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里，“生产”并不仅仅意味着制造活动，也包括了研发设计、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产品从原材料、设计概念之前的“无”的状态到传递给最终用户使用的整个过程；“生产”也并不仅仅存在于制造业部门，而是涵盖了包括农业、服务业在内的经济活动。随着信息、航运技术的发展，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高，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为垂直分离和网络化的企业所取代，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外包和离岸外包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产业组织的发展与演进一方面不断推动全球化的深化，使全球生产活动连接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另一方面对一国的产业体系、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企业的竞争力等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也因此得以重塑。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3）的数据，全球约60%的贸易为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它们在不同阶段被纳入供最终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进程，其价值超过20万亿美元。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的发展的趋势并不单一，而是呈现出多个方面的变化。目前学术界用不同的概念来刻画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特征，如全球生产网络、片段化、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垂直专业化、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等。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工业和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和制造业大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中国工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企业研发投入低，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性技术标准、平台型或行业旗舰企业少，使我国企业缺乏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在产业发展和国际产业竞争中缺少话语权。一批涉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重要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仍然依赖进口；已实现国产化的，一致性、稳定性差。同时，跨国公司对我国制定高额垄断价格，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出口限制，不但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巨大代价，而且难以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求，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挑战。民族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有限，特别是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品牌，国内消费品产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大量需求转向国外品牌。中国产业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治理结构，不但加剧了中国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且抑制了中国国际营销渠道、营商网络和品牌的建立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限制了企业对产业升级空间的选择和技术赶超的机会，东部地区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而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极易形成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刘志彪，2011）。

在全球垂直分工格局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单一企业、地区还是整个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在全球分工中的能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很可能在更低成本的竞争对手面前迅速衰落，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中国融入全球分工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传统优势是建立在低廉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基础上的价格优势，随着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建立在低工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基础之上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步削弱。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增长、就业和保持创新地位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制造业，以通用电气、福特汽车、苹果为代表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将工厂回迁至美国本土。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配套条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中低端产业，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中国制造”正面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会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三明治陷阱”。

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支柱地位，它不但是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解决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对于发挥比较优势、保障国家安全、参与国际竞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制造业对保持美国创新优势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创新活动需要由产业上下游企业集体能力（Collective Capabilities）共同形成的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的支撑，制造过程的缺失不但伤害某一具体企业的研发能力，而且会伤害包括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零部件在内的为产业服务的其他企业，基础性的R&D活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制造业流失造成的潜在雇用机会的减少，有经验的人因更换工作从该地区搬走，学生对进入该领域敬而远之，最终产业公地将丧失大量的工作、技能和科学知识，不再能够支撑上下游活动的提供者，反过来也会使这些企业离去（Pisano and Shih，2009）。中国不但肩负着工业实现对发达国家技术追赶的重任，而且要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时间窗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不发展、不提高。恰恰相反，中国工业亟待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大、土地占用多、在国际分工中活力少等问题，也需要工业的转型升级。在产业内和产品内垂直分工与全球化生产时代，我国的工业转型和升级必须主动参与迎接开放，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断提升能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若干具有全球价值链控制力的跨国公司和世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