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徽州士绅基本概况

从上述士绅的概念内涵来看，士绅群体的形成有赖于传统教育，就士绅群体的来源而言，官宦儒家子弟占据了相当部分，但在明清徽州社会，商业和教育氛围之浓厚为本地士绅群体的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首先是商业氛围的作用，在明清徽州社会，读书的并非只有官宦儒家子弟，富商大贾之家亦有大量子弟跻身业儒之列，且其数量不在少数。“徽之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书之业以谋不朽。”^[11]“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点之一，徽商行贾的同时，也不忘让子弟习儒就学。一如李琳琦在《徽州教育》中所言，“徽商的终极追求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12]徽商好儒向学的本质促使其子弟不断通过读书科考进入士绅阶层，徽州士绅阶层逐渐扩大。

与商业氛围相比，明清徽州的教育氛围更甚，自元代以来，徽州士人不断宣扬自身乃是“程朱桑梓之邦”“程朱阙里”“朱子之邦”等，受此种意识影响，明清徽州社会对教育极为重视。各式孰学、义学遍布徽州大小村镇。徽人自幼入塾学、义学习儒，稍长则经府试、院试而入书院，“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13]。除了教育层次较为完备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徽人有着较强的入学意识，“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万事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主要在这两种作用的影响下，方才形成了较大的徽州士绅群体。对于明清徽州士绅的规模，诸多研究者已有关注，但主要是从科举成功的角度出发的。^[14]但这些统计多局限于进士，未能确切反映本书所定义的徽州士绅范畴，不过仅从上述情况来看，明清徽州士绅规模当为不小。人数更多的是没有高级功名的明清徽州地方士绅，且此类资料较为分散，由此而言，想要完整统计明清徽州士绅人数是不现实的。但从徽州家谱中的记载来看，以宗族为单位，讨论一些个例，可以成为观察明清徽州士绅阶层的规模提供新的视角。

例1.万历四十三年（1615）赐进士奉政大夫礼部祠祭司郎中钦差谕祭官曹诰编修的《休宁曹氏统宗谱》，专列选举一目，特录“明时显俊不局一途，于是二贡同升，杂科并用，而弯弧挺剑之雄亦树折冲干城之绩，至于太学之俊资，庠序之秀质，为缙绅之梯阶，乃甲第之发仞也”的士绅集团人员，分门别类收录进士12人、举人19人、武举1人、荐辟4人、漕举5人、贡士17人、例贡16人、封赠12人、武功13人、杂科36人、太学23人、庠序95人，这些人虽有重复，但总体来看，明代休宁曹氏家族成员能够进入“缙绅”群体的人数规模还是十分可观的。^[15]

例2.同治十三年（1874）国学生恩授八品顶戴方炽昌所修的《方氏宗谱》提供了一个该族全面而详细的士绅人员清单。该谱为全面记载“得姓以来冠盖鳞次，勋业蝉联而显，甲第登仕籍者代不乏人”的盛况，特立《世纪小传》，记录了“承恩儋爵”的远祖，“奕世簪缨”和“经济鸿猷”的先贤，此外，在“黉馆俊髦”中则详载邑庠生78人、国学生64人、补廪生5人、武庠生4人、增生4人、监生1人，由此可见方氏宗族在明清时期以低级功名为主的士绅阶层规模是十分可观的。^[16]

在这些数量统计之外，在家谱中，往往还会有关于这些士绅的明确信息记载，如祁门《文堂陈氏家谱》所载《文堂历朝绅衿》中统计了明、清两代官员与学生名录，总结如表1-1所示。

表1-1 文堂陈氏历朝绅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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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歙杲溪刘氏家谱》中更是专列《徽宁世爵世庠世德纪》，记载从第十一世即明代以来该族所有的士绅群体，不仅分世代列出，还记录了他们的个人事迹，十分详细，内容如表1-2所示。

表1-2 古歙杲溪刘氏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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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徽州家谱记载与学者的相关统计，可以看出徽州士绅群体规模较大，尤其是下层士绅的人数更是远超上层，这些下层士绅往往长期居于乡间，可以为明清徽州绅权的长期稳定存在提供力量。同时，家谱纂修者有意识地将这些士绅计入“缙绅”等名下，并将其与其他族人区分开来，也反映出徽州家谱本身对于这些低级士绅身份的认可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