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文和外文视角中的古代黎族历史

一、与黎族历史有关的汉文文献

先秦著作《礼记·王制》、《山海经·南经》、《楚辞·招魂》中的雕题、离耳、穿胸国、贯胸国等都是对黎族先民的称谓。

自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在海南岛设儋耳、朱崖郡后，正史、地理著作、笔记、文集中对黎族的记载逐渐增多，对于黎族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涉及，但多为一二条目。

隋炀帝“以诬怨望”流放宗室邹国公杨纶到珠崖，则是黎族史学发展的一个拐点。自此，蛮荒之地海南被中央政府辟为流放之所，历朝陆续有失意于仕途的官员渡海来琼。流放官员虽然属于“政治上不正确”的一类，文化上却不是异数，他们进一步将海南岛和黎族带进了正统的文化视野之中。这一时期，流放官员对于黎族的记录，较著名的有宋苏轼《居儋录》、苏过《斜川集》等。

唐以后，笔记小说盛行，很多文集、笔记中对黎族都有所涉猎，如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王佐《鸡肋集》，清范端昂《粤中见闻》、李调元《粤东笔记》、吴震方《岭南杂记》、檀萃《说蛮》、刘世馨《粤屑》、闵叙《粤述》、张岳崧《筠心堂集·抚御琼黎论》、陆次云《峒溪纤志》等。其中，明朝遗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是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一部。

笔记作者，多为广东官员，记叙内容以广东地区的民风、民俗为主，而且许多笔记文集中黎族条目的沿袭、抄录比比皆是。如《岭外代答》一书，作者自序：“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123]《桂海虞衡志》因作者范成大未曾亲至海南，所记录的条款有舛误之处，《岭外代答》也予以沿袭。李调元的《粤东笔记》，内容多采自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时人称其得屈大均书，略加改窜，据为己有。范端昂《粤中见闻》也与《广东新语》的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资料袭用十分明显。

又吴永章在《黎族史》中写道：“有清一代，关于黎人文身所记内容大同小异，均未脱《广东新语》窠臼。《黎歧纪闻》所记，当是从《广东新语》改写而成。其后所记内容不外两种：一是基本照搬《广东新语》所记。清代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及张心泰《粤游小志》的有关段落即属此列。二是将屈、张二氏著作的有关论述，加以缩写。如清檀萃《说蛮》的相关记载。”[124]

专事记载黎族的书籍自明清渐多，如明顾岕《海槎余录》，约1527年成书，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岛地理的著作，“山川要害，土俗民风，下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及，无不记载”[125] 。其他有清鲍灿《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又名《峒黎小识》，全书实分《汉黎舆情》与《营伍练兵》两部）[126]及张庆长《黎岐纪闻》、陈坤《治黎辑要》等。另有《琼州海黎图》、《琼黎一览图》、《琼黎风俗图》，为清代所绘黎族风俗图画，以建屋、纺织、耕种、对歌、嫁娶、聚会、跳鬼、取香、采藤、放排、传信、贸易、涉水、谈判、渔猎等图画描绘黎人的社会风俗和生产生活等情况。不同画家笔下的黎人，呈现出同样浑朴天真的面貌，堪称黎族画史，也是珍贵的民族史料。

记载黎族史料最为全备的，应属海南方志。海南最早的地方志是《珠崖传》，晋朝盖泓所撰，久已失传。明清时期，海南方志著述颇多，《海南地方志丛刊》中收录的现存方志有七十余种。几乎每部方志中，都辟有章节专门论述黎事，多冠以“海黎”、“防黎”、“平黎”、“抚黎”等名，内容主要是对当时发生的黎族抗争和剿抚活动的记录，并有士绅官员提出的防黎治黎的各项措施，黎族地区的风俗也占一定篇幅。

关于汉文古代黎族史料，熊开发的评价很经典：“我们见到的近代以前的黎族史料，只能算作黎族民族现象的描述和简单评点—完全是中国古典式研究方法下的产物，描述性、传说性、片段式、评点式等是这种古典式研究的基本特点。”[127]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二、黎族文献作者群分析

因有语言无文字，加之古代黎族教育极度匮乏，清代以前，黎族文献的记载者多为汉族士人群体，尤以官员为主体。

海南岛僻处海外，波涛横亘，瘴疠肆虐，时人视为畏途。明代顾岕在《海槎余录》言：“儋耳孤悬海岛，非宦游者不能涉，涉必有鲸波之险、瘴厉之毒，黎獠之冥顽无法。”[128] 因此，黎族文献的记载者多具有一定功名，曾赴广东、琼州等地为官，或曾至岛剿抚黎乱、游历的汉族官员，也包括在外为官的琼籍官员，如海瑞等。隋唐以后，流放入岛的政治犯也尝有著述。

1.流放入岛的文人士大夫。唐宋贬谪海南者不乏名臣，如李德裕、胡铨、李光等，但他们记述海南的诗文不多，主要为抒怀之作。对黎族记述较多的，首推苏轼。因为政治失意及个人胸怀的关系，苏轼诗文中的黎人黎事，呈现出较多理想化的田园色彩，如“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等。其子苏过有《论海南黎事书》一文，颇有价值，将在后文做重点论述。

2.宦游海南的地方官员。由于长期以来海南本土文风不振，及古代所推行的异地为官政策，大陆籍汉族官员成为治理海南的主要群体。汉族官员亲身经历南溟一隅与汉地迥异的黎风、黎情、黎事，又担负着治黎、平黎、抚黎的现实需要，同时作为这个文化孤岛上罕见的文化精英，不免或于文集之中、或为专著论及黎族风俗及治黎政策。现对部分作者的身份及其作品做如下介绍：

《海槎余录》，作者顾岕为明嘉靖间儋州同知。“岕字汇堂，吴县人。官至南安府知府，是编乃其官儋州时所著。凡风土、物产悉随笔记之，共四十余则，皆地志所已具。惟处置叛黎一节，叙述颇详，为《蛮司合志》所未及云。”[129]

《交黎抚剿事略》五卷，作者为明广东按察司副使方民悦。“据《四库提要》，此书记嘉靖二十八年征讨安南范子仪，琼州黎那燕之役。时欧阳必进总督两广，方民悦为其属官。”[130]此书与欧阳必进《交黎剿平事略》所记为同一事，可能为同一书。

《黎岐纪闻》，作者为清代琼州定安县知县张庆长。该书描述了黎族地区的社会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水平、风土、习俗等，是研究黎族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治黎辑要》六卷，作者陈坤，自序曾“宰琼山”。书名为岭南大家、汪精卫的叔父汪瑔题署。又有《粤东剿匪纪略》一书，作者也署名陈坤，字子厚，钱塘人，曾居岭南三十余载，为潮州知县二载，与汪瑔有诗文过从，与《治黎辑要》的作者应为同一人。

《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钞》，作者为琼州特授陆路都府游击管带鲍灿。该书为其治理黎苗及兵营杂事之禀帖告示原稿，“文件时期在光绪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冯子材之督办全琼军务，也正在此时期中，故稿中一切设施，尤其有直接禀冯氏者，似均可看到冯子材之治黎设施。”[131]

《九龙办黎笔记》，作者为感恩（古称九龙）代知县赵承炳，该书收载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围剿以感恩县文质村汉人黄亚儒为首，联合乌槐峒黎人的‘土、黎各匪’以及平抚陀利等村黎人与汉人本廉、文质、长潭、板桥、红杭诸村衅争仇杀事”[132]。

3.琼籍官员士人。经历数朝熏染，海南文风渐盛。尤其有明一代，科举入仕者甚众，琼籍官员颇有政声，渐为世人所知。因黎乱频仍，海瑞、王佐等琼籍官员，虽然异地为仕，一旦朝廷对黎乱有剿抚动作，出于乡土经验和经世情结，多积极向朝廷上疏，提出平黎治黎方策。开十字路等颇有见地的方策，便由海瑞等率先提出。对于黎族风俗的描写也散诸本土士人的诗文之间，但关注程度和猎奇色彩反较大陆籍官员为低。总体上说，除奏疏、诗文外，出自琼籍官员的黎族专著很少。现将数位琼籍官员及其记述内容开列如下：

邢梦璜，元代文昌人，知万安军，以琼籍而官琼，有《至元癸巳平黎碑记》。

王佐，明临高县博后乡人，成化初授高州同知。所著《平黎记》记述毛锐统率“两广官校暨汉、莨兵以十万”镇压黎乱的经过，晚年有《进〈珠崖录〉奏》，陈述治黎方策。

钟芳，明崖州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漳州知府、南京户部员外郎等职，著有《崖州志略》、《悯群黎文》、《大明平黎碑记》等。

郑廷鹄，明琼州府琼山县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吏科给事中等职。崖州黎酋那燕聚众起事，郑上《平黎疏》，言平乱之策。

海瑞，琼山县人，嘉靖二十八年以《治黎策》中乡举，“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疏》”，提出了一系列治黎政策，如发展交通、融合汉黎、反对向黎族用兵等。

王弘诲，今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嘉靖乙丑（1565）科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编修、国子监司业，有《议征剿黎冠并图善后事宜疏》。

吉大文，清代崖州镜湖人（今乐东县九所镇镜湖村人），数次平黎有功。其诗《黎村》云：“岭半炊烟起，随牛远入村。编茅安石灶，种稻爇山园。祭鬼柴门肃，迎宾卉服尊。新年婚嫁日，席地闹盘樽。”文字平实自然而无猎奇之色。

唐胄、张岳崧等明清海南大儒则主持方志的编撰，如《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等，对黎情多有记录。

4.游历海南的各类人士。由于交通难险，历朝至海南游历的文人士大夫数目有限，且其中一些仍很难完全脱离官方色彩，对黎人的记述也文体各异。

《唐大和上东征记》，记述唐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因风漂流至海南的一段经历，对黎族风俗有一些记述。

清代文人程秉钊，有《琼州杂事诗》，为其应邀于光绪十三年随汪鸣鸾视学琼州时所作。其中有对黎族治乱得失及民风民俗的思考、记录，“异俗年年苦横征，能清吏治即销兵。何须别撰平黎策，黄石遗书逊此精”。

《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作者胡传乃胡适之父，清末地理学家。光绪十三年（1887），胡传应张之洞之邀赴海南考察，为清政府拟将五指山黎族地区划县治理的决策提供建议。胡传黎峒之行历时三十二天，逐日记载沿途黎族风土人情，回广州后呈上考察报告，认为：“生黎训，不必剿；林木少，不足采；黎峒窄，不置郡县。”[133]清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

总体而言，这些官僚士人与海南岛的机缘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对黎族的记述，还是与他们所受的文化熏染、所秉承的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作为被描述者的黎族人，还完全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读到的古代汉文黎族文献是存在着视角局限、带有偏颇的记载，一直要等到近代以后才有纠正的可能。

三、汉文黎族史的中心内容—黎乱与治黎政策

汉族士人笔下的古代黎族文献，以“采风录俗”和“议事备治”为主要内容，前者是因黎俗与中原文化异质引发的关注，后者则主要出于汉族官员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

采风录俗是大部分笔记、文集、方志所涉及的内容。作者虽不免以一种好奇的、异域的眼光来注视黎族独特的民风民情，并且难以杜绝零乱、舛误等种种缺陷，但在许多方面，尤其在有关黎族源流、宗教、风俗等方面，汉文黎族史料为后世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书面材料以及各种研究所必需的参照和对比对象，有着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

此外，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孤悬海外的黎人还曾经以连绵不绝的“黎乱”引起过关注。这种抗争虽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雏形，不曾有过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的支撑，也从未走出过琼州海峡，更像是一个处在蒙昧时期的民族对于压力天然而猛烈的反应，但依然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更是部分宦琼士人需要切实处理的急务。“反叛与平叛”，成为汉语言和文化视角下古代黎族文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1.史不绝书的黎乱。保留着先民少机巧、无权谋、率真而愚直的心性，黎族不谙调和周旋之道，多以直接的武力作为解决手段，对于政治压力更是有着天生的反感和抗拒。从汉代海南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版图开始，黎族的抗争不绝于书。黎乱不管原因何在，出于统治阶级对于黎乱的关注，历史上稍有规模的黎乱，其头人姓名、起因、路线、政府的剿抚策略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黎族社会制度的变化、管理机构的更迭、民风的变迁、经济的进展、汉黎的交往、历代治黎政策，甚至详细的黎峒数目、人口、地理形势都在有关黎乱的记述中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黎族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治黎辑要》作者陈坤自序有感于黎乱为祸一方，因此“于志乘中刺取黎情村峒及历年办黎故事成法汇集成编”，“以古为鉴”，变“从未十年安静”之局。[134]卷一《黎情》，概述黎人风俗、各地黎情；卷二《黎峒》，对琼州府十三州县黎总及下辖村峒的名称、地理分布、数目均有极为详尽的记录；卷三《要隘》，对地理形势、防黎要冲、要汛均有记录和分析；卷四《故事》；卷五《征剿》；卷六《奏议》，包含了丰富的黎族史料。

地方志中关于黎乱的内容也很详尽。如《康熙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抚黎》、《乾隆陵水县志》卷八《黎岐情形》、《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至二十二《海黎志》、《光绪定安县志》卷九《黎岐志·平黎》、《光绪临高县志》卷十五《黎岐类·防黎》等，可见历代海南的统治阶层和汉族官员皆汲汲于剿抚策略的制定。

2.从《论海南黎事书》看汉族士人眼中的黎乱思维。苏东坡流放海南期间，随侍身边的其子苏过有《论海南黎事书》一文，虽然篇幅短小，却是第一篇讨论治黎政策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略窥汉族士人对于绵延纷起的黎乱的视角。

“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丛”，“咨尔黎汉，均是一民”。苏轼父子在诗文中曾提及黎人的天真浑朴。但在《论海南黎事书》中，来自生活的经验让位给正统思维，苏过屡次提及“华”“夷”等字眼，“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变而性不可改也”。可见他的“华夷之辨”非常鲜明，具有代表性。文中对黎族反抗斗争的评价，也可以作为数千年来政府治黎思维的一个比较精确的总结：“此虽朝廷疮疥之病、不足以置齿牙，然一夫不获，亦君子之所耻也。”的确，无论是苏过所处的宋代，还是之后，黎族的反抗活动，从动机、组织、规模等各方面而言，自始至终凌乱无章。中央政府出于稳定地方、维护统治尊严的目的，自不能坐视，但其始终没有构成实质上的威胁，也并未被视为心腹大患。“今黎人特小小边盗耳。”“今西北二虏，藉此以制其侵轶；况此小丑，何足道哉？”关于黎乱的剿抚之道，文中言，设若“法令之烦苛，调敛之无时，官吏之贪求，能保其无乎”[135] ，清晰地指出了黎乱的根源所在：如果统治阶层继续贪求无度，所谓的治黎政策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其他汉族作者的笔下，也不乏对黎族所受政治压迫的观察、同情或反省，但以封建统治的政治背景，这个顽疾几乎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四、基督教传教士对黎族历史的记载

1560年，捷埃司特派（耶稣会派）传教士葡萄牙人加戈神父（Patre Baltasar Gago，1520—1583）从日本前往印度途中，漂到三亚，数月以后，给送到澳门，传教士的足迹第一次到海南岛。此后各派传教士陆续入岛传教。至1652年海南岛归顺清朝，岛内受洗的人，“仅仅载之名簿而可稽的，已达两千两百五十三名之多”[136]。清代，海南岛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848年，英法强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规定琼州海口为通商口岸，称“琼州口”。琼州口开放以后，外国传教士及探险家等循声而至，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狂热，他们的足迹深入海南最腹地的黎族村寨之中。简·苏特小姐和她的“传教先驱者的丈夫出发做了穿越黎族人居住地区的长途旅行”[137]。以教育和行医为手段开展的传教活动在黎区获得一定的进展，一些黎族的男子和妇女皈依并加入了传播基督教的行列。也因此，传教士以及其他外国人士开始以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和记录黎族。

1872年《中国评论》在香港创刊，该刊为英美在华传教士兼汉学家的汉学评论刊物，至1901年终刊。该刊曾登载多篇关于海南岛土著居民黎族的文章，内容涉及风俗、山川、语言等，是研究十九世纪黎族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