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现实挑战

贫困与发展是贵州省发展的两大挑战，经济贫困和生态贫困又是面临的两大难题，这意味着生存和生态是贵州发展面临的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生态恶化和贫穷落后两大问题一直困扰着贵州省的生态移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工业化、城镇化、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以及人口增长较快，即使是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农民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大肆开发环境资源，对原本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系统持续破坏，最后造成生存困难。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使大部分生存苦难的贫困人口脱贫，也使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因此，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社区再造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新调整和完善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安置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更涉及搬迁群众就业创业、社区管理、文化传承、基层党建等诸多方面，涉及面广，涉及内容多，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 移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易地扶贫搬迁，搬迁是手段，扶贫是目的。如何解决后续问题，保证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也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内容。目前，贵州省已经从政策层面对搬迁任务完成后的后续发展作出了总体战略安排，但由于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就业、文化、社区治理及基层党建等众多内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任重而道远。此外，移民搬迁后出现了一些阻碍移民后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如就业问题和公共服务配套问题最为突出，使移民后续发展面临挑战。第一，移民就业能力与就业岗位需求不匹配。搬迁后，传统的农业生计模式因生产环境变化而失效，城镇经济发展所需的“非农”技能缺失，移民的农业生产技能与迁入地“非农”就业岗位需求不匹配。第二，产业发展现状与就业岗位创造不匹配。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支柱产业尚未形成，有些地方呈现“一产弱、二产缺、三产虚”的现象，就业带动能力弱，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后续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第三，就业培训内容与现实需要不匹配。一方面，移民培训动力不足，培训积极性不高，难以提升就业技能；另一方面，由于培训内容单一、培训时间较短、培训质量不高，造成培训无法满足移民的技能提升需求，培训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满足就业的技能需要。第四，公共服务配套与移民需求不匹配。受资金筹措能力限制，公共服务配套存在建设滞后、供给不足及标准不高等问题，主要实现以“通路、通水、通电”为特征的基本服务设施，而与提升移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社区文体广场、便民摊点、幼小初高学校、医院等社区便民设施和外部配套设施等建设水平较低，未能满足移民需求。

二 社会融入面临挑战

贵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在全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有36个属民族自治地区，在100个一类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中，有79个属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乡，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60%以上。[18]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特殊的传统文化习俗，其建筑房屋、风俗习惯、文化活动、语言沟通等都非常独特，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又基本都聚集在深山区和石山区，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习惯了“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单一，但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所以，当搬迁出原居住地到新安置点，没有地可耕，没有牛羊可养，任何消费包括看电视都需要花钱，生活成本急增。因有着特殊的文化习俗，比如饮食方面，回族人不吃猪肉；传统节日方面，苗族的“吃新节”，布依族的“六月六”，彝族的“火把节”等，不同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习俗习惯存在差异，因此一开始很难快速融入新环境，容易产生在生活、生产、交际等各方面的不适应。

此外，社会学原理中写道，人一旦从一种熟悉的社会关系网中脱离而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情绪上的焦虑感、生产生活上的陌生感、社交往来的不安全感和生存环境上的非认同感。[19]生态移民多为长期居住在生态脆弱且经济落后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本身这些农民移民很少去外面进行社会交流，思想观念传统保守，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产生这些负面的感觉必然会对新环境产生不适应，如生活质量虽然得到改善但消费成本增加了，生活习惯不同又一时无法改变去适应，社会交往出现语言沟通障碍，文化差异与当地习俗不融合等不适应的现象，特别是贵州省是个多民族融合的省份，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文化信仰都不一样，并且“故土情结”根深蒂固，搬迁至新环境后心理会产生较大的落差感，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样会导致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弱，加大了扶贫工作的难度。

“十三五”时期以后，更多的生态移民搬迁到城镇，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更为突出，生态移民完全融入城镇、适应城镇生活成为“市民”需要较长的适应期，快速融入存在较大障碍。第一，生产生活的重大变迁使移民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转型，阻碍移民社会融入的顺利过渡。第二，移民搬迁后，面临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以及构建全新社会网络的现实，但由于搬迁初期解决生计问题首当其冲，移民难以主动适应并投入精力重新构建移民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与当地居民的居民关系及干群关系等内外部人际关系，被动适应过程延缓其社会融入的进程。第三，由于对文化和心理适应问题重视不够，社区治理过程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因文化传统、宗教伦理、价值观发生变化所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总而言之，移民搬迁不仅仅是区位上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身份的变迁，而移民社会融入是移民“市民化”进程的关键动力，是推动移民后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做好移民社会融入工作。

三 迁出区重建面临挑战

移民搬迁后，迁出区主要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移民原有住房拆除和宅基地复垦不顺利。因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不同意或不履约拆除原有住房和不进行宅基地复垦的情况普遍存在，如因缺乏谋生手段，不得不继续耕种原有土地的；因念乡念土，不舍得原住地的；因缺少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无法实施宅基地复垦。这些问题影响了旧房拆除和宅基地复垦的顺利进行，延误了利用土地增收的时机，更阻碍了自然村寨的生态恢复。二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块地盘活不畅。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区域都是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深度贫困村寨，土地破碎、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环境恶劣，土地流转难度大；再加上贵州现有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低，辐射带动能力弱，难以覆盖所有自然村寨，无法承接土地流转的重任。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迁出地的生产生活环境、自然生态修复将大打折扣，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移民群众等都会陷入不断处理移民后续管理的繁杂事务中，甚至出现社会发展中最新的政策与当时搬迁政策衔接不上等问题，势必影响易地扶贫搬迁的最终效果，影响迁出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