支的领导下,夏奠言被灰头土脸地赶下了台,而后陈治钧被推举为县团练局长。
陈治钧接任团练局长后,遵照党的指示,开展了系列工作:首先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整顿团务人员,把各区的团总、督练长都换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进步人士,把旧的团练武装改造为农民革命武装,把枪杆子掌握在党的手里。其次,举办县团练干部学校,传播革命思想,训练团务骨干,他亲自兼任团练干部学校校长,聘请中共党员陈翰屏为政治主任,霍栗如(霍恂)为军事主任,其他政治、军事教官基本上都是从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来的共产党员。学员由各区乡选送,多为区乡农会骨干。学校采用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对学员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之下,虽然县团练干部学校仅仅开办了几个月,但取得了丰硕成果,撒下了革命种子,共培训团务骨干300余人,为推进全县团务活动的开展和农民运动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1927年,四川反动军阀刘湘发动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惨案过后,依然如鲠在喉的刘湘准备进攻綦江——在这“剿赤”之前,刘湘对綦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和武装力量的日益强大感到害怕和仇恨,蓄意除之而后快。他多次下令逮捕綦江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只因陈治钧手里掌握一千多人枪的武装力量,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命令的驻军才不敢轻举妄动。“三三一”惨案后,刘湘觉得消灭綦江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机会来临,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调兵遣将,摩拳擦掌,命令巴县、南川、江津的三县军队共同行动。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率领“讨赤军”进攻綦江“剿赤”,从巴县(现巴南区)龙岗经綦江新盛乡(现新盛镇)攻打县城;南川团阀张茂春屯兵万盛隔断綦江与涪陵的联系,从而孤立綦江,方便“剿赤”;江津团阀周化成出兵围堵。“剿赤”的目标是陈治钧、霍绍文、霍栗如等綦江县的共产党八大领袖,刘湘妄图将綦江县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在这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綦江县城的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兴高采烈,蠢蠢欲动,他们打出了“驱逐赤化分子”“打倒赤化分子陈治钧”“解散团练干部学校”等标语。此时,国家主义派头子夏奠言、刘华等人见有机可乘,兴风作浪,千方百计诽谤抹黑陈治钧等人,欲打倒陈治钧而后快。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这一暗流涌动的险恶形势,陈治钧兵来将挡,他并不因反动势力的嚣张而有所动摇,坚持正常到学校上课。同时,陈治钧根据县特支4月9日郭扶紧急会议精神,于4月10日召开了各区团总和督练长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特支反“剿赤”斗争的意图,分析了敌我斗争的形势,具体部署了反“剿赤”斗争的计划。会后,赓即返回县城,观察动静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措施。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的部队前进到新盛乡号房一带观察动静,见陈治钧作好了充分准备,没有胜利把握的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双方虎视眈眈地屯兵对峙了几天几夜,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万分紧张的县城驻军旅长穆瀛州担心双方打起来局面不仅难以控制,而且会给他带来麻烦。从保护个人利益出发,他找到陈治钧,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并调一个连队将双方隔开,避免接触。经穆瀛州往返调停劝说,申文英、曹燮阳的团队撤离綦江县境返回了巴县,陈治钧也宣告撤军,撤军前在县城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充分展示了綦江农民革命武装的强大力量。陈治钧反“剿赤”斗争的胜利,避免了“三三一”惨案在綦江的重演,保护了当地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地方豪绅的嚣张气焰。
反“剿赤”胜利后的第二天晚上,穆瀛州派其副官拿着刘湘拟逮捕陈治钧、霍绍文等人的手令来到县团练局。副官告诉陈治钧,刘湘向穆瀛州下达了逮捕他们的命令,穆瀛州不愿意伤了双方的和气,可又不能违抗刘湘的命令。他劝告陈治钧等人,去外面暂时躲避一下,他也好对上回复。陈治钧和霍绍文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反动势力目前过于强大,不能同他们硬拼。为保存革命力量,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陈治钧决定暂时离开綦江,6月初辗转到了重庆。
三、以秘书长身份发动兵变
陈治钧到了重庆后,由四川省委军委派驻广汉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第三团做军运工作,公开身份是一营营部书记(文牍)。陈治钧工作勤恳,又有丰富的治军经验,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很快受到官兵的好评。在部队中他利用有利条件,为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联络工作,发展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工作据点,为后来该部队的起义创造了条件(1930年,该部队在广汉举行了震惊全四川的兵变,打出了第二路工农红军的旗帜,这与此前陈治钧在该部队所做工作密不可分)。1928年,陈治钧被党组织安排到驻合川的川军第三师陈书龙部做军运工作,同样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1929年底至1930年春,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把湖北的军队抽调一空,另调四川驻涪陵的二十军到鄂西剿共。这时,四川的各派军阀斗争激烈,特别是川东的刘湘、杨森、刘存厚、赖星辉等互相争夺,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势力,并把战争的费用转嫁给农民,大肆搜刮民财,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把四川省划为9个中心区域,并将中心区域的邻近县划为特区。各特区在抓好中心城市工作的同时,为发动兵变、组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1930年1月,四川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军事工作路线给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信》的精神,决定在绥定(达县)、涪陵、梁山(梁平)和万县(万州)建立四川红军一、二、三路游击队。
涪陵特区以涪陵为中心,范围包括丰都、南川、彭水等4个县。中共四川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到涪陵特区主持工作,由李鸣珂、苟良歌(又名梁歌,涪陵县委书记)、周晓冬、陈治钧(涪陵县委委员)、陈静(省军委派驻郭汝栋政治部的军事干部)组成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特区内的军支,任务是领导发动兵变,指导军事,组建红军。
为了领导推动兵变工作,保证兵变的胜利,中共涪陵特别委员会任命陈治钧为第二路游击队特别委员会秘书长,陈治钧在涪陵县城西门外龙石街的骊珠楼设立秘书处,高度紧张地从事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四、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起初,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拟定方案是:驻白涛的一团三营在奉调回城时,趁机杀死反动军官,占领城外制高点望州关,并配合在乌江对岸的陈风藻部队攻城。1930年3月4日,是郭汝栋部一师一团奉命出川的日子。中共涪陵特别委员会决定趁部队混乱之机,再次发动兵变,拟定了四号兵变计划:4日晨,以一、三两营为基础,十一连为中心,发出兵变信号,带动全团起义,并与乌江对岸的陈风藻部相配合,攻打涪陵县城。不料意外发生了,一团三营入城时,执行枪杀反动军官的人没有及时行动,中共党员、三营十一连连长赵启民带领十一连占领望州关后,除陈凤藻在乌江对岸打枪外,无人响应。这次行动打草惊蛇,让敌人加强了戒备。
起义发动过程中,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军支部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驻军的严密注视。城内驻军郭汝栋部廖海涛师和二十一军杨启文旅加强了戒备。3月1日,涪陵新盛镇的一批青年在中共涪陵特别委员会机关——骊珠楼进进出出,引起了隔壁一警察局职员的怀疑。次日晨,警察局职员在骊珠楼附近的垃圾堆中搜索出油印传单一纸,立即密报警察局。3月3日凌晨,警察局派人将骊珠楼包围,把3月4号的兵变计划、文件、地图、《红军日报》等资料抄走,正在紧张工作的秘书长陈治钧等四人被逮捕,城内敌军随即紧急戒严,兵变失败了。
陈治钧被逮捕以后,当即被解送至廖海涛师城防司令部何治九团审讯。敌人对陈治钧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妄图从他口中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和整个起义计划。在敌人的残酷审讯面前,九死一生的陈治钧坚贞不屈,正义凛然,对整个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和起义计划守口如瓶。敌人企图从陈治钧口中得到更多秘密的希望失败后,恼羞成怒,两个月后将陈治钧枪杀在涪陵城外长江边上的龙王沱,陈治钧牺牲时年仅33岁。
尽管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发动的兵变工作遭到失败,但锲而不舍的共产党人发动兵变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又一次兵变很快被组织起来了。1930年3月17日,国民党二十军三营十一连奉调出川,官兵乘船至长江涪陵段江心时,身份为中共党员的连长赵启民领导兵变成功,带领51名官兵连夜前往罗云乡与400多名赤卫队员会合。李鸣珂迅速赶到文昌宫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筹建红军游击队。4月7日,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罗云乡正式成立,在涪陵、丰都、武隆、石柱等边区的崇山峻岭中,点燃了工农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由四百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转战周边十余县,建立了十三个乡的苏维埃政权,数百名干部战士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这支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军委直接组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四川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赤胆忠心的英勇对敌斗争故事至今被当地人民广泛传颂,令人长久怀念。
1959年8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陈治钧为烈士,为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书》。
令人扼腕的是,由于陈治钧是被敌人秘密杀害后埋葬的,因此寻找确认他的遗骨成了一个难题。为了让烈士瞑目,给社会一个交代,曾和陈治钧一起风雨同舟战斗在綦江县的中共地下党员陈翰屏,多次写信向陈治钧战斗过和牺牲的涪陵询问情况,期待着有所发现。1959年,在陈治钧英勇牺牲整整二十九年之后,涪陵一个名叫何元干的人向陈翰屏回信道:
陈翰屏同志:
两次来信奉感,关于陈治钧烈士坟墓或在成都面托,回涪陵各方面打听都得不到真相,后来找到涪陵第一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黄亦人同志,他说:1930年在涪陵龙石街骊珠楼旅馆逮捕一人叫陈湘源(陈治钧)是綦江人,但是公安局逮捕,杨国桢枪杀在龙王沱,是地下党人匡凤儒埋的,地方不知,现在匡已死了。
我曾向地委统战部县委统战部都谈过,都得不到究竟,最近会着石大城,他知道陈治钧烈士是1930年3月在龙石街骊珠楼旅馆被捕枪杀在龙王沱,但他当时在忠县,不知埋在何处,其人瘦高眼睛近视,常戴个黑眼镜,人都喊他陈眼镜。我将石大城所说的陈烈士身材面貌、被捕地点或日期去向黄亦人说。黄答:对头,但匡凤儒已死,陈烈士的墓地仍不得而知。我们二人经过多时的想来想去,黄想起在荔枝乡住的有个姓贺的不知叫什么名字,贺当时是个迷信职业者,不知是个道士或是个端公,可去问贺一下,但知道与否不可确定。
我当去城关镇问明他叫贺家祥,是个道士住在青龙境,我第二天早晨就去找到贺。他说陈治钧烈士同他开过会,身材瘦高常戴个眼镜,人称他陈眼镜,是省里派来的军支书,因泄露机密在龙石街骊珠楼旅馆被廖海涛的何治九捕的,当时何治九是涪陵的城防司令,枪杀在龙王沱,绑出时他还看到的,当时他问匡凤儒:尸首如何处理?匡说:你不管。他就未过问了,因此也不知道埋处。我请他再想,他总想不出来。我请他再想当时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些人在?他也想不起来。我再请他详细地想,并请他进城时来协会访谈。最后他说:此墓恐难找到,他说多半是埋在官山里,现在官山都毁了作了建设之用,所以恐难找到。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还要多方地探询,以找到为止,详情如何,探确再报!
此致
敬礼
何元干
1959年9月3日
2000年,为了更好地缅怀陈治钧等革命先烈,重庆市涪陵政府特意修建了罗云革命纪念碑,以此来铭记他们彪炳千秋的事迹,激励后人。
史料来源:
1. 采访
2. 本人档案
3. 广汉党史办提供史料
4. 涪陵党史办提供史料
5. 綦江党史办提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