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朝海陆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

丝绸之路根据运输方式，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细分为“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详见图1-1。

海陆贸易作为古代域外通商的不同渠道和途径，各乘其便，互相补充，承载着元廷与外国、周边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任务。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大，对外贸易商品的内容变得丰富，在汉唐丝绸之路贸易的基础上，出现了作为原料的生丝大量出口、新的纺织品种等，既丰富了贸易内容，又增加了贸易规模和活力。

图1-1 丝绸之路分类

一 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方贸易往来空前繁荣

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国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族的马队及骆驼队，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自东向西已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这条道路的开通，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欧亚内陆草原地带不仅是古代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从事商品交换的广阔市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欧亚草原地带适宜畜牧业的发展，农耕经济的零星存在，使草原地带与中原地区形成了基于生产方式的产品互补关系。自汉朝开始，中原王朝与北部草原游牧政权的经济交流因战事等虽有中断，但交流互动、互为补充是主流。

草原丝绸之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长城入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往中西亚、欧洲的一条陆路贸易通道。一些学者认为有两条“草原丝绸之路”，除漠北草原丝绸之路以外，还有一条为漠南蒙古草原“草原丝绸之路”。在元朝漠南路和漠北路兴起，成为中西交通贸易的主干道。漠南路的西段通过宁夏进入河西走廊，或经敦煌进入南道的且末、和田地区。这条道是马可·波罗进入汗八里（今北京）的通道，也是耶律楚材往西的通道。元朝中西贸易路线最大的发展是漠北路的兴盛。经这条通道，中原大量的粮食、纺织品等运到蒙古地区。中原、中亚及欧洲的各工匠、商人集中于上都、和林等地，各种商品从这些地区运往蒙古，中原与西方的丝绸贸易兴盛，蒙古地区成为中西交流的交汇点，商贸获得了长足发展。

从契丹兴起、统治北方草原开始，历经辽金易代和蒙古兴起，蒙古征服中亚并在中国实现大一统、建立元朝到解体，历时400多年，这是草原丝绸之路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政治格局、经济文化交流都达到了一个空前境况。契丹、女真以一个北方小部族起家，建立统治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保持了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畅通和持续。辽金元时代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也是草原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高峰期，在沟通中西陆路交通，促进民族融合，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辽国作为北方地区的主要政权，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实现的。辽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地区开展贸易往来。辽国与西域、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交易的规模、数量和品种均较为丰富。辽金之际有一条横贯大漠南北，经天山回纥，通往西域的古道，今天我们称它为草原丝绸之路。辽金灭亡之际，耶律大石率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是草原丝绸之路推动草原民族政治进程的典型事例。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领所部军兵，跨过阴山向北行进至漠北地区，会聚力量之后率师西进，直到起儿漫之地，建立了西辽政权，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托克马克附近）。耶律大石西行所走的便是草原丝绸之路，可见这在当时是非常畅通的。西辽建立以后，草原丝绸之路为进一步沟通中西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至元朝，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发达畅通。从公元1206年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随后又灭西辽、西夏，西征中亚；窝阔台继位，命宗王远征东欧；蒙哥继位，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蒙古当局，在三次西征的基础上建立地跨亚、欧两洲的“四大汗国”。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灭南宋，统一全中国，蒙古大汗一统天下的势力范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大。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曾被阻断、分割的古丝绸之路重新被连接起来，“驿站”四通八达，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畅行无阻，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教士、商队、军旅络绎不绝，东西方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丝绸之路贸易较之以往任何朝代都畅通。元朝不仅恢复了传统的丝绸之路，还开辟了从漠北经阿尔泰山到西方的草原丝绸之路，甚至还有从南西伯利亚往西的草原丝绸之路，经河西去西域；有通过河西走廊的古道（唐蕃古道），也有从宁夏直达亦集乃转瓜、沙州的草原丝绸之路的捷径。从内地出发，不仅有从关陇出发的汉唐旧路，又开辟经河套，过宁夏到河西的新的草原丝绸之路。以教会和宫廷使节商人为主的旅行者不仅像征战的蒙古军队一样，不断证实和探索草原丝绸之路更便捷的路线，而且大大加强了东西方国家与人民的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和相互了解，有力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地处亚、欧北路交通要道——草原丝绸之路。钦察汗国地处欧亚草原地带，沟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往来。由于钦察汗国的中介作用，西方与中国之间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空前兴盛。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西征东战，朝贡贸易、贩运货物。匈奴、突厥、回纥是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活跃民族。“突厥族建立起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大汗国，完全控制草原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方。”[1]继突厥之后，回纥与草原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利用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转手贸易，把大量的丝绸、金帛等货物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东罗马等地销售，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英国人克里斯托福·道森在《出使蒙古记》中写道：“军队过去之后，他们就把这条道路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西方和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2]可见，草原丝绸之路的庞大的贸易网络推动了东西方贸易的开展。

二 绿洲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发展

绿洲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也是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其主体线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西行，至敦煌分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与草原丝绸之路不同，自西汉首次开凿绿洲丝绸之路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对绿洲丝绸之路的控制，并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然而，正是因为绿洲丝绸之路在贸易、对外交流方面的战略地位，这段路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因战乱而阻断。吐蕃、西夏在“安史之乱”后相继占据河西走廊，阻断了由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一段绿洲丝绸之路。

元朝通过在其沿线设立驿站的形式，强化对绿洲丝绸之路的控制。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即在河西走廊张掖、酒泉、玉门关等地设立驿站，并命蒙古雍古部人镇守今甘肃山丹地区，初步扫清了从河西走廊至天山北路的道路障碍。忽必烈统治时期，一方面，为了加强与伊利汗国的联系，沿玉门关至高昌一线派兵进抵中亚，肃清沿途欲独立的宗王，确保了绿洲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另一方面，着手疏通绿洲丝绸之路北道，直至蒙哥统治时期才彻底平定叛乱，疏通了从漠北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之破城子），再沿汉唐天山北道西到中亚的交通路线。与此同时，元朝政府不断改进和完善畏吾儿和河西等地的驿道交通，并在太和岭至别失八里一段新设30个驿站，加强对绿洲丝绸之路北道的建设。至此，绿洲丝绸之路全线得到疏通和完善，使其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

绿洲丝绸之路由于地处中原，有效地保障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中心长安与中亚、西亚、欧洲诸国的沟通联系和贸易交流；蒙古与中原的交换主要是粮食、丝、棉纺织品，这些商品由汉族与回族商人运入草原。与之相较，蒙古与西域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蒙古族与回族商人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交易的商品主要以白驼、羯羊、貂鼠、青鼠为主。回族商人随带羯羊、白驼等沿额尔古纳河在蒙古族人中交换貂鼠、青鼠等。

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横跨亚欧内陆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才逐步衰落。

三 畅通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在陆路丝绸之路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人类文明逐步由陆地走向海洋，较之陆路运输更为便利的海上运输逐步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桥梁。“经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红海的航路的开辟使得亚非欧海上交往的通道完全打开，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3]一般来说，与中国进行海陆贸易的国家有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红海沿岸诸国，与中国进行陆路贸易的国家多为欧亚大陆腹地中亚、西亚和欧洲一些国家。而一些既有较长的海岸线，又有广大内陆的国家，如波斯、印度、东罗马、阿拉伯等则根据需要进行海陆贸易和海陆运输。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经历五个阶段，秦汉时期开始萌芽，三国两晋时期是形成的关键阶段，唐宋时期获得高速发展，元明年间发展到顶峰。”[4]隋唐之前，陆路贸易占主导地位，五代、宋以后，由于航海术、造船业等领域的技术革命，海路贸易的主要地位逐步得到确定。唐朝建立后，侧重中亚、西亚的陆路交通，海上交通与贸易较为薄弱，随着唐朝的强盛，一些海外国家逐渐被吸引，广州、扬州等地的经济作用越发突出。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极为活跃。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商人纷纷来南海进行贸易，8世纪中叶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会集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公元760年，在扬州发生的一次变乱中，遇难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数千人；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难者12万人。”[5]可见，海上贸易活跃及来华商人之多。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政权极为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宋太宗时，曾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并招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宋朝政府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秀洲等多地广设市舶司，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宋元时期，瓷器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货物，故人们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除此之外，还有糖、五金等大宗廉价货物。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200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欧亚的帝国，消除了之前各政权分立时设置的人为障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当蒙古帝国将亚洲大部分疆土统一之后，海上贸易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6]元朝继承和发展了宋朝的海上贸易，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朝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之前有所进步，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由于统治者包容、开明的观念，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发展向西方的陆路交通和贸易，也极为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忽必烈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宣布：“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7]意为支持元朝的人出海贸易，并鼓励国外商人来元朝进行买卖。对外贸易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金钱和资产，在海外贸易中获得杰出成绩的人还有机会获得晋升。元朝初年，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于1284年在杭州和泉州还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只和本钱，招人前往海外经商，然后分成。”[8]元朝“市舶司”增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7个港口城市，通过政府和大商人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贸易。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航海家杨枢奉大汗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国及杨枢的两次远航目的地都是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岸，这足以说明这条海上贸易通道是繁荣畅通的。元朝，从波斯湾至泉州、广州的海陆贸易极为活跃。“13世纪的广州声名远播，而不仅仅局限于周边，到13世纪70年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海上进出口的贸易中心……以至于某评论家认为，中国人包揽了印度次大陆上所有海运和载客的业务。”[9]

元朝时期海外贸易实行两种方式：一是官方出资委托舶商的“官本船”制度；二是民间商人自行经营，官府按粗货、细货抽分征税，允许民间商人积极介入海外贸易。1285年，元廷采用“官本船”政策进一步推动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繁荣。官本船为元朝一大特色，主要就是由官府出钱造船，雇用商人进行经营，并给予贸易的本钱，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颁布“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0]。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专设水军与海站来保护海上商人的安全，对于遇到灾害的商船会进行救济。

海运的发展为近海运输与外洋通航提供了有利条件。秦汉以来已有海运，但多为临时性的短途运输。元朝海运在线路上、管理上、运输量上都是之前的时代不能比拟的。主要海运路线前后开辟过三条，大致都是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到山东半岛附近再转航至渤海进入界河口（今天津大沽），不一样的是每次航线都比前条航线更为便捷，取道较直，航期也能缩短。这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它对南北交通的顺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供给和繁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至少有三条：第一条，与东北亚国家贸易的东洋航线，抵达日本、高丽；第二条，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南洋航线，到达今天的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岛和印度洋地区；第三条，与欧洲的西洋航线，即从泉州港出发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北部，再转到欧洲。其中东洋航线和南洋航线是比较传统的路线，西洋航线是元朝比较繁忙的航线。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物资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帛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清白花瓷、花瓶、瓦罐等瓷器，金、银、铁器、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等等。进口的货物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海外贸易不仅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商业发展，也为朝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市舶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市舶税和抽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江淮行省平章沙木丁请上市舶司岁输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11]

总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复兴两个“丝绸之路”的核心举措是构建水陆交通网络。三路齐进、海陆兼通的丝绸之路，不仅为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且使丝绸之路在重塑之中走向辉煌，开辟了其前各朝无法比拟的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其开创可能也要追溯到秦汉时期。但由于海洋船舶技术与海洋型政府缺失，这一通道一直未获得足够发展，直到南宋时代，南宋恐怕是世界史上最早保有颇具规模且“常备”大舰队的政权。元朝在忽必烈时期接收江南水上军力和贸易船队后，转眼之间就成为一个拥有巨大海上舰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