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迪我研究之现状

张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深埋在各国著名文化机构、各大学和学院以及世界著名的修道院和档案馆之中的有关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文献被发现，这些文献经整理以及校点后，业已相继出版，诸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及其《续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等等。由此，为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创造了空前的良好环境。

一

在上述大背景下，1997年为纪念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来华400周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张铠有机会前往西班牙进行学术考察，并最终完成了《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的写作。该书以地理大发现以后所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为背景，以晚明中国社会为舞台，通过庞迪我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的中国之行，再现了庞迪我在基督教传教事业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由此使长期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庞迪我的形象得以再现，并为全面研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新的视角。

有鉴于此，《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于1997年经西班牙外交部国际合作署的赞助，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用中文与西班牙文同时出版，并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和积极的评价。该书出版后引起西班牙人情感上的共鸣，他们为历史上西班牙曾有庞迪我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而感到骄傲，并已将庞迪我视作是自己民族的伟大儿子。鉴于庞迪我的性格和人生追求，当代西班牙人把他视作是为了实现理想而终生奋斗在中国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所以当时在任的西班牙驻华大使胡安·莱尼亚对该书的出版极为重视，不但专门为《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写了序，还于1998年1月9日在官邸隆重地举行了该书的首发仪式。会上，胡安·莱尼亚大使在致辞中指出，此书的出版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此书为建立东西方理解的桥梁做出了贡献，也为就近了解那段几乎被一些封闭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忽视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2003年西班牙王后索菲娅陛下在访华期间，曾亲自向该书作者颁发了“天主教伊莎贝尔女王十字勋章”（La Cruz de Oficial de la Orden de Isabel la Catolica）和由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的相关证书。此外，《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也曾引起西班牙媒体和教育机构的关注。西班牙记者Pablo M.Diez曾在著名的《ABC》日报上发表了《传教士中的马可·波罗》一文，集中介绍了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西班牙驻华使馆教育处认为用庞迪我的奉献精神教育学生富有积极意义，教育处参赞曾在《中国墨迹》上发表长文，论及庞迪我的奋斗精神的当代启示作用。

近年，在《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的带动下，西班牙学术界对庞迪我的研究也渐入佳境。由马德里南部历史研究所的贝亚特里斯·蒙科（Beatriz Monco）整理和点校的庞迪我致托莱多传教省省会长路易斯·德·古斯曼（Luis de Guzman）的长信，即《关于几位耶稣会神父进入中国后在该国所见所闻纪要》（Relacio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China y particulares sucesos que tuvieron y de cosas muy notables que vieron en el mismo reino）这一经典文献已经于2011年出版。有关庞迪我的专题研究也有新进展，加泰罗尼亚欧佩塔大学的萨尔瓦多·梅迪纳·拜纳（Salvador Medina Baena）所著《十七世纪的文化融合与有关中国的记述——以庞迪我为例》（Hibridacion cultural y discurso sobre China en el siglo ⅩⅦ: A case de Diego de Pantoja），是一篇通过对16世纪和17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回顾来评述庞迪我在上述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的长篇论文。该文必将对西班牙有关庞迪我的研究起到带动作用。

二

庞迪我是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中国国内，在《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出版后，《世界历史》于1998年第四期发表了秦海波研究员的长篇书评，对庞迪我的历史功绩和当代启示作出了分析，并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该作者认为《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一书的出版打破了我国西班牙史研究长期沉寂的局面，对我国学术界有着填补空白的意义。出于学术界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需要，《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中文版于2009年由大象出版社再版。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为该再版书写了前言。

自《庞迪我与中国》出版以来，目前在中国国内已有50余篇学术论文涉及庞迪我的事迹和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其中较有影响的论文有：

1.许洁、石云里：《庞迪我、孙元化 〈日晷图法〉 初探——兼论牛津本 〈天问略〉 中的三种晷仪》,《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林中泽：《利玛窦与庞迪我关系辨析》, 《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3.朱幼文：《析庞迪我的 〈七克〉》,《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秦海波：《〈庞迪我与中国〉》,《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

5.戈宝权：《谈庞迪我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之二》,《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

6.周红：《利玛窦与庞迪我在西乐东传中的贡献》, 《科技视界》2013年第30期。

7.陈欣雨：《尊主畏天，克傲修德——庞迪我对王徴天主教思想之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8.朱幼文：《从 〈七克〉 看庞迪我的自我修养观》,《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8期。

9.谢晖：《有关明末传教士庞迪我的一则史料》,《文献》1999年第4期。

10.许洁：《明清时期西式天文测时仪器的传入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年。

11.陈德正：《〈畸人十篇〉 和 〈七克〉 中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10期。

12.韩思艺：《克罪修灵与改过工夫的会通：以 〈七克〉 与 〈人谱〉为例》,《哲学与文化》2014年第4期。

13.李翠萍：《〈七克真训〉 研究：〈七克真训〉 与 〈七克〉 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

2018年是庞迪我辞世400周年，西班牙已将2018年命名为“庞迪我年”，并将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中国学者也正在积极地投身“庞迪我年”的纪念活动。由暨南大学叶农教授点校的庞迪我的五本中文著作《庞子遗诠》、《七克》、《天主实义续编》、《辩揭》和《日晷图法》以《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为书名，已于2017年9月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罗慧玲博士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蒋薇博士已将庞迪我上述《关于几位耶稣会神父进入中国后在该国所见所闻纪要》这一历史文献全部译成了中文，经由葡萄牙历史科学院院士金国平教授校订后，业已纳入《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之中。可以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庞迪我的主要的中外文著述为主，已经在中国率先出版了。

尽管《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评价，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一个完整的西班牙文译本问世。事实上，《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完整的西班牙文译本的出版，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表现。因此，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赞助下，《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已由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罗慧玲博士译成西班牙文，并于2018年4月由西班牙大众出版社出版。

庞迪我一生的绝大部分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重要著作基本上也是用中文写成的。因此一旦庞迪我的中文著作译成西班牙文，从此西班牙的学者将能用母语来研究庞迪我，那必将掀起一个庞迪我研究新的高潮。

现得知，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政府颁发的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著名汉学家雷林格教授意欲承担将庞迪我的五本中文著述即《庞子遗诠》、《七克》、《天主实义续编》、《辩揭》和《日晷图法》译成西班牙文的繁重任务，这也是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三

在纪念“庞迪我年”的活动中，西班牙学术界闻风而动，并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由西班牙著名学者文塞斯劳·索托·阿杜奈托主编的论文集《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通向明代中国的桥梁》（Wenceslao Soto Artunedo, Diego de Pantoja, SJ（1571-1618）—Un Puente con la China de Ming）已于2018年在阿兰胡埃斯出版，并在中国与西班牙的相关学者中受到欢迎。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庞迪我研究中，对于庞迪我的家族世系以及庞迪我早年在西班牙求学时期的经历均知之甚少，成为庞迪我研究中的一个“瓶颈”。而在这部论文集中，对于上述问题有了详尽的研究。

通过这一论文集，我们得知远在12世纪末，庞迪我的出生地巴尔德莫罗的归属权便处于平民和贵族的纷争之中，最初归属于萨戈维亚主教区管辖，到14世纪则被划为托莱多大主教区的贵族领地。历经两个世纪，到庞迪我出生的年代，即菲利浦二世统治时期，巴尔德莫罗则成为王室领地。这正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极盛时期，也使庞迪我日后能以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世界。

在庞迪我孩童时期，耶稣会的势力以马德里和托莱多为基点，又开始向巴尔德莫罗一带扩张，在当地已有耶稣会士开展宣教活动。庞迪我家族也加入了耶稣会，因此被称为“信教的家庭”。巴尔德莫罗教会拥有一块“属地”，在17世纪时这块“属地”由教友们经营，用以保障耶稣会的宗教活动和耶稣会弟兄们的生活的需要，庞迪我的家人也曾参与“属地”的经营活动，因此庞迪我自幼就受到宗教氛围的熏陶。这与他日后走上传播基督教的道路密切相关。由于庞迪我的家族保有“贵族血统”，庞迪我的父亲又是位有识之士，因此家族极为重视庞迪我的教育，还在庞迪我的少年时期，便送他到邻近的阿尔卡拉学校（El Colegio de Alcara）去学习语法，以便庞迪我自幼就能受到完整的教育。

当时在庞迪我的家乡，从事教学的都是耶稣会士。庞迪我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又怀抱着上进的理想，成绩优越。在1589年4月6日，即在他满18岁的前几天，他在托莱多加入了耶稣会，并获得“候补僧侣”的资格。之后庞迪我又在奥卡尼亚（Ocana）一地的阿尔卡拉学院专攻人文科学，再其后又在阿尔卡拉大学进修神学课程。这为他日后成为一名“读书修士”打下了基础。

阿尔卡拉自中世纪起就是多元文化的中心。在庞迪我的时代，前往东方的传教士多在阿尔卡拉大学进修，然后再前往东方传教。当然也有来自遥远东方的耶稣会士来到阿尔卡拉深造，其中就包括来自日本的耶稣会士。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庞迪我开始有了到遥远的东方去传播他的知识的渴望。

1594—1595年，时任托莱多传教省省会长的路易斯·德·古斯曼（Luis de Gusman）恰好是庞迪我的导师。那时他正在写他的名著《耶稣会在东印度、日本及中国传教史》。庞迪我受到古斯曼的影响，决心到东方，尤其是中国去传播基督福音。

庞迪我的这一理想得到古斯曼省会长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他报名参加了耶稣会东方传教团，并于1596年4月10日经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桂危瓦的派遣乘坐“孔塞伊卡奥”号（Conceicao）帆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东方，途经加那利群岛、维德角群岛、几内亚、好望角和莫桑比克，于10月25日来到果阿。这正是当年沙勿略前往东方的航路，也促使庞迪我决心遵从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完成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伟业。

庞迪我在果阿停留了6个月，并开始学习在东方传教运动中普遍使用的葡萄牙语，之后他于1597年4月23日乘船前往澳门，并最终于在7月20日到达目的地——澳门，踏上中华大帝国的土地，开始了他在华长达21年的传播基督福音的传奇生涯。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传教士率先来到中国。为了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必须学习汉语，也由此开始了西班牙传教士研究汉学的历程，并成为西方海外汉学研究的先驱。可以说在那一时代，西班牙传教士创造了西班牙汉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自17世纪初起，随着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国势的日衰，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已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庞迪我的家族世系和来华前的生活经历，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随着西班牙民族的复兴，西班牙往昔的光辉形象得以重现。在这次“庞迪我年”的纪念活动中，西班牙学者彰显出极大的热情，尤其是由文塞斯劳·索托·阿杜奈托主编的论文集《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通向明代中国的桥梁》得到中国相关学者的盛赞。可以说，该书的出版代表着西班牙学者研究汉学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也是献给“庞迪我年”的一份厚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