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孔子辅卫论卫政

孔子失望于楚国之后，几位在卫国做官的弟子，邀请孔子返回卫国。孔子对卫国比较熟悉，对卫国又怀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88年，孔子率领弟子一行离开了楚国负函，前往卫国而来。

在卫国执政的宰相孔文子，期待孔子来卫国，帮助解决他遇到的“两难”问题。

卫国当时在任的国君是卫灵公的孙子辄，即卫出公。三年前卫灵公去世，灵公的夫人南子推太子蒯聩的儿子辄继了君位。而太子蒯聩，因当年谋诛南子未遂，出逃宋国，后又转往晋国，流亡在晋国的戚邑。

蒯聩心里极度不平衡，我太子健在，为什么让我儿子继位？因此爷俩这个梁子就结上了。蒯聩一直虎视眈眈地要回国夺取君位，卫出公拒绝其回国，父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僵持着。

卫出公继位后，任命孔文子为相。孔文子的妻子是蒯聩的大姐，所以蒯聩是孔文子的郎舅，而卫出公是孔文子的外甥。对于蒯聩与其儿子辄之间的君位之争，宰相孔文子是左右为难，既不能袒护外甥，也不便私通郎舅。

外界对这场君位之争，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义上，多支持蒯聩。晋国掌权者赵简子，有意把蒯聩安置在卫晋边界的戚邑，支持蒯聩回国夺权，父子相残的悲剧随时会发生。于是，孔文子盼着孔子能与他同理朝政，帮他解决这个棘手难题。

孔子在返回卫国的途中，见到一种成群结队的鸟，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种鸟名叫“意怠”，飞时由头鸟引路，栖时按头鸟指令，进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后，食不敢先尝，常列群鸟之中，张网捕者，援弓射者，均不容易伤害到它。

禽鸟尚且知合群以增力，藏身以避害，更何况人呢？孔子深受启发，跟弟子们强调，大家要象这意怠鸟一样有团队意识，方今诸侯争霸，我们师徒紧密团结，才能成就大事业啊。弟子们深有所悟。

子路、高柴自告奋勇先到帝丘去打听消息，看看卫出公与孔文子的态度，是否欢迎孔子回去。请老师带领弟子们在宋卫边界的仪邑暂住，视情况再做决定。

孔子在仪邑居住期间，当地一位叫封人的官吏来拜见孔子。封人对夫子说：“我虽系风尘小吏，然素仰慕君子贤人，凡经过弊邑之君子贤人，未曾不见。”

封人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夫子您访遍列国，欲以仁政、德治救万民，可是奔走十年，大道仍莫能行。夫子博学多能，相必通达事理。您一路处处枝节横生，被困于匡、宋、陈、蔡等地，侥幸得脱伐树、绝粮等危险，应该觉悟在心，何必再东奔西跑呢？”

封人有意请孔子在仪邑住下来，在这里养老也不错。

孔子说：“丘之道，乃效仿圣贤，居上位者，以职权化民，收效较易；如世不用我，就以口舌说法，以道启民。丘之所以走遍天下，结交士大夫，游说诸侯，旨在借言语传古圣贤之道，以济天下，至于个人功名富贵，丘视之若浮云蔽履。”

封人告退后感叹：诸位不必忧虑天下无贤君，世道昏暗日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而周游四方，施政设教，遍徇于道路，时时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卫都帝丘，孔文子见到子路、高柴，得知两位是孔子派来了解情况的，便说：“卫国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孔夫子还朝，解决疑难。”

当时卫国军权已交王孙贾，孔文子为表态度，把府中三千家卒交子路统率，并要推荐子路为大夫，请高柴官复原职，仍任士师。一切禀告卫出公批准后，孔文子便与子路、高柴驾御豪华马车，到仪邑迎接孔子。

数日后，孔子在众弟子簇拥下到达帝丘。卫出公率领满朝文武郊迎孔子返卫。从此，孔子在帝丘居住下来，一呆又是五年。

卫出公与其父蒯聩之间的君位之争，不仅是卫国人的大难题，还沦为诸侯之间的公案。各国诸侯倾向蒯聩，屡次指责卫君辄。卫国上下都在议论此事。辄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对此事相当敏感，内政外交都要看对方对此事的态度，再作因应。

孔子曾说：“鲁、卫两国的政事，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

子路对卫国的情况很熟悉，他判断，卫出公蒯辄很可能谋求孔子支持自己。因而前来问老师：“如果卫君让夫子您来主持政事，您打算从什么做起呢？”

“那我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孔子说。

子路很不以为然：“有这个必要吗？老师你太迂腐了！为什么要花气力去正名？当今卫国之政，端正名分如何行得通呀？”子路认为，卫国父子正在互争君位，为谁正名都不合时宜。

孔子不高兴：“由啊，你说话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分不正，则言难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诸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推行；刑罚不公，百姓则行为无所措。君子对于名分，不可不言，言则必正之。”

孔子的逻辑是：卫出公是卫灵公的孙子，是太子蒯聩的儿子，卫灵公死后，理应由蒯聩继任君位。但是因为他谋杀其母南子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聩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分上，还是在父子的“名分”上，似乎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

但是，卫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并不影响他的君位名分，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于“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反面舆论，首先要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分是合乎周礼的，所以必须端正名分。

子路单纯地认为，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聩回国，这在卫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还要招惹大祸，所以骂孔子迂腐。

消息也传到了鲁国，任季氏宰的冉有问回鲁国小住的子贡：“你认为我们的老师会帮助卫出公蒯辄吗？”

子贡说：“这个问题，我正想去问老师。”子贡在齐国、鲁国、卫国、吴国等国家之间做生意，是位跨国企业家，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他生意做得风声水起，受到各国诸侯的尊重。

子贡来到卫国，进见了孔子后，巧妙地问：“伯夷和叔齐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回答：“是古代有贤德的人啊！”

子贡又问：“他们互让君位而出走，最后饿死在了首阳山上，他们心里有怨恨吗？”

孔子说：“他们一心谋求仁德而又得到了仁德，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子贡由此理解了老师主张礼让，不会支持卫出公同父亲争夺君位。就回复冉有：“夫子不为也。”

孔子周游列国十余年，后期年纪老了，不适合继续颠沛流离，在弟子们的建议下，在卫国安稳地住下来。

因为孔子没有明确表达对卫出公的支持，同时出于对孔子师徒势力的担心，蒯辄模仿祖父卫灵公的做法，礼待却不重用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石的俸禄，只是让孔子做一个宾客，一位公养之仕。

孔子见卫出公轻率地使用国力，劳役百姓，刑杀人民，刚愎自用，不体恤别人的言语。心想，自己说少了不济事，说多了会招致怨恨，“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于是无意参与卫国的政事，专注于讲学著书。

周游列国表面上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孔子并不心灰意冷颓丧不振，由于历尽沧桑，胸襟眼界开阔，意志更加坚强。他曾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想要到海外去实现自己仁政的理想；继而又“欲居九夷”行道。

弟子劝阻他，说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君子居住的地方，不在意物质条件，哪会感到简陋呢？

后来，鲁哀公、季康子派遣使臣携带厚礼来召请孔子回国，孔子才改变了主意，带弟子回到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