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公摄政称王释疑

《大诰》是以周天子的身份对包括周邦在内的“多邦越尔御事”发布的东征诰词。如果周公当时确曾摄政称王，那么，《大诰》之作就不能说与周公无缘了。

武王死后，周公一度摄政称王以治天下，这事直到战国时还为人所知，并见诸载籍。《荀子·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按照荀子的观点，天子不可以少顷当其位，也不可以假摄，那么“周公屏（蔽）成王而及（继）武王”，则等于是说周公实实在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天子。看来，此前当有周公摄位的说法，荀子并非首肯。《诗·大雅·灵台》孔疏引《尸子》云：“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践东宫，祀明堂，假为天子。”据《汉书·艺文志》云：“《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这说明在荀子之前，确有周公假摄王位之说。晚于荀子的《韩非子·难二》也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尽管儒法两家对周公践天子之位的具体形式，或以为“及”，或以为“假”，认识各有不同，但都承认周公执政称王所拥有的最高权力地位。只是到了他归政以后，成王才做了实际的王。及至西汉，此一说法日见定型，《逸周书·明堂》、《礼记·明堂位》、《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乃至各种纬书，都有这方面的记述，以其大同小异，不再征引。正是此一说法在西汉的普遍流行而不为欺世，才被王莽利用以售其奸，其后东汉的儒生多有强烈的反莽情绪，也不因为王莽篡汉曾利用这种传说就加以否定。如“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31]的王充，也承认“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32]。这是在历史事实面前以理性高于情绪的态度所获得的正确认识。

上引材料或嫌晚出，有无更早的文献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呢？当然是有的。《尚书·召诰》说“王乃初服”，意即成王初理政事。既言初理政事，必与当时周公致政成王“复子明辟”有关。《洛诰》所载周公“朕复子明辟”这句话，应该就是周公摄政称王的明证。自汉迄宋，人们对“朕复子明辟”的解释，都说是周公复还明君之政于成王。如《汉书·王莽传》记群臣奏言：“《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伪孔传亦云：“周公尽礼致敬，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归政而退老。”孔疏云：“周公将反归政，陈成王将居其位，……我今复还子明君之政。”我以为这些解释是符合诰文原意的。可是自宋代王安石作《尚书新义》之后，不赞成这种解释的人就多起来了。王安石说：“复，如‘复递’之‘复’，成王命周公往营成周。周公得卜，复命于成王。谓成王为‘子’者，亲之也。谓成王为‘明辟’者，尊之也。”又说：“先儒谓：成王幼，周公代王为辟。至是乃反政于成王，故曰‘复子明辟’。……以书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尝代王为辟，则何君臣易位，复辟之有哉？”[33]赵宋是个非常注重君臣之分的朝代，此说一出，颇得当时学者称道，如宋叶梦得曰：“复如孟子‘有复于王’之‘复’。自孔氏以‘复子明辟’谓周公摄而归政之辞，古今儒者从之不敢易，独王氏以为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初无经见，独《明堂位》云尔；《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盖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此礼之常。摄者，摄其事，非摄其位，世见周公在丧之摄，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摄，故至卜洛邑犹有‘归政’之言，则王氏之言为有证。”[34]其后蔡沈作《书集传》暗用王安石说，遂至此说影响益有扩大，连王国维作《洛诰解》也不能破此樊篱。若按王安石所解，单就“朕复子明辟”这句话来说，是可以讲得通的，但联系《召诰》所言“王乃初服”，《洛诰》所言“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乱为四方新辟”来看，若周公未尝摄政称王，又何有“新辟”、“初服”之谓？所以周公复辟之事应该是可信的。再结合《康诰》篇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康诰》开篇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书序》以为是成王，可成王怎么能称他的叔父康叔为“朕其弟”呢？宋儒在批评这一谬说的同时，又提出此“王”应为武王的新说。但此说也有问题，这就是康叔封于卫，事在武庚、管、蔡作乱平定之后，这时武王早已死去，怎么可能再册封康叔为卫侯呢？于是又有人说《康诰》不是康叔封于卫而是初封于康之诰。但康叔初封之康，地在远离殷墟的豫南，与文献所言“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又相抵触。可见《康诰》篇中能称康叔为“朕其弟”的王必是周公无疑（说详下章）。这可以说是周公摄政称王的铁证。正因为周公先已践祚称王，才有后来“复子明辟”之事的发生。

除了文献上可以找到周公摄政称王的证据外，还有先儒所未见到的金文材料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此即《康侯簋》、《小臣单觯》之铭。

《康侯簋》铭云：“王刺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沬司土疑及鄙，乍厥考尊彝。”陈梦家以为“此次刺伐商邑之王必须是成王，因封康叔于卫在成王伐武庚以后”[35]。其实此铭之王应是周公。《左传·定公四年》、《逸周书·作雒》、《史记·卫世家》都说周公相王室，以武庚等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这些材料陈氏是征引过的，但他偏偏要把平定武庚之叛，赐封康叔于殷的主脑人物说成成王而不是周公。果如是，《康诰》也就成了成王之诰，但成王作诰说正如前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陈氏却对此没有任何解释。杨树达于此簋铭作《跋》云：“此记周公伐武庚时事也。‘啚’字经传皆作‘鄙’。《广雅·释诂》云：‘鄙，国也。’‘诞令康叔鄙于卫’，即封康叔于卫也。……王即谓周公也。”[36]这种解释与文献记载相合，确比陈说更胜一筹。所以此铭恰好证明周公摄政称王实有其事，反而不能作为成王亲征武庚并由此否定周公摄政称王的证据。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前引《小臣单觯》及相关的《禽簋》铭文。二铭所记论者多以为系周公克商践奄之事，成王因与周公偕行，故周公不曾摄政称王。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拿《禽簋》来说，铭中的“”字似不宜隶定为“盖”并引申为奄，还是以释“楚”为当。与《禽簋》同铭的《禽鼎》（见《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三）此字刻作“”，正是“楚”字的异构，即可为证。此记伐楚事应与《令簋》铭同，皆属成王亲政后的东征之役。是知《禽簋》应作于周公致政以后，铭中王与周公并见不足以成为否定周公摄政称王的理由。而《小臣单觯》铭说“王后伐商”，虽有可能是指第二次伐商战役即平定武庚之叛，但铭中的“王”不见得一定就是成王。如果我们把《小臣单觯》和《禽簋》二铭比较一下，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二铭中的“王”对王权的运用是大相异趣的。前者记王与周公偕行，行使诛赏大权的却是周公；后者记王与周公偕行，行使诛赏大权的却是王。这个差别绝不能忽略。如果说《小臣单觯》中的“王”和《禽簋》一样指的是成王，为什么成王要把本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交与周公？要说周公可以漠视君权而越俎代庖，成王岂不成了无足轻重的摆设？这个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恐怕只有用周公摄政前后政治地位的变化才能加以说明。《淮南子·汜论训》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史记·鲁世家》也说：“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小臣单觯》作于周公摄政期间平定武庚叛乱之时，所以铭中的“王”就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的周公，而《禽簋》作于周公致政以后，故由成王来行使诛赏大权。二铭所显示的这种差别，应该就是周公确曾摄政称王的反映。可见一铭之中王与周公并见，到底涵指一人还是两人，得依器物制作的时代而定。周公摄政称王是个非常特殊的事件，他本非嗣位为王，却又要践阼代王执政，这种以冢宰代王的双重身份在彝铭中反映出来，就难免出现“王”与“周公”互见的现象。有如《礼记·明堂位》说：“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这里同样是“天子”（王）与“周公”互见，郑玄作注却说：“天子，周公也。”连竭力反对周公摄政称王说的孔颖达作疏也不得不承认：“以周公朝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因此，用金文中王与周公并见的语例，还无法否认周公摄政称王的事实。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周公有无称王的资格，或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说明。《逸周书·度邑》云：“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这里记载的是周武王病危时对周公的遗言，表示愿意“兄弟相后”，把王位传给明达有智的叔旦。周公却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这说明在武王眼中周公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周公不愿兄终弟及，大概考虑到实行这种传位制度不利于王室内部的稳定。于是武王“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37]。“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38]如果不是管蔡流言、武庚共叛，或许周公以冢宰听政就可以保证周初王位更迭的平稳过渡。可当时的局势过于严重，“彼管叔者，……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瞰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亦不过助商，而淮夷之畔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39]金履祥氏对当时情势所作的这一推测，除有些细节欠妥外，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成王年幼不能临朝，就是他早已成年而没有相当的政治经验也是难以措手的。想想武王当年伐纣，年过半百还信心不足，犹载文王木主以壮行色，成王又怎能应付这个远比克商还要严峻的局面？正如顾颉刚所说：“为了这个新造的大邦还没有稳固，内忧外患接叠而来，非由一个才干和威望兼全的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不可”[40]，这个人自非周公莫属，而且“不称王无以令诸侯，故权代之也”[41]。在周公那个时代，王位传子制尚未凝固，“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42]，周公在执政时称王也不过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成王先已嗣位，周公旋又称王，周初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二王并存的局面。从人类早期的历史来看，这种二头政长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如易洛魁联盟成立时就有两名军事酋帅；斯巴达有过两个国王；罗马共和国也有两名执政官，遇有紧急事变则以其中一人为独裁者，拥有特殊的权力。周初的情况当然与此不尽相同，但周公与成王可以同时称王则并无二致。成王一直未离王位，周公摄位数年就退居臣列，致使史籍言周公摄政事多与成王并举，或曰“周公相成王”，《史墙盘》历数西周诸王而不及周公，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据此否定周公摄政称王这一事实，亦难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