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环境史研究方法

经过四十年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探索，德国环境史这门20世纪70年代史学中的“编外史”逐渐步入正史，并成为今天史学中的显学，可见这门新史学自身所蕴藏的无限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的德国环境史研究，它还仅是由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资源保护和政府职能部门所涉猎的零星研究，时至今日，一批专业研究队伍业已形成。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舆论的大力宣传、诸多社会团体的大力资助、高校教授讲席的不断设立、环境史课程的大量设置、环境史研究中心的不断创立、国际学术的广泛开展和交流以及各种环境史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都昭示着德国环境史研究自身所蕴藏的潜力和光明前途。如何书写这部崭新的专门史，和全球各国其他学者一样，德国学者也在不断进行着知识、观念的更新和理论创新，如何以自然为镜来检视人类活动的利弊得失？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更好地做到“全球性思考，局部性行动（Global denken，lokal handeln）”？如何将“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生态系统”等理念贯穿到自己的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更有效地探讨人、自然、环境、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提出解决环境危机的设想和建议主张？如何实现人类社会文化建构或价值取向的大同？这些都是环境史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必然要落实到环境史学者的“知”与“行”上，正如德国学者施马尔（Stephan Schmal）所说的：“是否拥有应对未来环境的能力，每个人的批评意识应作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行动所及之处，他自己必须做到理性掌控，不断审视自己的诉求是否合理，是否给环境增添任何负担。一句话，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环境史学者才能给人以鼓励，并为未来竖起一个方向正确的引路牌。”[61]所以，“知行合一”、真知实行应成为环境史学者的不懈追求和终身使命。

鉴于这样的使命要求，中国同行在研究其他国别环境史时也需站在这样一个新高度来总领全局，放眼全球，在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以生态学研究为出发点，以历史学为落脚点，摒弃原有的人与人互动关系的社会历史观，代之以新型的人与自然的社会自然观，在人类生态系统理念的指导下，运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知识，科学实证，努力探求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确定性和因果规律，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认清当今环境危机的积聚过程和历史本质，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德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积累的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这其中，日耳曼民族自诞生以来在和自然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优秀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需要我们关注学习。通过对德国环境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从新的史学角度挖掘德国各历史时期许多重大问题，同时还可以找到日耳曼人在与自然互动方面的许多成败得失，这些不仅是日耳曼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也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的思想结晶和优秀成果。历史学家钱乘旦说过：“聆听历史是一种伟大的才智”，[62]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聆听、观察和思考，我们才能拥有敏锐的嗅觉和聪明才智，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更好地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结合德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和德国环境史研究自身的特点，本研究拟采用如下四个方法对德国环境史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一，将“人类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两根红线贯穿到本研究中。所谓的“人类生态系统理论”，就是指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具体地说，就是人生来就有一种与环境互动、互惠、互适的能力。既然个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他就要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其中，个人的意义由环境赋予。既然个人的问题是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那么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63]基于这样的核心理念，环境史要考察的既不是自然的历史，也不是人的历史，更不是两者简单叠加的历史，而应该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由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中的众多事物共同塑造的历史。基于这样的理解，本研究将日耳曼人与其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在运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技术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日耳曼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其中所涉及研究对象既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宏观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战争、瘟疫、灾害、气候、污染、饮食、土地、城市、人口等中观层面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对森林植被、海洋湖泊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总之，凡是日耳曼人与环境彼此发生过的历史关联，都要纳入考察视野，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以日耳曼人为研究对象来充分认识“人类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变。此外，在开展本研究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该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义是：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创造富裕生活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作为代价，一旦索取过度，便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所以，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有鉴于此，这一生态社会学理论将回放到历史的坐标系，比如在林业资源使用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鼻祖、近代德国林学家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的“森林永续利用”理论，即砍伐多少森林就栽种多少树木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阐释。在考察农业生产方面，要考虑到某种农业生产方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持续性这一特点，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对自然条件造成损害，还比如，某个农业社会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一能力，在不损害自然条件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农业生产，开展经济活动。[64]

第二，避免主观偏好，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开展德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研究中往往不乏带有主观感性情绪的现象，要么痛陈“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种种弊端，要么走到另一个极端，竭力主张奉行“生态中心主义”，结果往往会失之偏颇，甚至产生偏执，主要表现为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怀有某种历史幻想，沉醉于古希腊罗马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天堂，或过度溢美古代生态智慧和环保制度，或武断定论“经济开发即是环境破坏”。有鉴于此，在开展本课题研究中，需以理性中立的立场，客观评价史实，避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意气之争，抓住环境问题的历史本质，将“以人为本”的生命关怀、“与万物为亲”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实现从“衰败论叙事”向“地方性知识”[65]的理性过渡，比如在研究中世纪、近代早期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移居苔藓地时，就不能将那一历史时期人们对资源的开发轻易给出“严重破坏了环境，从而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恶化”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以为科学技术水平低下和生产条件欠发达，还不足以给自然环境带来毁灭性后果。还比如，在研究探讨纳粹德国自然保护的成败得失方面，应尤其注意叙事立场和表述方式。尽管纳粹德国在景观规划、公路建设、森林种植、自然遗产保护等方面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服务于第三帝国侵略和妄图独霸全球的需要。所以，其血腥野蛮历史背景下的环境史研究应给予人这个大自然中普通生态因子更多的生命关怀和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历史研究方可称得上是带有温情且富有正义感的历史研究，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公允的评判。此外，避免在价值评判上所采取的“庸俗化”和“妖魔化”取向，既不要将人视为大自然的恶魔和环境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也不要赋予自然以极高的道德隐喻而将其神圣化和绝对化，因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既没有什么所谓的赢家，也没有什么输家，[66]他们原本就与其他物种一起构成这个地球上和谐的生命共同体，协同进化，共生共荣。

第三，注重传统史学研究，开拓新史学领域。鉴于欧洲大陆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人文底蕴深厚，本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一些环境史重要源头领域的研究，这其中应包括农业史、城市环境史、工业污染史、森林史和殖民史等研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借助于法国年鉴学派对总体史观念、长时段理论以及对地理环境等结构要素高度重视的治史方法，可以对中世纪至德国革命前的农业史进行一个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工业革命后的农业环境问题则主要侧重工业技术史来阐述环境的急骤恶化，如化肥的发明使用以及大型农业机械的投入使用。此外，和农业紧密相关的气候问题也将纳入到这个领域内进行考察，因为“气候直接影响农业收成，进而影响农民生计和乡村稳定”。[67]城市环境史则可从城市饮用水、污水处理和垃圾问题等入手，借以突出城市居民和周边生存环境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工业污染史研究方面，因欧洲学者自始就非常重视工业及污染问题，所以这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本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地理学、技术史、经济史、医疗史、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将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考察。[68]在森林史方面，德国所走过的漫长的艰辛曲折的森林保护之路可更好地揭示日耳曼民族为何视森林为身体庇护所和精神家园的秘密。此外，作为后起殖民国家，德国在西非、西南非、东非、太平洋岛屿、我国青岛胶州湾进行殖民侵略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将纳入环境史视野进行研究。在传统史学研究基础上，需要注意的是，新史学内容应为本研究增添更多的亮点，在这方面，疫病史、海洋史、战争史方面的环境问题研究需有新的视野和突破。在疫病史研究方面，黑死病、霍乱、疟疾等疾病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注重事件发生过程中人类与致病微生物的动态交互性，引入自然科学相关理论，探讨熵增和负熵驱动作用对疾病发生、传染、流行所发挥的功用，从而丰富今天所倡导的21世纪的“新疾病史学”，为人们建立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借鉴。[69]在海洋环境史研究方面，德国波罗的海和北海上的近远程运输、渔业捕捞、海产养殖包括海岸边地形地貌的历史变迁也将成为关注的新焦点。在战争环境史方面，也将对素有“蛮族”之称的这个好战民族所发动的许多地区战争（如三十年战争）和世界毁灭性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生态灾难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揭示纳粹生态法西斯思想中虚假生态和谐背景下所暴露的血腥和扭曲。总之，在这些研究中，德国环境史应成为一部“上上下下的历史”，力争做到在“以自然为镜”的前提下，尝试“跨学界实践”，从而让本研究更形象地展现“自然的力量”，[70]并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对史学理论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充分把握治史基本原则，注重技术方法的合理运用。首先，史学研究过程中注重的是对史料来源的考证、揭示、整理和分析，要严格遵守“孤证不立”原则，尤其是对二手史料的甄别筛选和谨慎援引。有鉴于此，在该研究过程中，应多从正史记载的历史信息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比较各史家的史料和观点方面力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史料的合理可靠性，尤其是带有主观感性的史料则更需辨别取舍，力争做到去伪存真，做出正确的史料价值判断，为本研究服务。其次，鉴于有不少西方学者带有本民族、本地域“主导文化”情结，或进一步说，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在进行本研究时也要注意对此思想的甄别、抵制和批评，比如有些德国学者对本民族雅利安人所谓血统高贵的称颂、对威廉帝国殖民侵略的开脱和粉饰、对反犹的冷处理甚至对纳粹生态法西斯保护自然环境的某些称道等，这些都应予以严厉的抵制和批判，因为这种知识话语霸权甚至立场的错误不仅不能达成学术上的共识，还会阻碍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在学术研究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如何去民族化、抵制文化霸权应成为共同书写全球环境史的一种新文明观。再次，在具体技术层面，本研究将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使用不同的技术分析方法。这些技术分析方法包括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使用、树木年轮分析、冰帽和冰芯分析等。由于中世纪包括之前的历史据今天很遥远，研究此时期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离不开对考古实物的发掘和史料分析，此外，树木年轮分析、冰帽积雪层分析等技术方法也可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对史实进行甄别。历史文献多诞生于近代以后，这其中的经书祷文、农书日历、税目账单、销售册簿等都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鉴于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工业博物馆，所以进行现场考察或查找这方面的资料也是考证德国工业污染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总之，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即可丰富这门新史学研究，也可为其他国别史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