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召诰》、《洛诰》的年代问题
《召诰》篇记事有日月而无纪年，学者对其年代认识多有分歧尚有可说，而《洛诰》篇明有系年，学者还言人人殊，则不能说是得其旨归。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谈。
（一）析“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诰》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一句的含义是什么，能否说明《洛诰》的制作年代，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先来看看历代经学家对此是怎样解释的。
马融说：“‘惟七年’，摄政七年，天下太平。”（《经典释文》引）
郑玄说：“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摄皆七年。”（《经典释文》引）
伪孔传说：“言周公摄政尽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孔疏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于此时惟摄政七年矣。”（《尚书正义》）
孙星衍说：“经言‘在十有二月’，则周公居摄周七年也。此上文言‘祭岁’，则是成王岁朝即政而祭也。故此于篇终记公居摄之年数。”（《尚书今古文注疏》）
在上述诸说中，马融把“惟七年”与“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割裂开来作解，郑玄把周公与文王、武王三者并列起来作解，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二人都认为此年当为周公摄政七年，却与后世大多数经学家的意见相一致。在此之前，《史记·周本纪》也说：“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史迁所说“周公行政七年”，据《鲁世家》知其包含在成王纪年之内，亦即成王即位七年。刘歆则认为此为周公摄政七年“复子明辟”之岁，次年为成王元年。二说于成王纪年的安排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王位相继的形式，后者言其问题的实质，故有此异。但他们二人都把《洛诰》作为周公摄政七年的诰文则无二致。验之《洛诰》本文，一则周公曰“朕复子明辟”，“兹予其明农哉”；二则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确系周公致政、成王即政之辞，故知周公摄政七年说可据，亦知《洛诰》作于周公摄政第七年不诬。
王国维曾提出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看法，他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纪事，下纪年。犹艅尊云‘惟王来正人方，惟王廿（按当为十）有五祀’矣。‘诞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雒，自是年始，故书以结之，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间文辞通例矣。……自后人不知‘诞保文武受命’指留洛邑监东土之事，又不知此经纪事纪年各为一句，遂生周公摄政七年之说，盖自先秦以来然矣。”[18]王氏以先日次月次年的行文格式为殷周间文辞之通例，这是对的，不过卜辞彝铭文首若有年月日相次的行文格式，也不能算是例外，如周初甲骨即有“六年史乎（呼）宅商西”之辞。这里我们的疑问是，卜辞彝铭的纪年均指某王之年，《洛诰》“惟七年”应该是什么样的纪年呢？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文王元祀”之下有解释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19]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成问题的。
首先，“惟七年”与“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是两句密不可分而又相互发明的文句，同为纪年之辞，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残头去尾，句中用两个“惟”字正表明同为纪年的一致性。如果一定要把此句分别断开，“惟七年”也只能看作“惟周公七年”之省文，因为前已述及周公，后句则可略去。
其次，所谓“文武受命”，应理解为《康诰》言“天乃大命文王（包括武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酒诰》言“克受殷之命”，《顾命》言“昔君文王武王……用克达（挞）殷集大命”，而不能解为留洛邑监东土之事，因为这与“文武受命”毫不相干。王氏以“惟七年”为“武王克商后之七年”实际已经包含这一层意思，实不知为什么又对“文武受命”另出新解。“惟七年”果真从武王克商之年算起，在武王未殁的两年间，他“受天命”，“定王业”，何须周公来“摄行政当国”，何须周公来安保“克殷之命”呢？
最后，以某一事件为纪年的基点，恐怕也不符合卜辞彝铭的通例。卜辞彝铭所谓“惟王某年”应是指某王即位后的某年（如果某一事件与某王即位同年，那就另当别论）。如《小孟鼎》铭：“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惟王廿又五祀。”（《集成》2839）此为康王二十五年器。又如《兮甲盘》铭“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集成》10174），此为宣王即位五年器。前者“惟王廿又五祀”指的是王年，后者仅称“惟五年”也指的是王年，这类材料很多，不能说不是通例。为什么《洛诰》“惟七年”有此例外，不是周公摄政七年（亦不是成王嗣位七年）而是“武王既克商之七年”呢？如果这种纪年可以以某一事件作为基点，那么，大量的卜辞彝铭中“惟王某祀”又是从什么事件发生开始计算某一积年的呢？把简明的纪年方式弄得如此复杂之至，实在出人意料。
陈梦家对“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解释更为有趣。他说：“‘文武受命惟七年’指周受天命以来之七年。今若以文王称王仅一年（如《尚书大传》六年称王七年而崩之说），武王四年克纣灭殷，武王既克商二年而崩，次年即成王元祀。如此则文王称王以后至成王元祀适为七年，‘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文王受命之八年，武王即位之七年。”[20]陈氏截语解经我们姑不论其然否，只需将他这一结论来检验一下他拟作的“周开国年表”，就不难看出其自相矛盾处。陈氏年表的年次是：文王元祀，武王克商之年，武王既克商一年，武王既克商二年，成王即位之年，成王即位二年，成王即位三年，成王元祀。试问，既然武王克商二年而崩，次年为成王元祀，为何年表又把成王元祀放在崩后第四年呢？陈氏要在成王元祀“作新邑，诰诸侯”之前插入伐武庚、伐奄等东征之事，实在不易找出别的办法，便只好在武王既克商二年与成王元祀之间再安排成王即位三年，殊不知与其结论大相抵触。陈氏自己的结论不能用来解释自己拟定的年表，这样的结论要人们信服是很难的。
（二）《召诰》与《洛诰》制作同年
《史记·周本纪》和《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都说《召诰》与《洛诰》同作于周公摄政七年，但郑玄据《尚书大传》认为《召诰》作于周公居摄五年。我们若将二诰作一番比较研究，即知当以周公摄政七年之说为是。
《召诰》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洛诰》记周公说：“予乃胤（继）保大相东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使）来以图及献卜。”
比较这两段文字可见二诰记事内容的一致性。从时间上来说，召公至洛相宅在先，周公继后朝至于洛。召公至洛在三月三日（戊申）。周公至洛在三月十日（乙卯）。有学者认为二诰所说“乙卯”并不同年，“《洛诰》的乙卯是将营成周之前，而《召诰》的乙卯则在新邑建成之后”[21]，恐未谛。二诰所记周公至洛相宅在召公之后，何至于《洛诰》的“乙卯”偏在《召诰》的“乙卯”之前？果若是，周公先已卜宅定位，何由召公再卜？不会是召公的地位高于周公，最后由召公拍板吧？再从二公卜宅的地点来看，亦于同一位置得到吉兆。召公得卜兆之后，随即命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至洛复卜之后，派使臣把图卜送给远在宗周的成王，成王认为“休，恒吉”，准予备案。二诰记事内容如此契合无间，怎好说不是作于同年呢？
更重要的是，二诰记周公致政成王一事相得益彰，是其作于同年最有力的证据。《召诰》云：
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在这段话中，“服”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诗·大雅·荡》：“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毛传：“服，服政事也。”说明“在服”与“在位”意思相近。“知今我初服，宅新邑”一句，伪孔传解释说：“天已知我王初服政，居新邑。”把“初服”释为“初服政”，很是正确。《酒诰》所说“内服”、“外服”，《多方》所说“有服在大僚”，《毛公鼎》所说“在乃服”的“服”，都是这个意思。“王乃初服”表明成王在是年二月告庙于丰之时，已经开始临朝视政，周公也就不再称王了。不过周公对政权的移交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成王开始只是初步接触处理政事，还缺乏独当一面的经验和能力，当“伻来以图及献卜”时，他对周公表示“我二人共贞”，正说明这种情况。待年底新邑告成，成王经过一年的视政实践，基本具备了亲政的条件，这时再举行祀天改元大典，完成权力的最后移交。正是因为是年成王开始即政，所以才有召公对成王的戒勉。希望他“其疾敬德”，“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所谓“今冲子嗣”就是“今王嗣受厥命”，不是说成王年少嗣位，而是指成王亲掌国家大权。
《召诰》记成王即政，《洛诰》言周公致政，二者相辅相成。《洛诰》记周公说：“朕复子明辟”，就是周公复还成王君位的意思。又说：“乃惟孺子颁（分任政事），朕不暇听。……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表明周公至此完全退居臣列，甚或有致仕之意。而成王“即辟（君位）于周”，正式成为周之国君了。由此看来，二诰同记周公致政成王之事，其制作不同年是说不过去的。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七年致政成王。按照郑玄的理解，这是说《召诰》作于周公摄政五年，《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后世经学家对此说极为推崇。如王鸣盛《尚书后案》说：“伏生《大传》乃秦火以前之书，其说原于七十子，故郑（玄）从之。《史记》杂采群书，刘歆恐亦出揣测，皆不如伏生为可信。”究其实，《召诰》既言营洛又及成王即政，二事不可分割。既然《大传》认为周公致政在摄政七年，怎么能置《召诰》“王乃初服”之事于不顾，把它定在居摄五年所作呢？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偏偏有人深信不疑，实在是一件大可怪异的事。
（三）关于《何尊》铭文年代的纠葛
由于近年《何尊》铭文的发现，人们对《召诰》、《洛诰》的制作年代更是众说纷纭，这里也略作讨论。兹录此尊铭文于下：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令。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惟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令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易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惟王五祀。（《集成》6014）
关于何尊铭文解释的分歧，过去主要集中在“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和“惟王五祀”的考释上。对于“迁宅”的考释，比较有影响的是“迁都”和“营洛”两说。主张迁都说的人，把“惟王五祀”解释为周公归政成王后的第五年；[22]主张营洛说的人，则把“惟王五祀”说成成王即位的第五年（周公摄政五年），也就是《召诰》、《洛诰》所作之年。[23]我们认为营洛说还有待斟酌。
从《何尊》铭文的内容来看，是说成王在天（太）室山举行福祭，又在京室诰训宗小子，并赐贝于何等事，通篇全无初始营洛的气象。如果按照杨宽的说法，“《召诰》应与何尊作于同年”[24]，《何尊》的月份干支亦与《召诰》、《洛诰》同年，那么，营成洛邑之神速就令人不可想象，从三月甲子周公命“庶殷丕作”算起，到四月丙戌成王于京室作诰，其间不过二十三日。周公秉武王遗命，营建东都，必有宫室宗庙，即所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5]，即令这些建筑不如后世豪华，也绝非在不及一月的时间里就能完成。据《逸周书·作雒》载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郭）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其“千七百二十丈”，《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引作“千六百二十丈”，这与《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大致相合。规模如此庞大的建筑，毕其功于一年尚且费事，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月之内竣工？又怎么可能在不曾竣工的京室来举行福祭并诰训宗小子？前面还曾说到，是年三四月间成王并未至洛，四月丙戌也就不可能在成周作诰。这样看来，“迁”字即使有营造之意，也不能以此求解何尊之铭。要把《何尊》的年月干支与《召诰》、《洛诰》的年月干支相整合，进而得出二诰与《何尊》制作同年的结论，在事实上是说不通的。
比较起来，还是迁都说更合理些。在我看来，《何尊》所谓“迁宅”，无非是把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两个政治中心，周天子可以根据形势需要选择居处以备事急，而镐京仍然保持作为旧都的特殊地位。“迁宅”之“迁”也不能完全视为离散之辞，由于多种原因，古时帝王可以随意迁居。汤居亳，祖乙居庇，阳甲居奄，盘庚迁殷，是其常事。即以姬周而言，文王时就“自岐下而迁都于丰”[26]，武王时又作宅于镐。及克商之后，武王更有宅洛之意：“余其（将）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成周既建，成王尊武王遗命，迁居于此，以稳定东方局势，自不足怪。有学者以为成王迁居成周，于古籍无征。赵光贤先生根据文献和金文材料，证明“成王曾迁居成周确有其事，《何尊》不仅证实其事，而且告诉我们此事发生在成王五年四月”[27]。此说甚是。从《洛诰》所记内容来看，当新邑落成，成王举行改元大典之后，随即返回宗周，是年并无迁居之事。因此把“惟王五祀”放在成王亲政后的第五年，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以《何尊》的纪年来考察《召诰》、《洛诰》的制作年代，更说明二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是无须怀疑的了。
[1] 《尚书·召诰》疏引。
[2]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书经》，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5页。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94年版。
[4] 于省吾：《重文例》，《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
[5]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初版于1964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再出修订本。
[6] 黄彰健：《召诰解》，《经学理学文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7] 《尚书·召诰》疏引。
[8] （清）王鸣盛：《尚书后案·召诰》，《四库全书》本。
[9] （清）吴汝纶：《尚书故·洛诰》，清光绪三十年刊本。
[10] 赵光贤：《说〈尚书·召浩·洛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4期。
[11]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召诰》，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2页。
[13]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影印本1931年版。
[14] 《诗·周颂·烈文》疏引。
[15]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影印本1931年版。
[16] 赵光贤：《“明保”与“保”考辨》，《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7] 黎子耀：《〈洛诰解〉献疑》，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8] 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4年版。
[19] 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
[20] 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42页。
[21] 唐兰：《西周青铜器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22]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3]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4] 杨宽：《释何尊铭文兼论周开国年代》，《文物》1983年第6期。
[25] 《周礼·考工记》。
[26] 《史记·周本纪》。
[27] 赵光贤：《成周考》，《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