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蒙古民族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关系
铁木真自1189年成为乞颜部落汗王，便开始践行“乞颜”精神，在随后统一蒙古各部过程中，将该文化精髓与自身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构建起游牧国家治理体系，对构建蒙古族共同体发挥了“聚心合力”的作用。“乞颜”精神“作为蒙古民族精神，对成吉思汗的哺育成长并完成空前伟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他又在成吉思汗的智慧的陶冶下更加完善化和体系化，变为蒙古思想文化的宝贵积淀”。[75]同时，作为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传承，成为当今蒙古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和宝贵财富。
一 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与当今生态文明观的共性关系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非常大，从而形成蒙古族特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这一切都体现在蒙古族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其中，崇天敬地的自然和谐世界观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基因。这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对蒙古族的馈赠。
游牧民族不断迁移的生活方式对族群的体力是一种消耗，在迁徙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暴风骤雨、疾病肆虐的各种天灾和猛禽野兽突然袭击的各种意外在游牧民原始朴素的思维体系中，都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为此，必须敬重自己生活的这个“天地”，形成崇天敬地朴素的自然和谐观。作为游牧民族的继承者，蒙古族文化中自然而然地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他们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蒙古人从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性的统一中寻求主体的能动性。”[76]从蒙古族衣食住行的生活理念、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流传下来的诸多谚语、俗语、语言、传说、神话故事中，都能看到、找到准确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美诗句和文章。
蒙古族崇尚节俭，对牲畜的饲养、宰杀、食用都以遵循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为己任。保留至今的四季轮牧制就在遵循草原生长规律，不要牲畜吃尽所有“干粮”，给予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蒙古族有不食动物内脏的习俗，宰杀五畜时要把一部分东西扔向草原，给草原上的其他生灵留有生存空间。蒙古包的搭建用材简单，取于动植物皮毛和方便携带且可多次重复使用的木材，都反映出蒙古族对生态的保护。蒙古族敬火敬水的习俗也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与当今提倡的绿色生态观遥相呼应，准确回答了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开发与被开发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同为一个生态系统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
与蒙古族相比，其他民族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有过错误的认识，认为人与自然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对立关系，这种观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面对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严峻形势，这才意识到，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已经没有能力支撑工业文明继续发展，人类需要开创一个能够与地球和谐共生的环境用以支撑人类的繁衍与持续发展。人类开始反思游牧文明中的进步元素，汲取其中的先进元素，号召国际社会携手共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是人与人能够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社会形态。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会议，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被认为“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意味着承认人类与环境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和谐共生。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长篇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模式”概念，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再次高度凝结环境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刻认识。为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环境治理、生态发展，并将生态环境发展确认为人类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大文明。生态文明的前提是，“以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向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与蒙古民族传承的“约孙观”核心要素一脉相承，即尊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律。
二 蒙古族的法制观对生态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安全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中之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承载力达到动态适应，有利于实现多要素的可持续发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就是把我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蒙古国的发展之路、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铁路相互衔接，依据欧亚草原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时空格局，加强三国合作构想，明确合作方向，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应有贡献。
蒙古族《成吉思汗法典》（即成吉思汗《大札撒》）规定了草原保护的相关内容。其第五十六条规定：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77]可见，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的先民已经意识到保护草原的重要性。《成吉思汗法典》以法律的形式明令保护草原，并对破坏草原的人给予最为严厉的处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草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另外，《成吉思汗法典》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继承蒙古族游牧业经济的古代传统，依法保护草场，禁止施放草原荒火和坑攫草地；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围猎要在规定季节进行，解围时放走母畜和仔畜，注意草原生态平衡。蒙古族保护草原生态的法制观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加强多边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流互鉴与构建多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法律规范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念保障。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1963年，为了更加明确“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方针，在全国率先颁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草案）》，经过三年调整，封闭400多万亩开垦不当的草场。1965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修改并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改革开放后，1980年再次启动《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的修改，1982年3月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试行）》。从1985年1月实施《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到1987年全区形成配套性法律规章46件，初步形成草原管理法规体系框架。1991年、2004年，为适应牧区形势变化和上位法律规范，自治区立法部门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进行修订。2011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并于2016年3月通过决议予以修正。至此，内蒙古形成《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为基本框架的草原保护法规体系。可见，内蒙古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内蒙古、宁夏、新疆以及蒙古国、俄罗斯的一些省区沙漠面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给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特别是对农牧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另外，进入21世纪，我国在蒙古国、俄罗斯投资的企业和个人逐年增多，多数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因此，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也应着力加强多边环境保护合作。
（一）生态环保合作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根本要求
要高度重视绿色“经济走廊”建设。主动做好环保规划，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着力深化环保合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将绿色发展要求全面融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环保合作格局，携手打造绿色经济走廊。尤其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这是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经济走廊”建设绿色化水平、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根本要求。
（二）生态环保合作是实现“经济走廊”区域绿色转型发展重要途径
“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大多数地区为不发达地区，有些地区还属于贫穷落后地区，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经济乏力等多重挑战，期望加快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的呼声不断增强。当前，中国一些投资企业在蒙古国、俄罗斯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开发平衡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已经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因此，开展生态环保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有关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推动沿线国家有关地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积极应对挑战，这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三）生态环保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的重要举措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首个多边经济合作建设的走廊。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识。我国环保部制定的《“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旨在共同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的长远福祉，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生态环保合作的具体目标，为未来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和多边国际环保合作指引方向。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环保合作必将有力促进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与愿景。
三 蒙古民族开放、包容精神是欧亚大陆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留存保障
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对待生活的宽容、包容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相对落后的抗风险能力决定游牧人必须用开放的胸怀接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馈赠”：或者是风调雨顺、五畜膘肥体壮的丰厚礼物，或者是滴水不降、蝗虫肆虐、人畜被迫迁移的困境灾难。这一切都是“上天的馈赠”，必须接受。这就磨炼出蒙古族开放、包容、接纳的民族性格。
受自然环境影响，游牧人靠游牧获取的生产资料有时难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互动模式，以获取外来资源。”[78]蒙古族常年游牧于高寒干旱的蒙古草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蒙古族无法脱离与之相符的社会组织，必须与之保持稳定的关系，以开放与包容心态接纳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生态环境，才能满足其游牧的一切需要。成吉思汗将蒙古族群具有的小我开放与包容提升到国家层面，以严格的纪律予以明确规范。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每征服一个地区后，他（指成吉思汗——作者注）都不会欺负当地的百姓，也不会剥夺百姓的权利，只是在率部离开该地继续进行新的征服行动时在当地百姓中安插几个自己人而已”[79]。由此可见，在所有征战过程中，对于被征服地区的百姓奉行的是不欺不辱的严明纪律。正因如此，蒙古各部对成吉思汗的爱戴、认可、认同度逐渐增高，许多敌人的部下逐渐变为成吉思汗忠心耿耿的奴仆。《蒙古秘史》中记载的故事很多。例如，邀请阔阔出、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等为其服务和不给勃斡儿出受封的故事都反映了成吉思汗对“异族”、异族文化包容和一视同仁的态度。“他宽厚待人，使百姓 ‘手有所做，足有所置’，让臣民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安康。”[80]正是因为成吉思汗开放、宽容的态度，不同部众、族群的百姓不断加入队伍，由此壮大“乞颜”部落的“臣民队伍”。四大汗国确立的朝政制度也体现其宽容、包容的思想，为蒙古族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窝阔台在位期间（1229—1241年），通过“南征北战”先后灭金朝、南宋，并通过“长子西征”将蒙古国的权力扩展到今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基本打通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忽必烈又将中原王朝囊括其中，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蒙古帝国”。窝阔台汗和忽必烈汗不断完善帝国内部政治、经济制度。通过“设立站赤”“设置探马赤”“立朝仪”“典领百官”“订立赋税制度”，规范、规整蒙古帝国的朝令典章。其中，“驿站制度”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互联互通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在亚欧大陆出现一条崭新的商贸之路，即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和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的通道。因为蒙古帝国极为重视驿站的管理和驿路的维护，“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81]，使得这条通道保持了长久的通畅，“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道路完全畅通，没有危险”[82]。通道的西半段，经过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到达东欧与西亚。东段分为三条干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都以蒙古帝国的故都哈剌和林为起点，经过诸多城镇，到达元朝的首都上都和大都。
尽管元朝与蒙古其他汗国存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无实质管辖权，但是蒙古帝国时期制定的保护商人、维护商路畅通的“札撒”（法律制度），各汗国仍然坚持遵守，与元朝一起，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如钦察汗国，第二代汗拔都大力维护驿站和商路，“力图把侵占的所有各地区过去的贸易活动恢复过来”；第八任可汗脱脱在内乱后注重保护过往商队，让“那些国家的货物和珍奇物品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如今又能畅销各处”；待到第十任可汗月即别时，更是不惜人力、物力维修道路，设置驿站，并派重兵保护，保证来往使节和商队的“衣食住行”。一些重要的驿站随着商贸物流的发展，演变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金帐汗国的都城——萨莱城就是在1243年拔都西征回来后建设的， 1395年毁于战事。察合台汗国地处中亚，是联通东西方的枢纽。其商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北上渡过锡尔河，到达塔什干、奇姆肯特，再向东经塔剌思河、楚河，抵达伊塞克湖附近，再向东抵达阿力麻里，北上沿巴尔喀什湖到达叶密立和霍博，再通向元朝。南下经铁门，抵达忒耳迷，从忒耳迷向南渡过阿姆河，折向西可抵达伊儿汗国、西亚、北非乃至东欧。因此，历任可汗都很重视维护商路发展和商业城市，尤其到第十七任可汗答儿麻失里时，在撒马尔罕为中心的河中地整饬商路，使得这里发展出一万多家客店，为行人提供食物和马料。“大量商人涌到他的汗国，满载着对他的赞誉而归，以至于他的领地成了这些商人行商的通道和经常性的交易场所。”[83]
正是在元朝和各蒙古汗国的共同努力下，新开辟的丝绸之路商业往来极为通畅，乃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时代”，是日后新世界的铺垫。[84]在元代，一个商队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仅需要275天左右，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需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85]从留存文献记载以及遗址中可以看出，威尼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突厥商人、波斯商人的足迹遍布欧亚，特别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城镇。
四 诚信、守信、简单的“约孙观”再次打通“欧亚商道”
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候鸟般地迁徙。每一次迁徙就是一次搬家，家的主人必须亲自动手，什么需要带走，什么需要留下，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无用，从搬迁的工具到托运的牲畜等大小事情和细节都要经过仔细的考量，且履行说到做到的诚信、守信责任。搬迁过程中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必须出手相助。这也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恶劣环境下养成的见义勇为、有难必帮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口耳相传、身体力行的诚信与守信精神和简单明了的生活观逐渐成为游牧民族诚信、守信的民族性格。
由于高原生活条件恶劣，不断迁徙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消耗，加之有猛禽野兽等其他动物的袭击，受制有限的医疗条件，游牧族群的生育率普遍较定居人口低，成活率也低，且寿命短。加上各种传染病、疾病的肆虐，蒙古高原游牧族群人口始终没有定居、群居农耕民族人口多。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是蒙古高原自然生态的一大景观。游牧人对路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秉承开放、诚信、守信的世界观。“夜不闭户，出不锁门”，真实反映了草原游牧人真诚、守信的生活态度。
综观蒙古族历史，不难发现他们诚信、守信、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蒙古帝国四大汗国领地相继被当地民众在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影响与同化，一个原因就是蒙古族的开放与包容。《成吉思汗法典》第一条指出，“我们（指成吉思汗）吩咐所有的人信奉上天——天地的创造者、贫富生死的赐予者、诸事的主宰者。”言外之意，只要是信奉“天地的创造者、贫富生死的赐予者、诸事的主宰者”的人，无论是什么宗教的信徒，都是蒙古帝国的臣民。成吉思汗从法律上允许“异教”“异教徒”以及“异教文化”的存在，就是承认多种文化、文明的存在，并将其作为民族精神予以提倡、传承。这种开放、包容精神与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倡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理念相向而行。
正是蒙古族传承的这些基本精神，有元一代，在中国形成陆海对接的全方位商业圈。在南方，以江浙行省为中心的海路贸易，在北方便是蒙古高原草原地区为主要通道的陆路贸易。古代“丝绸之路”进入元朝，其所经之地兴起一系列商业城市，如应昌（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鲁王城）、德宁（今内蒙古包头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净州（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城卜子）、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半州古城遗址）、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黑城遗址）、集宁（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等都成为当时重要的商贸都会。这些商贸都会与中国北方其他商业城市如保定、卫辉、真定、大名、济南、东平、晋宁、冀宁、大同等一起构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圈。
在这种空前繁荣的商业环境中，北方及中原城市迅速治愈了战乱的创伤。“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平阳、奉元（陕西西安）、开封、济南”，都“继续有所发展”。[86]山西地区的“制造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商人遍布全国各地，获得巨大利润”，黄河沿岸“有许多城市城堡，里面住着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农业、丝织业极为发达。[87]陕西西安“是一个大商业区，以制造业著称。盛产生丝、金丝织物和其他绸缎，军队所需的各种物品也同样能够制造。各种食物也十分丰富，并能用中等价格购得”[88]。山东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89]。作为首都和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大都的繁荣成为当时全国城市之冠。据韩光辉统计，从中统五年到至元十八年的17年中，大都城的人口增长了17.95万户。到至元十八年，大都的人口已经达到21.95万户，88万人。如若算上往来经商谋生的流动人口，足可达到“人烟百万”的程度。王颋的《元代商贸都会考》列举了《元典章》中提出商税额在三千锭以上的35个商业城市，即大都、上都、保定、卫辉、真定、大名、益都、济南、东平、晋宁、大同、和宁、奉元、汴梁、成都、中庆、大理、武昌、天临、龙兴、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杭州、平江、镇江、集庆、扬州、淮安、庐州、真州、江陵，北方城市占据半数以上，亦可作为当时北方经济繁荣的佐证。[90]
作为中原外的上都，在元代也是商贸重地。据史载，上都城垣周长八公里余，城内有官署约60所，手工艺管理机构和厂局120余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种寺庙堂观160余处。全城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墙组成。坐落在城池中部偏北的宫城是全城的核心，有东华、西华、御天三门，宫城内建有水晶、大明、鸿禧等殿，大安、延春等阁，华严、乾元等寺庙，皇城“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城西还有离宫西内，周围十里，设有方圆25公里的大御花园，里面饲养着各种珍禽异兽。元人周伯琦的《上京途中纪事》一诗赞曰：“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城中常住人口11万，经商的流动人口则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多。胡助《纯白斋类稿》称之：“都城百万户，丧车早暄阗。”要维持如此庞大人口的粮食及各种用度，只能依赖商业贩运。“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官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网者，则商贾之资也。”[91]
根据已探明的元代城镇遗址，除上述几处外，包头燕家梁遗址、赤峰城子乡松山州古城、察哈尔右翼中旗广益隆古城、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武川县东土城乡古城、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元店古城、察哈尔右翼前旗察汉不浪古城、乌审旗三岔河古城等，均有大量瓷器、钱币、丝织品等文物出土。这说明元代北方草原与农耕交错的内蒙古地区商业活动异常繁荣。
但是到了元代末年，政治腐败和天灾频仍，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大动乱。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兵分三路北伐，其中中路军攻入腹里、辽阳，集宁、应昌、上都等城市被攻陷劫掠，居民逃散。汪古部内部爆发灭里部落的起义，德宁等城市被焚毁。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与时俱进，遵循、顺应社会与时代发展潮流，彼此尊重，彼此理解，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为人类留下一个多种文化、多种文明共存发展与繁荣发展的美好局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依靠武力对外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当今世界更需要和平发展，“只有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92]。因此，蒙古族历史发展经验以及优秀精神基因对当今中国对外合作与交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关系、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