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后人又称之为陶彭泽、陶征士等。陶渊明的出身不明，据说是东晋大将军陶侃之后。从其诗歌自述看，他的父亲应该是一个没落的下层官僚。陶渊明的一生，有过三次出仕的经历，都是为贫而仕的。他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将军和彭泽县令等职，在桓玄、刘裕等风云人物麾下，他更多地是感到对官场的厌倦。41岁时，他选择彻底辞官归隐，从此躬耕陇亩，直到63岁去世。这段归隐时光中，陶渊明既经历了诸多生活的艰辛，比如家宅毁于火灾、饱受饥寒等，也享受到隐逸的自由。而他的隐逸并非与世隔绝，与之来往的有大诗人颜延之，也有与陶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等东晋江州中下层文人群体。

陶渊明是晋宋之交最为独特的诗人。当别人忙于为功名拼命时，他却不肯“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去职，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别人忙于争权夺利时，他却扛着种豆的小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别人的诗中布满苍白空洞的哲学，华丽琳琅的修饰，他却坚持用一种最直白的家常语来表达干净的思想。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被他自己的时代所接受。但后人逐渐发现他的与众不同，经过千百年来的重新学习，人们几乎把他视作人生境界的最高代表，诗歌艺术中最超脱、最自然的代表。然而，在陶渊明身上，有着重重的矛盾，他并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隐逸诗人。

陶渊明的时代，玄学盛行，“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形影神三首》序）。对此，陶渊明持批评态度。他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规律。他更看重今生而不是来世。所以他写诗，完全抛开了为身后立名的想法。“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其三）在陶渊明的诗中，读不到酸腐、暗仄的气息，也读不到炫耀与做作的文字。那是因为他的诗歌是建立在至善、至真的生命态度上的，它们直接促成了陶诗独特的平淡与醇美。

但是他又不可能不受到玄学时代的影响。陶渊明也关注生命、热爱生命。他爱菊花，世所周知。菊花确实有傲霜不凋的高洁品性，也有的学者认为他采菊是为了服食。服食菊花被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是增寿的一种办法。一方面批评惜生，超脱生死；另一方面关注生死，有“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的虚无之感。这是陶渊明思想上的矛盾。

隐逸于田园的陶渊明，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的桃花源式的社会。但是他并非完全不问世事，在他的诗中依然有政治理想的痕迹，有着对建立和平、稳固社会秩序的期盼。他有平和美好的田园诗《饮酒》，也有讥讽南朝宋代刘裕篡晋的《述酒》，对那些“重云蔽白日”的乱臣贼子很愤慨。安详地在乡村看鸡犬炊烟的陶渊明，内心也充满对社会动荡的不安。这是他作为隐士时内心的巨大矛盾。龚自珍对他的评价很确切：“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并非全然平淡，他对世界的看法，也有像《梁甫吟》和《离骚》一样的深沉感叹。

陶渊明的隐逸生活非常清贫，他笔下的五柳先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家中发生大火之后，更是“夏日抱长饥，寒冬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以至于到了要乞食的地步。但是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清贫寡欲的人更懂得生活的美好和大自然给予的财富：“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他满腹诗书，却躬耕南亩，乐与农夫们在一起：“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他的性情如此率真，这比那些以躬耕稼穑为耻的人要高尚多了。

陶渊明的诗歌以歌颂田园生活为主，他的诗崇尚自然，诗中的事物都以其本来面目出现，不带雕镌。而且他在这些景物中又会深刻地融入理性的见解，甚至高尚的寄托。如他千古传诵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似有顿悟，有欣喜，有某种对高洁人格之寄托，品之不尽。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看重词藻与修饰的诗坛上并不著名，直到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们才纷纷发现其诗高超的艺术魅力。宋人更欣赏陶渊明高尚人格，把那种旷远、达观的生命意识和感伤、欢悦交织的生命情绪，带进诗中。苏东坡在贬谪期间，写作百首和陶诗，对人生进行深透的洞察和深情的勉励。

南朝时，陶集已经流传甚广。《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附陶渊明传》云：“所有文集，并行于世。”《晋书》的记述，应是本于当时所存之晋宋史志传述。手抄口传的陶集，在萧统时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是其形成定本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