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贸易收支是国际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它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子项目，也是国际收支中特别重要的子项目。贸易收支反映一国对外商品贸易的总体情况；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第一部分，它也是考察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增长潜力乃至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准，因此成为最具热度和研究潜力的领域之一。

作为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收支的相关分析也多在国际收支理论的框架下展开。最早的重商主义主张贸易保护，通过多出口少进口增加国家财富，即保持顺差状态。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是货币数量论在国际收支的应用，强调国际收支的自动平衡机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将弹性分析引入贸易收支分析中，成为后续国际收支弹性理论的开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阐述了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理论，将国际收支均衡同国内收入均衡联系在一起，为后续国际收支吸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很多国际收支理论都讨论了收入和贸易收支的关系。其中，国际收支吸收理论重点强调国民收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和调节作用，国际收支弹性理论强调国内外收入增速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阶段理论则强调收入水平和国际收支的阶段演变关系。汇率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国际收支弹性理论，国际收支吸收理论通过引入乘数效应将汇率贬值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了新的描述，后因很多发达国家深陷“汇率调整之谜”而转向汇率传递程度的研究。

一 贸易收支弹性理论

（一）Armington弹性

贸易收支弹性分析相关研究多采用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满足国家之间出口商品存在差异化的假设（Armington，1969）。在这种假设下，进口商品因来源国不同而不同，每个国家的出口商品都存在差异，不能完全替代。每个国家的消费者都采用两阶段的预算步骤来决定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第一阶段，消费者不考虑国家来源而只是考虑消费进口商品的支出；第二阶段，消费者确定如何在消费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上分配总支出。

Armington（1969）假定同一市场上所有产品的替代弹性是相同的；同一市场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是相同的；因此产品需求函数满足CES方程：

上式可以转化为：；其中，α_ij是常数，P_ij可看作某一个国家进出口i产品的价格，P_i是所有国家进出口该产品的平均价格。

因此，某国进出口产品i的总需求可以表示为：

在考虑边际效应时，这种替代弹性的大小非常重要（McCallum，1995），且诸多实证检验证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之间的替代弹性存在较大差异（Stern，1976；Reinert和Shiells，1992）。基于Armington（1969）的替代弹性研究，Stern（1976）系统地对美国SIC三位码下89个产业的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了估计，其结果表明：有些产业，如橡胶、服装、金属制品等产业对进口十分敏感，而食品、饮料等产业对进口一般敏感，木制品、纸制品等产业进口无弹性。

Armington替代弹性的研究为贸易收支弹性理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后续相关研究均基于该假设展开。

（二）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

汇率弹性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进出口需求的汇率弹性，第二类是进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其中第一类的代表研究是马歇尔-勒纳条件和J曲线效应，第二类的代表研究是汇率传递。

1.马歇尔-勒纳条件和J曲线效应

第一类汇率弹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即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但需要的具体条件是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必须大于1。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由于价格粘性和调整成本的存在，该国贸易收支及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一般并不能立即改善或恶化，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这种经常账户收支变动的轨迹呈英文字母J的形状，所以被称为J曲线效应。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验证了J曲线效应和马歇尔-勒纳条件，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Rose 和 Yellen（1989）使用双边汇率，检验了美国与主要贸易国家双边贸易差额与双边汇率的关系，发现不管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不存在显著的关系。Bahmani-Oskooee 和 Brooks（1999）发现美国货币贬值，长期改善了本国贸易收支，但是短期并没有呈现J曲线效应。因此有学者就此提出“弹性悲观主义”的解释，即进出口需求弹性很低。

然而也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很容易（Goldstein和Khan，1985），较好地反击了“弹性悲观主义”关于进出口弹性很低的论述。比如Kwack等（2007）利用1994—2003年的数据估计了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发现其数值在1.05和3.10之间，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Boyd等（2001）以8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其中5个国家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本币贬值能够增加出口、减少进口。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对日本及其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价格弹性进行测算，发现日本对德国和意大利的贸易收支存在J曲线效应；用加总数据时，贸易收支与汇率并不存在任何显著关系，但是如果使用双边汇率，则日本和一些国家的J曲线效应比较显著。

尽管如此，也有学者指出马歇尔-勒纳条件推导的前提是初始的贸易收支平衡（Krugman等，2004），而现实中一国贸易收支初始状态一般都不平衡，因此利用马歇尔-勒纳条件研究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显然是不恰当的。

2.汇率传递效应

第二类汇率弹性的研究就是对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汇率传递是指汇率变动导致贸易品以销售地的货币计价价格变动的程度。当本币贬值1%时，进口商品本币价格上涨（或出口商品现地货币价格下降）的百分比被称为汇率对进口价格（或出口价格）的传递率。

因为第一类汇率弹性关于汇率变动引起贸易收支大调整的预言，是建立在汇率完全传递（传递率为100%）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汇率变动完全反映在进出口价格上。但是如果汇率传递不完全，即汇率变动只有部分反映在进出口价格上，那么即使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调整也将是弱的。换句话说，低汇率传递率使得贸易流对汇率变动不敏感成为可能，尽管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很高。进一步，如果汇率变动向进出口价格的传递存在明显的时滞，再加上数量调整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也存在明显的滞后，那么整个贸易收支的调整过程将被阻碍。可以说第二类汇率弹性的研究为“汇率调整之谜”提供了解释。

汇率传递相关研究从通货膨胀、开放程度等方面对不完全传递以及传递效应不断下降进行了分析。例如Taylor（2000）的研究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通货膨胀越高，汇率传递效应越大，反之亦然。Campa 和 Goldberg（2002）认为发达国家传递效应小主要是因为长期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Mallick 和 Marques（2012）的研究则表明，一国国际化程度是汇率传递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体自身发展水平并不显著影响汇率传递效应大小。Frankel 等（2005）则认为经济总量、工资水平、双边贸易距离都会对汇率传递产生负向影响。

虽然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种观点是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变化存在显著影响，比如（Obstfeld和Rogoff，1996；Frankel和wei，1996；Rose，2000；卢向前、戴国强，2005；封思贤，2007；刘荣茂、何亚峰、黄烁，2007）。另一种观点是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包括中国、美国等在内的国家都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厉以宁，1991），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中性的（陈彪如，1992；Bahmani和Goswami，2004；金洪飞、周继忠，2007；王胜、陈继勇、吴宏，2007；贺力平，2008）。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差额的产生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有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内部经济结构差异等，而汇率政策及其他相关经济政策对这种失衡没有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Mckinnon和大野健一（1999）、Mckinnon和戈雅（2005）、Mundel（2003）等新全球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其中Mckinnon和大野健一（1999）对贸易收支弹性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行了分析，指出贸易收支弹性理论分析在封闭经济体中是成立的，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是不成立的，因此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下，贸易收支弹性理论分析不成立，并指出一国的贸易赤字是由其国内储蓄小于投资导致的。

（三）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

尽管现有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研究较少，但是国民收入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至少跟汇率同样重要。Bems、Johnson和Yi（2011）指出由于全球价值链中，中间产品贸易份额的上升，强化了需求溢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估算国际金融危机后有70%的贸易下滑是因为需求的因素。基于宏观或行业数据的研究却几乎一致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量（Goldberg 和 Knetter，1997；Obstfeld 和 Rogoff，2001；Devereus 和 Engel，2003）和进出口价格（Campa 和 Goldberg，2005；Goldberg 和 Campa，2010）的影响较低，这被称为“出口汇率不相关之谜”。这就使得我们除了考虑贸易收支的价格弹性，还应将收入弹性纳入分析。

1.Houthakker 和 Magee的研究

Harry Johnson（1958）最早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一国贸易收支顺差和逆差的方向将会发生转变，而这方向主要取决于该国的进口收入弹性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收入弹性。当价格给定且两收入增长相等时，如果一国进口收入弹性大于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收入弹性，该国的贸易收支将会恶化。Houthakker 和 Magee（1969）使用简单进出口回归方程对上述分析进行了验证。

将进口需求方程设定为：logM_it =α_0i+α_1ilogY_it +α_2ilog（PM_it /WPI_it ）+ε_it

其中，M_it 为国家i在t 时期的进口额，Y_it 是该国的GNP指数，PM_it 是该国的进口价格指数，WPI_it 是该国的生产价格指数，ε_it 是残差项。

将出口需求方程设定为：logX_it =β_0i+β_1ilogYW_it +β_2ilog（PX_it /PXW_it ）+μ_it

其中，X_it 为国家i在t 时期的出口额，YW_it 是国家i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出口额加权GNP指数，PX_it 是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PXW_it 是贸易伙伴国家的出口价格指数，ε_it 是残差项。

实证检验后发现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主要国家1951—1966年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相对收入弹性要小得多；很多国家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是价格弹性的3倍甚至更多；表明收入对一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要远大于价格和汇率。

二是部分国家进口收入弹性和出口收入弹性差异较大，比如日本在样本期间进口收入弹性为1.23，而出口收入弹性为3.55；而英美国家正好相反。样本期间，英国和美国进口的收入弹性分别为1.66和1.51，而出口的收入弹性分别为0.86和0.99。

该文还指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快速发展的国家，出口收入弹性较大，进口弹性较小，因而贸易一般呈现顺差；而发达国家由于收入较高，进口收入弹性较大，出口弹性较小，一般会呈现贸易逆差。

2.Krugman“45°规则”

在认识到不同国家进出口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的基础上，Krugman（1988）进一步发现，这种差别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一国的出口收入弹性和进口收入弹性之比，基本等于其本国的收入增长率与其外部收入增长率之比；即

其中，E代表出口额，M代表进口额，Y代表本国收入，Y*代表外国收入。

这一特征被Krugman称为“45°规则”。因此长期来看，增长不会对均衡汇率产生影响。

在垄断竞争模型中，Krugman假定所有产品面临相同的产品需求弹性并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价格并不影响单位劳动产出，因此国家i生产并出口产品的种类X_i取决于该国劳动力的多少或者该国产出的规模，即

X_i=Y_i=A_iL_i

其中，A代表技术，L代表劳动力。

贸易由消费者多样化生产需求产生，快速增长的国家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提升其在全球支出中的比例；更多产品种类的出现，使快速增长的国家在不降低相对价格的情况下，出口更多产品。

二 贸易收支吸收理论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为诸多宏观经济学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国际收支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相比局部分析的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贸易收支吸收理论则从整个国家的生产和支出如何影响进出口供求以及供求曲线的角度进行分析。

基于国际收支恒等式，一国国际收支的差额实际上等于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国民收入大于国内吸收意味着国际收支顺差，反之则为逆差。

进一步，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c，税率为t，进口倾向为m，可以得到凯恩斯乘数为k=1/[1-c（1-t）+m]；然后假定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为x，对贸易收支总的影响为y，出口增加x可以带动收入增加kx，吸收增加kx（1-t）c；如果税率为正，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此时汇率贬值带来的收入的增加额，将要大于吸收的增加额，贸易收支由此得以改善。

总体而言，贸易收支吸收理论试图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贸易收支流量问题，并将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但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就需要同时考虑货币贬值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比如国内物价水平；如果货币贬值改变了国内物价，则会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影响贸易收支，可能会使得贸易收支改善的程度减弱至十分有限，甚至相反。再加上凯恩斯宏观经济体系通常假定国内资源未被全面利用，即没有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这也会削弱货币贬值的效果。

三 国际收支阶段理论

国际收支阶段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Carines，当时他已经就殖民地的国际收支状态提出了阶段演进说（Halevi，1971）。之后又有多人提出具体阶段划分个数不同的假说，Crowther（1957）和 Kindleberger（1963）的六阶段假说、Samuelson（1952）和Bya（1965）的四阶段假说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Razgallah，2004）。不同的阶段划分假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基于国际收支的三部分划分法：净货物和服务出口项目、净投资收益项目以及净资本转移项目（Halevi，1971）。因国内学者对Crowther（1957）的讨论较多，本书以此为主介绍国际收支阶段理论。

根据国际收支三个项目演变的情况，Crowther（1957）将国际收支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未成熟债务—借款国、成熟债务—借款国、债务—贷款国、未成熟债权—贷款国、成熟债权—贷款国和债权—借款国。由于本书关注货物贸易，因此我们根据表2—1分析经常项目情况。

表2—1 Crowther 的国际收支阶段划分

从表2—1可以看出，经常账户，包括净货物与服务项目以及净投资收益项目，都和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存在一个倒“U”形关系，即呈现逆差-顺差-逆差的发展轨迹。结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特征，上述假说很容易理解。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初期，对外出口缺乏竞争力，且国内生产要素生产水平较低，需要从国外进口资源和产品，因此贸易收支通常呈现逆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率提高，对国外进口需求下降，对外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此时贸易收支呈现顺差且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国内要素成本提升，对国外产品需求增加，净出口规模由正转为负，贸易收支再次呈现逆差且规模不断扩大。

Masano（1998）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对1980—2009年17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国际收支阶段之间关系进行了检验，基于六阶段假说，分别计算出每个阶段中所有国家的人均GDP的平均值，通过组之间的两两比较，发现多数组的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第四组的均值与其他各组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他认为不同阶段的人均GDP水平是显著不同的。Razgallah（2004）在考虑人均GDP的基础上，还考虑了产业专业化水平（构建ADAP指数，考察一国在某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与国际收支阶段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均GDP与国际收支阶段、产业专业化与国际收支阶段之间均应有正相关关系。

刑修元（1993）直接用简单的多项式回归经验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阶段，认为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与人均收入存在曲线式关系，并用贸易情况变化对各阶段进行了分析。余永定（2007a）在介绍Crowther的六阶段假说后，直接声称该假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四 现有研究的不足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收支弹性理论和国际收支阶段理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第一，在汇率是否影响贸易收支上未达成共识。从马歇尔-勒纳条件开始，学者们对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汇率调整之谜”，即使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变动的国际收支调节功能依然十分有限。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汇率和贸易收支的相关性在不断下降。但是下降并不意味着汇率对贸易收支没有影响。为了研究汇率与贸易收支相关性下降的原因，后续的学者从汇率不完全传递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汇率传递效应的大小。

第二，在汇率是否影响贸易收支及影响程度上，并未厘清和准确测度。即如何测度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呢？一种做法是直接将汇率变量加入贸易收支方程（进出口需求方程），来测度汇率每变动一单位，对贸易收支（进出口需求）的影响，并将其界定为汇率弹性。这种做法在双边贸易实证研究中很常见，比如Bahmani-Oskooee 和 Coswami（2004）指出在双边贸易中，可以将汇率替代价格放入进出口需求方程。但是这种做法面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根据传统汇率决定理论，当一国贸易收支顺差时，表明出口需求大于进口需求，此时对本币的需求大于本币的供给，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因此在贸易收支弹性分析理论中，很难说清楚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因果关系；即使用贸易收支方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是不可信的。

另一种做法是考察一国是否满足货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条件，比如马歇尔-勒纳条件以及汇率传递效应相关研究，前者通过测算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来判断，后者重点考察汇率传递效应的程度。但是这种做法并未测算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实际上在不完全传递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准确测度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目前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测算不完全传递效应的程度、差异以及原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汇率不完全传递情况下，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如何。因此需要在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基础上，考察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第三，收入因素在贸易收支中的重要作用仍未得到充分重视。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收入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内外收入的变动会影响进出口需求，进而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本国（外国）收入每变动一单位而引起进口（出口）需求的变化被称为出口（进口）收入弹性。国际收支弹性理论相关实证研究已经达成共识，即收入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价格和汇率（Houthakker 和 Magee，1969；姚枝仲等，2010），且一国进出口收入弹性的差异将决定该国对外贸易收支的顺逆差状态。但是在国际收支弹性相关研究中，收入更多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放入进出口需求方程，用于论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的相关研究中，但相关研究并不对其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Krugman“45°规则”提出之后，部分学者对其结论进行了验证，但是并未对收入弹性差异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第四，鲜有将汇率和收入放在一起讨论的文献。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汇率与贸易收支的研究中，收入更多是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而收入弹性研究更多的只是测算进出口收入弹性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更多集中在短期，而收入则是影响贸易收支的长期变量。但是随着细分行业和产品数据研究的逐渐展开，汇率和收入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可能需要放在一起讨论。比如出口企业的定价行为中，需要考虑对应进口国家需求弹性情况，此时相关研究多测度需求的价格弹性，即考察的是需求弹性的短期变化。但是从汇率传递效应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出口企业的价格调整并不是即时的，即出口价格存在粘性。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只简单地测度需求弹性的短期变化，还应考虑需求弹性的长期变化。这意味着汇率发生变动时，企业如何调整价格，需要综合考虑对应进口国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因此我们在分析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时，应综合考察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汇率传递程度。

第五，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汇率传递程度的测算仍存在较大问题。准确测度这些系数是考察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关键。但问题是，不同研究得到的贸易弹性之间往往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有些甚至远远偏离理论预期。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样本国家，还体现在针对相同国家的不同估计上面（Wu，2008）。一是回归方程设定问题，就收入弹性而言，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更多的是测度实际收入变动对实际进出口需求的影响。但是如何准确测度实际需求呢？现有研究发现，使用不同的平减指标所得到的结论截然不同。汇率传递效应很多采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变量，但是汇率传递效应本身测度的更多是名义汇率变动对名义价格的影响，这些都会使得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可信。二是实证方法选择问题，目前很多研究都基于宏观层面展开，因此多采用VAR、ARDL模型进行研究，这些方法无法识别很多异质性问题，而微观细分行业和产品的研究鲜有考虑收入弹性差异，因此需要在统一细分行业和产品层面对上述系数进行测度。三是样本区间较短。目前受限于微观细分数据可获得性，国内相关研究的样本区间多为2000—2007年，部分研究可以扩展至2014年，过短的样本选择会使其结论有偏，也使其结论难以适用于其他时间。

第六，对国际收支阶段理论缺乏深入的分析，目前的研究多基于国别的事实，或者对反事实进行解释，但并未分析已经出现的符合以及不符合国际收支阶段特征的原因。实际上贸易收支收入弹性的跨国差异，可能会为国际收支阶段理论提供一定的支持。比如H&M以及后续Krugman“45°规则”的研究均指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还将决定一种贸易收支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将贸易收支的弹性理论和国际收支阶段理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为国际收支阶段转变提供更为准确的预测。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做市商（Mallick 和 Marques，2012），很多研究都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缺乏对新兴市场的研究，特别缺乏对中国市场的研究。而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和汇率制度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其对外贸易收支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本书重点围绕中国贸易收支展开分析，并进行跨国对比和异质性行业分析，以便在捕捉中国特征的同时分析跨国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