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士》、《多方》编次问题的由来

《多士》、《多方》在《尚书·周书》中的编篇之次，今文经与古文经并无差别。伏生所传今文二十八篇，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下所载，今所流传的伪孔本五十八篇中，除去比郑玄注本增多的二十五篇（即伪古文）外，其余为“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篇”。可知伏生本无《泰誓》，《舜典》合在《尧典》，《益稷》合在《皋陶谟》，《康王之诰》合在《顾命》，《盘庚》三篇合一，共为二十八篇，这就是今所保存的汉代今文本。据刘起釪研究，其《周书》各篇的编次是：

（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毋佚》、（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鲜（费）誓》、（26）《吕刑》、（27）《文侯之命》、（28）《秦誓》。[1]

又据《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阎若璩考证其《周书》的编次是：

伪《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范》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诰》卷二十八，《康诰》卷二十九，《酒诰》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诰》卷三十二，《洛诰》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无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顾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诰》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费誓》卷四十二，《吕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为一篇卷四十六。[2]

比较今古文《尚书·周书》的编次可以看出，《多士》、《多方》都排在《召诰》、《洛诰》之后，且《多士》位于《多方》之前。《尚书》的编次顺序并不是随意的，它实际反映的是《尚书》整编者对各篇成书年代先后的基本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我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前人对此问题有什么意见。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行政七年，……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今本《书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残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史记》和《书序》无疑是肯定《尚书》对《多士》、《多方》所作的编次的，伪孔传在这个基础上对其制作年代更有进一步的说明：《多士》系“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众士”；《多方》之作亦为“周公致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王亲征奄，灭其国，五月还至镐京”。这就是说，《多士》、《多方》分别作于周公致政次年的三月和五月。蔡传亦从其说。这种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历代大多数经学家的意见。

另一种与此迥异的看法认为《多方》应编次于《多士》之前。第一个明确提出《多士》、《多方》编次有误的是郑玄。《书序》疏引郑注《多方》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此说当本《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三年践奄”之说。宋王柏《书疑》云：“凡化顽民之书，不过《多士》、《多方》两篇而已。缘中间纷乱脱落，序者不得其要，读者莫知条理。是故随文解义，卒不能贯通。愚不敢观序，止熟读正文，而知其有脱简焉。窃谓《多方》当在前，《多士》当在后。”[3]金履祥《尚书表注》用其意云：“《多方》叙云‘王来自奄’，书云‘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则《多方》在《多士》诸篇之前也。故《皇王大纪》系《多方》于前、《多士》于后。又疑其间章有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云云也。履祥按：周公初年秉政，既尔群叔流言，周公居东二年，成王悟而迎公归，归而三叔竟挟武庚以叛，于是东征，三年践奄，则东征之最后也。践奄而归，降四国殷民之命，迁之洛邑，归于宗周，作《多方》之诰，于是制礼作乐，明年遂营洛邑为东都，作《多士》篇。是则《多方》作于东征之归，《多士》作于宅洛之始。”宋儒此说，清人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刘逢禄从之，崔述《丰镐考信录·周公相成王中》列专条“《多士》在《多方》后之证”，以为申论。这种见解对《多士》、《多方》在《尚书》中的编次是持否定态度的。

近人对《多士》、《多方》编次的研究虽有新的进展，但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仍未解决。就《多士》的具体制作年代而言，就有以下几种意见。

（1）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嗣位五年），朱廷献、杜正胜主此说。[4]

（2）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嗣位七年），杨筠如、屈万里主此说。[5]

（3）成王元年（周公致政明年），曾运乾、周秉钧主此说。[6]

关于《多方》的制作年代，也有三种不同意见。

（1）周公摄政三年（成王嗣位三年），陈梦家、顾颉刚主此说。[7]

（2）成王元年（周公致政明年），曾运乾、周秉钧、朱廷献主此说。

（3）成王五年（周公致政后第五年），杨筠如、屈万里、杜正胜主此说。

这些看法，有的属于因袭旧说，有的则是另作新解，但都有进一步的阐述。笔者拟在检讨各说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