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王与《康诰》三篇之作的关系

成王与《康诰》三篇之作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康诰》三篇为武王封康叔所作，二是周公称成王命封康叔所作。这两种说法尽管含有或多或少的真实成分，但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以成王为《康诰》三篇的作者，说得最直截而明确的莫过于《书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由于《书序》在朱熹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圣人孔子所作，即《汉书·艺术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遂使东汉以降的学者对其推崇备至，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但《书序》之说有着明显的硬伤，因而受到宋儒无情的驳斥。

其一，《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云：“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说明制诰之王与受命之封当是兄弟关系。若以王为成王，诰辞中断然不会出现这种曰兄曰弟的称呼。苏轼说：“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谓之‘孟侯’则可，谓之‘小子’则不可，且谓武王为寡兄，此岂成王之言？”[2]这种称呼上的混乱，无论如何也是情所不容的。

其二，《康诰》等篇述说先王功德，每每言及文王，于武王却不赞一词。如《康诰》四称文王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天乃大命文王”，“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乃其速由文王作罚”；《酒诰》三称文王云：“乃穆考文王”，“文王诰教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固然周之立国，由文王肇其基，武王承其绪，时人多美文王之德，但作为武王之子的成王，在制作诰命时对父王“克昏夙有商”的业绩只字不提，毕竟不近情理。朱熹说：“若是成王，不应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说太祖，便须及太宗也。”[3]事实上，在《洛诰》和《顾命》中，成王总是以“文武”并称来述说先君业绩的，为何《康诰》三篇有此例外？可见宋儒对《书序》之说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书序》此说固有不妥，但我们如果不过分拘泥于文字表象，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几分道理来。《大诰》书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此言伐三监，《书序》亦认为系周公事。《康诰》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那不过是因为周公摄政，其后又归政成王，《书序》作者遂将周公行事归之于成王而已。同样的道理，《左传》、《史记》言伐三监，封康叔之事，或以成王、周公并提，或曰“周公奉成王命”，“周公旦以成王命”，都可以作如是观，或史臣推原周公本意，抑周公确曾使用过这种政治策略，但都不足以说明《康诰》三篇的制作者就是成王。伪孔传在这个问题上试图会通诸说，最后还是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泥淖。伪孔传在《康诰》书序之后说：“以三监之民国康叔，为卫侯。周公惩其数叛，故使贤母弟主之。”这明明是说册封康叔于卫的是周公，却又偏偏不承认周公摄政称王的事实，便只好在《康诰》“王若曰”数语之后作一番似是而非的调和：“周公称成王命顺康叔之德，命为孟侯”，“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云云。这种称成王命作诰的说法，不胜缠绕，依然未能揭示出问题的真谛。即使不同意周公摄政称王的学者对此也不投赞成票。如朱熹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岂有周公方称成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4]反问得极是。苏轼并不否定伪孔传的说法，却轻轻撕下了伪孔传遮遮掩掩的面具，他说：“盖周公虽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实训诰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小子封’。”[5]苏轼的见解较少书生气而颇具政治家的眼光，可谓一语中的。伪孔传强作正解的结果，只能是胶柱鼓瑟，于事无补。

通过上面的分析，如果把《康诰》、《酒诰》、《梓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制作者可以说与成王是毫不相涉了。那么，把这三篇诰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否合适呢？今本《书序》以三篇连言，还说得比较概括，《史记》对此三位一体的实质则揭示得更为充分。《卫世家》云：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

史迁对《康诰》三篇思想内容的分析，说明了三者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不只如此，《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还有可能早先就是一篇，而分上、中、下三部分，以《康诰》总其名。《左传·定公四年》说到周公封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此不言《酒诰》、《梓材》，说明二者可能包括在《康诰》之中。再验之以《韩非子》的记述，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其《说林篇》云：“《康诰》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毋彝酒”这句经文见于今本《酒诰》，韩非却说语出《康诰》，恐怕不能视为引经之误。因为《酒诰》谈戒酒，与篇名相照应，故引用其文而混淆其篇的可能性极小。这只能说明当时《酒诰》还没有从《康诰》中析出，冠以另名。郑玄也说：“案《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6]按郑玄所处东汉末年，《酒诰》、《梓材》的篇名早已广为传诵，他仍说《康诰》分为上、中、下三篇，与《盘庚》、《说命》、《泰誓》相同，可见他曾看到与今本《康诰》书序不同的另一种《书序》，故有此说。这样看来，《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实同一篇”[7]并非虚言。今本《尚书》把《酒诰》、《梓材》从《康诰》中析出，单独名篇，或自伏生始，但这并不影响《康诰》三篇的整体性，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仅有《康诰》三篇的整体性说明还不足以推翻成王作诰说，因为还有一大疑案有待解决，这就是汉本《酒诰》有“成王若曰”的问题。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说：今本《酒诰》中的“王若曰”，汉代今文三家本，古文马郑本均作“成王若曰”。于是有学者据此认为《酒诰》、《梓材》当为成王所诰。清孔广森说：“然则《酒诰》之首何以独有‘成’字，盖《酒诰》、《梓材》与《康诰》非一时作，封康叔在摄政四年，新邑初基，明辟未复，周公摄王命作诰，故杂以‘朕其弟’等语。《酒诰》则成王莅位政之后，又特以殷俗酒荒责成康叔，非始封时诰也。本当在《洛诰》之下，史氏以为均为卫事，上属《康诰》而又嫌年次不明，特加‘成王若曰’以别之。斯一为周公代诰，一为成王亲诰显然矣。”[8]这就牵涉如何看待汉本《酒诰》“成王若曰”的问题。

汉本《酒诰》“王若曰”之前有一“成”字，这是先秦《尚书》原来就有的，还是有如马融所说“为后录书者加之”[9]？由于没有别的材料可资参证，实难断其是非，所以对此问题的讨论只好退回到“成王”二字的解释上来。一种解释是以“成王”为诵。今文三家说：“王年长，骨节成立。”[10]如果“骨节成立”则为“成王”，那么其他年长的王亦可有此称呼，何以知此“成王”必为小子诵？司马迁是看到过今文《尚书》的，却不采此说以《酒诰》为成王之作，马郑亦斥之为俗儒妄言，足见此说不可信据。“或曰以成王为少成二圣之功，生号曰成，没因为谥。”[11]既说成王幼少，又何以封侯作诰以成文武之功？亦于事理不通。另一种解释是不以“成王”为诵，具体释义则各有不同。卫宏、贾逵以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12]。郑玄以为“成王所言成道之王”[13]。明梅鷟说：“今按‘成王’二字，见篇中‘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显’。故于篇首即言以古先王之道戒之云耳，晋人不知此意而删去者，非也。”[14]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不以成王为诵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即使汉本《酒诰》“成王若曰”不误，也没有足够理由证明《酒诰》、《梓材》乃成王之诰。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由《酒诰》、《梓材》篇不呼康叔曰‘小子’，知为成王书。”[15]这种不顾《康诰》三篇的内在联系而采取形式主义看问题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唯此不暇详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