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文史籍对哈萨克族的记述与认识
一、清代以前汉文史书的记载
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史籍的编著者们就十分注意记载周边的少数民族。对哈萨克族的记载，可以说历代史书均有。这些记载中，不仅仅有其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包括了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古代史家的民族观。
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乌孙的记载从《史记》到《元史》都有。汉代史书除了对乌孙的地理环境风俗介绍，主要集中在乌孙与当时中央政权的关系。三国时，乌孙与曹魏政权保持隶属关系。北魏建立后，曾派董琬、高明出使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遣使入魏。在突厥统治时期，可萨、咄陆、弩失毕等部落均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根据史书对这些部落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哈萨克族形成的脉络。辽朝时，乌孙是其属国，辽北面属国官下有乌孙国王府。各朝史书还有乌孙社会经济的记载。
古代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的记载，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例如近些年我国学者虽然从系谱、语言、考古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族源进行了考证，但是最为重要的论据还是存在于正史中。然而大多史书的资料都十分零落，加之少数民族的族名、人名、地名均为音译，这就导致错漏频生，加大了我们运用史料的难度。
二、清代文献对哈萨克族的记载
直到清朝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对哈萨克这一整体民族的记载。有清一代，中原王朝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战事不断，哈萨克族作为当时在西北举足轻重的民族之一，受到清朝政府的重视，因而很多文献都有记载。从书籍分类来说，史部和集部都有哈萨克族的记载，史部书籍最多。
《清实录》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实录。从康熙朝起，由于与准噶尔战事不断，清朝政府开始关注与准噶尔蒙古贵族关系密切的哈萨克，于是《圣祖实录》中出现了有关哈萨克的记载。此后的各朝实录中，均记载了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其内容，除了在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之时，有与哈萨克族的一些有关战事问题的交流，其后则大部分都记载着哈萨克汗或其后代至清廷贡献觐见。《德宗实录》中对哈萨克的记载，大多是关于边疆问题。如：“光绪三十年七月癸未，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阿尔泰地当荒徼，哈萨克大半流亡。”[29]
清代敕修的“方略”中，《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康熙、乾隆两朝与哈萨克族的交往。前者是因与准噶尔或西北其他民族的交往而牵涉哈萨克族，专门的记载不多。而且由于此前清政府对哈萨克缺乏认识，导致记载中存在一些谬误。较为明显的是，一直将哈萨克认作回族的一部分，这种认知，到了乾隆朝所修的各种文献中开始改变。后者编修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清政府与准噶尔的战事胶着日久，所以对与这场战事有密切关系的哈萨克族日益重视，交往更为紧密，记载尤多。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三中，详细记载了清朝政府与哈萨克之间的战事，以及后来左部哈萨克阿布赉汗臣服觐见，从而对左部哈萨克的地理位置、族源、部落、风俗等方面都有涉及。
《清朝文献通考》专设《四裔考》，其中介绍了哈萨克诸部尤其是左部的地理位置、族源及与清朝的交往。
作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新疆史地学著述《西域图志》，其卷四四·藩属一，对哈萨克所处地理位置、族源、与清政府的交往等等所记甚详。尤其是对族源的考证，从汉朝史籍开始，结合哈萨克风俗的演变、地理位置的变迁等方面进行论证，为后世学者研究此问题提供了参考。天章目中的御制碑文、诗赋，以及封爵目、疆域目中亦有不少与哈萨克有关的资料。此外，椿园七十一著《西域闻见录》、格瑧额撰《伊江汇览》、永保《总统伊犁事宜》，以及《西陲总统事略》、《钦定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塔尔巴哈台事宜》、《科布多事宜》等书中，都有许多关于哈萨克族的记载。
乾隆《御制诗集》和《御制文集》中，大量出现了哈萨克归附过程、哈萨克使者觐见等，其中也涉及哈萨克的地理风俗。
佚名《新疆道里表》，抄本《由京至巴里坤城等处路程记》，石印本《甘肃至新疆路程》，《西北国防大计条陈》，《经营西疆计划》，张永枚辑著、钟广生述《辛亥伊犁乱事本末》，升寅《使喀尔喀记程草》，慧成《科布多巡边日记》，佚名《乌里雅苏台事宜》，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萧雄《西疆杂述诗》等著作，内容大都集中在哈萨克族风俗习惯、与清交往以及边防诸务，是研究清朝后期哈萨克族发展的重要史料。
清代文献对哈萨克族的记载，是我们追溯哈萨克族源、探寻哈萨克发展史、研究其与中原王朝尤其是与清中央政府关系的主要史料。同时，关于哈萨克的文献记载随着历史发展产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在内容上，也反映在编撰体裁体例、编撰者著述思想上。“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30]白寿彝先生指出的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在清代官修文献中比比皆是，不论是上谕或是奏折抑或是记载，字里行间都有清政府对哈萨克族的轻视之意。清朝后期一些史籍将哈萨克族看作捍卫边疆的力量，因此，那些政治敏感的政客和文人学者，不再抱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而是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地的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都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