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
（一）国外主要研究进展
学术界对中亚的关注自其1991年独立后显著增加，国外学者也不例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亚国家经贸发展相关研究
对于中亚国家经贸发展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利益关系、贸易现状和贸易制度等方面展开。Clarke M.E认为新疆与中亚有很大的利益互补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利用新疆独特的地缘优势与中亚地区融合，以此扩大对中亚国家的贸易影响力，双方区域一体化为中国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有助于双方经济发展和战略利益的实现，既巩固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又扩大了中国在中亚的势力，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2]Gael Raballand等认为，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自2002年起的5年里增长了将近2倍，尽管中国与中亚贸易发展存在许多障碍，但中国西北地区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也促进了新疆与中亚的贸易增长，并就双方贸易增长的原因做出了相关解释。[3]Farrukh Suvankulov等分析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对中亚地区的出口，认为自90年代以来，各国均试图扩大向中亚的出口；通过扩张的引力模型和贸易互补性分析来比较实际出口量和模型预测的出口量，结果发现，中、俄对中亚的实际出口量超过了模型的预测值，而其他国家并未达到出口预测值。[4]Clemens Grafe、Martin Rasier、Toshiaki Sakatsume研究了中亚的贸易壁垒问题，认为中亚地区的价格差异很大，这可能与国家的贸易障碍有关，特别是与执法机构在众多内部检查点寻租有关；该研究还证实，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壁垒相对高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
2.中亚国家产业发展相关研究
Ichiro Iwasaki分析了中亚产业结构的发展特征，认为中亚的产业发展政策与欧洲类似，工业区位政策是影响中亚产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真正造成中亚产业结构发展扭曲的因素仍需重新审视。[6]Pinar İpek探讨了哈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认为哈国一贯奉行以石油发展为主导的多项外交政策，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在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迫使其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盟等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作为贸易平衡的伙伴。[7]Marc Lanteigne认为苏联时期中国与中亚各国在能源外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经历了复杂的领导变革，其他国家对其天然气形成激烈竞争，中国在获得中亚地区能源以保持自身的能源安全方面仍受到一些限制，有必要持续深化与中亚的能源区域合作。[8]Madan B.和Regmi等利用时间—成本—距离方法评估了连接东北亚和中亚的两个重要的多式联运走廊的基础设施和运行状况，并根据调查结果找出了东亚和中亚多式联运走廊发展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有效改善有形基础设施和尽量减少非实物障碍以提高多式联运走廊运营效率的政策建议。[9]Gael Raballand、Antoine Kunth、Richard Auty研究了运输成本在中亚各国与欧盟（EU）贸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中亚地区的过境问题、贸易水平较低和贸易不均衡等是造成中亚与欧盟之间贸易量较低的主要原因。[10]
（二）国内主要研究进展
1.经贸合作现状相关研究
陈玉荣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贸易政策等方面对中亚国家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将合作重点集中于能源、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和农业领域，并最终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完成自贸区建设。[11]保建云认为中国与中亚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关键的经贸合作伙伴，但双方进出口结构不平衡，贸易额波动较大，近些年由中方贸易逆差逐渐转变为中方贸易顺差。[12]凌激认为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合作呈现良好态势，但仍存在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环境差、安全形势严峻以及大国竞争等问题，中国应把握机遇，拓宽合作领域和渠道，继续深化与中亚的经贸合作。[13]王志远[14]、李钦[15]分别研究了新疆与中亚的外贸发展，发现中亚区域一体化加快了与中国的贸易发展速度，且新疆与哈、吉、塔三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与这三个国家的贸易合作明显增加。同时，新疆应重视调整本区的产业结构，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充分利用贸易途径提升新疆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王海燕[16]、高志刚等[17]分别分析了中国企业进入中亚市场的机遇和前景，中亚迫切希望与中国在非能源领域形成合作，中国企业进入中亚市场前景广阔，但在政府和企业层面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秦放鸣和孙庆刚对中国的中亚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尝试性地提出三重战略目标，即构筑西部安全屏障、建设能源及重要矿产资源运输大通道和发展全方位合作。[18]程贵和丁志杰认为，自中亚独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迅速升温，这一方面得益于双方包容互信的外交理念，另一方面双方在矿产资源和经贸投资等领域已形成互补合作，但双方未来合作也存在巨大挑战，如民族矛盾、区域政策不统一、贸易壁垒等，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9]韩璐认为中亚是“一带”的关键区，尽管在“五通”领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挑战与机遇并存，双方应继续努力，中国也应坚持积极主动的原则，走多边主义和多元化道路，加快“一带”战略的实现。[20]
2.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相关研究
马骥和李四聪通过测算相关指数，研究了中国与中亚的贸易结构、产业内贸易状况和贸易紧密程度等，发现双方贸易关系紧密，双方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主要出口市场贸易竞争性较弱。[21]江丽和高志刚认为中国与中亚主要表现为贸易互补性，几乎不存在竞争性，其中与中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松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22]王广宇等将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与中亚双方进行竞争性分析和互补性分析，研究结果支持双方竞争性较弱的观点；同时发现，中国存在显著优势的产品为劳动密集型，而中亚存在显著优势的产品为原材料型。[23]高新才等的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贸易互补性呈上升态势，但互补层次较低，主要体现在双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分工水平较低的产业间贸易，仅极少数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24]冯宗宪等通过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哈、乌、塔、吉、土，并进一步运用面板Tobit方法构建模型，对产生该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相对差距、人均GDP差距、FDI流入量、贸易开放程度和距离。[25]崔登峰等构建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潜力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哈、乌两国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与吉国处于贸易最优状态；与土、塔两国发展潜力较小，需调整出口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6]毕燕茹等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发现上合组织对双方贸易发展并无显著影响，要继续完善该组织的经贸制度。[27]卫丁、许臻真进一步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双方的贸易影响因素，发现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与各国开放程度；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包括距离、产业结构相似度、汇率和关税等；此外，人口因素对贸易影响不大。[28]
3.贸易互补性影响因素研究
有关贸易互补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多是从政策解读和经济意义方面进行定性分析，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中国与日本、俄国、东盟之间。陈颖芳分析了中日高技术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原因，认为要素禀赋是导致两国形成贸易互补的最关键因素。其中，要素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第二部分为新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的技术、人力、研发、信息和管理等；第三部分是矿产、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资源。另外，消费需求和国家政策也对互补性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29]朱子敬认为中俄形成贸易互补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产品差异性，差异越大就越能够满足两个群体之间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二是产业结构差异性，贸易互补是产业结构差异性在中、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产业结构不同是导致贸易结构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具有显著优势，其所属产品同样具有显著优势；如果不同贸易方的主导产业不同，则更有可能形成贸易互补。[30]赵璐璐认为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贸易壁垒以及关税同盟所导致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是形成贸易互补的影响因素。[31]
4.产业合作领域相关研究
布娲鹣·阿布拉在分析了中亚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后认为，中国和中亚在农业发展方面潜力巨大，中国应重视与中亚的农业合作，抓住上合组织平台提供的良好机遇，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发展。[32]朱新鑫等研究发现，中国主要从中亚进口土地和资源型初级农产品，中亚从中国主要进口资本和技术型加工农产品，双方的农产品互补性较强。[33]余晓钟等认为中亚能源丰富且供给性较强，与中国的刚性需求形成强烈互补，并提出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应分期逐步进行，首先要加强油气能源合作，其次要扩大能源合作范围，最后要深化能源合作领域[34]。仇韪、李金叶对中国与中亚的研究主要从交通运输业着手，发现双方在交通领域的合作中仍存在技术标准不一致、交通管理制度不协调、运输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应尽快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双方的互联互通。[35]段秀芳、王宪坤通过研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发现，中国主要向哈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从哈进口工业原料，双方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但中国向哈出口的贸易结构正逐步向合理化方向演进。[36]
（三）文献评述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对中国或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个省区与中亚五国的产业互补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研究得到的结论都具有独到之处，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
第一，大多数研究或是集中在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关系研究上，且更多只偏重于对一国贸易的分析，而忽视了中亚五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作为一个重要经济区域的总体特征，“丝绸之路经济带”强调沿线战略节点国家的利益共享，其中的产业合作与贸易往来绝非单一国家利益的得失；或是集中于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某一产业上的互补性，单独从某类产品贸易入手，意在揭示双方该类产品贸易的现状和特点，难以全面反映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涵盖全部大类商品贸易的事实。
第二，已有文献更多只考虑了中国或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个省区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关系，而没有基于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把它们放在全球贸易的环境下，研究双方的互补关系。
第三，鲜有文献把中国西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中亚的产业和贸易互补关系，也没有文献就西北地区在中国各大区域与中亚贸易中的区位优势进行研究。
本书将以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演进状况为基础，在分析双方产业结构互补性的同时，把两个区域各自放在全球贸易的环境下，分析它们各自在全球贸易中的产业（产品）特征，并进一步以双方相互贸易的行业特征为依据，分析它们之间贸易的互补性。同时，对中国各大区域各自在对中亚贸易的区位优势进行比较，以进一步明确中国西北地区在中国与中亚贸易中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