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家庭（韩明谟，2001），属于一个社会与经济功能合一单位，既是从事农业经营的经济组织，又是建立在姻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组织。农户的三个特点是：一是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居住在农村的户，三是必须有农业户籍（史清华，2000）。因此，本书对农户的概念定义为：从事农业生产在农村居住并且拥有农业户籍的农民家庭。当然，本书研究对象肉鸡养殖户是农户的一种，指主要从事肉鸡养殖的农户，也就是说肉鸡养殖收入是其家庭农业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决策行为。也就是说，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什么作物种植在哪块土地上等。有学者认为，农业投入与产出直接需要关注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要素—要素关系、产品—产品关系（艾利思，2006）。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农业投入决定农业产出，并且不同要素投入之间存在组合的关系。在实际生产中，农户的农业投入就是农业生产环节要素投入。对于农户来说，生产要素投入不仅包括不变投入——土地，还包括可变要素——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等投入。
恰亚诺夫（1923）提出小农与企业的经济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认为小农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小农家庭消费最大化。西奥多·舒尔茨（1964）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指出，小农和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利润的追求和要素价格上的反应一致，且对市场信息非常敏感。传统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低是因为资本收益率低下，改造传统农业就是要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如技术。
本书考察的是契约农业对农户要素投入以及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契约农业作为一种与生产性行为相关的制度安排，对农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生产行为影响其收入，因此对农户层面的研究重点考察其生产行为尤其是技术采用行为和收入的变化。
二 有限理性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有完全理性和经济人两个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主题都是完全理性的，根据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理论，理性人可以在各种可能的决策中选择最优方案。而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西蒙）教授指出现实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们无法掌握完备充足的信息资源，导致现实人只能是介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也认为理性问题应该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预期收益最大化）、弱理性（有组织的理性）以及中等理性（介于二者之间）[1]。
由于行为人的自身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导致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计算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有限（杨唯一，2015）。可以借助图2—1进行说明，农户获得的信息量决定其决策效果，在图2—1中，横轴表示决策的效果。随着农户掌握信息资源的增加，农户所制定的次优决策的效果将无限趋近于理想的最优决策效果，但是达不到最优决策效果，也就是曲线右侧无箭头的竖线——最优决策下的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对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完全理性、非理性、有限理性。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普遍认为农户属于“理性经济人”，有助于研究的量化。对于农户的有限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主要通过引入约束条件解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逐渐认识到农户行为具有多重性、复杂性，其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单纯的经济模型已经不能解释其复杂性，应该把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的部分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农户个人特征变量等引入到农业经济领域来解释农户的行为。（储成兵，2015）。
图2—1 有限理性模型
由于农户行为是按有目的的理性决策的，但农户又具有有限理性，这就是组织存在的原因。有目的的理性是指在经济代理人和经济组织中可以观察其目的性，也只有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农户采用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威廉姆斯，2009）。
三 交易成本理论
1937年科斯首次提出交易成本，并用交易成本进行市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他认为交易成本是指为了完成一项市场交易，必须弄清楚谁是某人的交易者，必须告知某人愿意出售某物，以及愿意在何种条件下进行谈判、签订合同并实施为保证遵守合同条款所必需的检查。涉及成本的问题，往往从技术角度、从稳定生产（或分配）来计算，而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则是在另外一种治理结构下，计算为完成任务需要花费的计划成本、调整成本、监督成本，再进一步比较这两种成本的高低（威廉姆森，2009）。
此外，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是契约运行的成本，包括契约签订前和契约签订后的成本。[2] 契约签订前的成本包括寻找交易对象、起草合约[3]、谈判等方面的成本和保障合约被执行所花费的成本。契约签订后的成本包括：（1）不适应成本，涉及“合同变更曲线”，也就是交易行为与合作方向相偏离，导致交易双方不适应。（2）讨价还价成本，也就是交易双方纠正签约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付出讨价还价成本。（3）启动和运转成本，也就是为了解决合同纠纷保持期运转建立的治理结构，需要付出的成本。（4）保证成本，也就是为了使契约中的承诺完全兑现需要付出的成本。
表2—1 签约过程中的各种属性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存在的三个条件是：人的理性有限和投机行为以及资产特殊性。如表2—1 所示，如果理性是有限的，也存在投机思想，并且资产具有专用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立组织治理，把各种交易组织起来，才可以使经济合理地运用有限的理性，同时又能保护他们免受投机行为之苦。
四 农户技术采用理论
1.农户技术采用的静态决策。
农户技术静态决策模型主要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分析农户是否采用技术及其影响因素。根据舒尔茨的“完全理性”假设，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是最大化其利润的“理性经济人”，如果农户对采用技术预期收益高于未采用技术时的预期收益，农户就会采用技术，反之亦然。
2.农户技术采用的动态决策。
农户是否采用技术会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采用动态模型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农户技术采用的动态决策模型克服了静态决策模型缺点的基础上，允许农户技术采用行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学者运用贝叶斯方法分析决策者对农业新技术从认知到采用的过程（O'Mara，1971）。随之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策者根据其他技术采用者的收入、成本、利润等信息做出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判断（Lindner，1979）。
五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主要包括技术踏车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以及新产品增长模型理论。
1.技术踏车理论。
Cochrane于1958年提出技术踏车理论（也称为农业踏车理论），他将农业技术采用者分为三类：早期采用者、跟随者和落后者。Cochrane认为农户对采用农业新技术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是由于农户对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预期收益不同。早期采用者对采用农业新技术有较高的预期收益，所以愿意最先尝试采用新技术，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跟随者是在早期采用者的示范作用下才纷纷采用农业新技术，由于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增多导致在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曲线右移，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超额利润消失。当价格下降到某种水平时，对于落后者来说就无法从采用新技术中获得利润了。而此时，早期采用者已经开始放弃此技术寻找更高利润的新技术，这样反复循环形成了农业技术的“踏车效应”（周衍平等，1998）。技术踏车理论主要基于农户技术进步面临的是很小的需求价格弹性，也就是说农业技术进步为农户带来的收益可能很少，而为农产品消费者带来较多的效益（蔡书凯，2012）。
2.创新扩散理论。
Rogers在1962年提出创新扩散理论，就是著名的“S”曲线理论，他认为农业技术采用者有五种类型：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追随者、晚期追随者、滞后者，且认为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主要包括认知阶段、兴趣阶段、决策阶段、试用阶段、采用阶段5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农户具体的技术采用过程并不是总与以上5个阶段完全一致，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可能跨越一个或多个阶段，并且决策发生后的突发事件也会改变农户的技术采用过程。
3.新产品增长模型理论。
Bass于1969年建立新产品增长模型，该模型是技术扩散理论中影响最深远的理论。他将农业技术采用者分为两类：革新者和模仿者。革新者率先独立采用新技术，模仿者主要是向革新者学习、模仿后才要开始采用新技术。
如图2—1所示，可以对新技术扩散过程进行说明，在新技术扩散初期，技术革新者较少，技术以较慢的速度扩散，但随着模仿者的增多，采用新技术的农户越来越多，采用人数突破临界点（也就是拐点），新技术扩散速度增加，新技术扩散整体上呈现出“S”形。
图2—2 Bass模型曲线（连续型）
本部分分析了农户行为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农户技术采用理论以及农业技术扩散理论，为后文构建分析框架及相应的实证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书基于有限行为理论、农户技术采用理论及农业技术扩散理论将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进行划分：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农户技术采用程度（包括技术投入程度、技术采用时间等），并考虑农户有限理性情况下研究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并进一步分析农户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