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历史散文的兴盛与发展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散文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渐衰微。但是，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还没有强盛到足以号令其他诸侯的程度。于是，在晋楚争胜、五霸代兴的主旋律下，中国文化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兴盛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时代特点上来说，经过漫长的礼乐制度的教化与熏染，春秋时代是一个奉行周礼的温文尔雅的社会。这种文雅，首先表现在人群之间的交往方式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流行于春秋中后期的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就是指在外交场合通过朗诵《诗经》中的篇章或者诗句，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断章取义”。一般情况下，对于赋诗者来说，他需要选择合适的诗歌来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对于听诗的人来说，通过对方所赋的诗篇可以察知赋诗者的意图，甚至可以由此来判断他的前途命运。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这里的这位赵孟，就是戏曲《赵氏孤儿》的原型赵武，历史上又称为赵文子。鲁襄公二十七年，他出使郑国，郑简公在垂陇设享礼招待他，子展、伯有、子西、子产等七位郑国的大臣随行。赵文子要求他们赋诗来让宴会更为完满，然后他可以由此来观察这七人的志向。七人之中，有六人的赋诗受到了赵文子的称赞，只有伯有的赋诗受到了赵文子的批评。因为伯有所赋《鹑之贲贲》，是一首被认为讽刺卫宣公夫人宣姜淫乱的诗：“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讽刺的意味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赵武的反应是：“这不是使臣应该听到的话。”宴会结束之后，赵文子去见叔向时，断言伯有一定会有杀身之祸。为什么呢？因为“《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赋诗是为了表达心志，现在他诬蔑他的君主，又在公开场合怨恨他，还把这当成作宾客的光荣，他怎么能够长久呢？由此可知，“赋诗”行为不但关乎外交活动的成败，还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贤良，判断一个国家兴盛衰变的标杆。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西周建立的贵族等级制度在社会各个等级之间设定的界限，在各种形式的僭越中逐渐被废弃，诸侯国内部因权力斗争所带来的朝为王侯、夕降皂隶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在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知识和学术是少数人的特权。周代的学校有小学和大学，但是，散见于先秦史籍当中涉及教育的资料，都把入小学、进大学接受教育的对象都指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国子”，即公卿大夫之子。这就是说，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下，只有那些公卿大夫之子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别说庶民阶层，即使是处于贵族集团中最下层士人，也没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但是，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随着社会各阶层间人员流动的加速，曾经被垄断的知识和学术，也被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但随着家道的衰落坠入社会底层的贵族带到了社会的下层。在周代的社会分层中，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层。作为介于庶人与大夫之间的阶层，士阶层是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的交会之所。而庶民阶层因为战功而获得赏赐，也打开了庶人上升进入士阶层的途径。这种上升和下降，带来了士阶层人数与性质的变化，他们由春秋以前隶属于贵族，有具体职事的人，变成了战国时代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士民。而这个时期，周王室沦为三等诸侯，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的时代，士人的思想行为具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士无定主”。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他们可以依仗一身的武艺建功立业，可以逞自己的口舌之利游说王侯，也可以凭自己的才学授徒讲学、传授经艺。遇到昏庸的君主，或者学说不被采纳，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大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同阶层的理论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大声疾呼，宣扬自己的治世主张的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双百”方针中的“百家争鸣”，就因此而来。在百家争鸣的推动下，思想文化领域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

说到聚徒讲学，这也是知识下移所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一方面，这是失去生产资料的衰落贵族赖以谋生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社会需求的一种体现。现在人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其实从春秋末战国初，人们就充分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在这样一个“士无定主”的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可靠性与现实性，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从师学习获得进身之阶。由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以“士”阶层为依托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礼崩乐坏所带来的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他们当中，有的人为传道而修史作传，有的人为立言而著书立说。以散文为主本的书写文学因此迎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发展阶段。

大体来说，春秋战国时代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春秋末到战国初。从春秋后期开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门开始出现了著述的事业。到春秋末、战国初年，诸子书中出现了《论语》《老子》等，历史著作中的《左传》《国语》，大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的散文，和《尚书》中所收的春秋以前的文字比起来，有很大的发展。不论是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都是用近于当时口语的文字写成，和西周时期誓辞、诰命的“佶屈聱牙”完全不同。它们大都写得明白晓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春秋》三传中的《左传》，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同时，它也因为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成为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二、战国中期。这个时期各国兼并战争更加激烈，经过前期的酝酿发展，到这一个阶段，“士”阶层大为活跃，诸子百家争鸣达到了最盛的阶段。诚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等文集记载，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文化的中心。《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诸子书，有相当一部分出现在这个时代。相对于《左传》之后历史散文创作的短暂沉寂，诸子散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孟子》《庄子》等非常有文采的诸子著作，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三、战国末期。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兼并战争，六国日益削弱，秦国日益强大，逐渐吞并诸国。这时的思想家如韩非等努力地为新王朝的统一做准备。他们的思想都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代表性的著作有《荀子》《韩非子》等，这一时期的诸子散文，在抽象说理方面比《孟子》《庄子》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论说具有了明确的主题，结构也更加严密、完整，但另一方面，也少了《庄子》《孟子》中随处可见的生动叙述与浪漫情怀。在历史散文方面，经刘向整理成书并命名为《战国策》的作品，大部分内容所记述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