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对外开放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历4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循序渐进、成果卓著。从一开始的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和保税区，发展到近些年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走向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引起了西方世界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兴起。特别是美国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尤为恐慌，从2018年3月开始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手段。而中国要想突破美国的压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贸易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带动企业创新。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

对外开放是否带动了本国企业的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尽管在国际经济学框架下研究对外开放政策，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已有关于对外开放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政策竞争的存在，即使有少量的研究论及了政策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未形成系统的论著。因此，本书从政策竞争的视角，对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平行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创新进行系统分析，以探求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对外开放政策。

首先，本书评述了对外开放与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三个方面，梳理问题研究的理论脉络。关于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引入了更现实的因素——政策的不对称性，这是相对于仅在国家或者行业层面探讨政策因素对对外开放形式选择以及企业创新研究的进步。

然后，本书构建理论模型，分别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区位选择及其对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平行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在现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本书所做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

（1）尝试将政策竞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选择、区位选择以及企业的创新活动纳入同一框架内，从理论上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政策竞争的存在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最终赢得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得到福利改进，但是倘若没有政策干预，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可能会损害东道国的福利；从刺激企业创新的角度，积极地引进外资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举措；更为重要的是，东道国并不必然为外资提供政策激励。

（2）考虑到投资成本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本书进一步将跨国并购的交易价格内生化，分别从潜在的被并购对象具有生产效率差异、生产产品质量不同角度，集中研究跨国公司最优的并购目标选择及其对东道国的福利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东道国应该采取政策干预或借助反垄断调查阻止对本国不利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的并购对象可能催生垄断，这对东道国的消费者乃至政策调整产生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东道国而言，外资并购本国高效率企业有时反而要优于并购低效率企业。这是对现有跨国并购模型的一个改进，在一定程度上为许多跨国并购的案例中存在强强联合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3）通过引入工资因素，分析平行进口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与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平行进口的创新效应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平行进口因加剧品牌间的竞争损害了原生产厂商的利润，但会降低工人工资而增加原生产厂商的利润，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效应，允许平行进口在一定条件下反而会提高原生产厂商的创新积极性。

最后，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40多年开放经济发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省际间政策竞争的转移效应及其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进行了经验研究。通过对江苏省对于其他省份外商直接投资转移效应的考察，研究发现，地区间的政策竞争导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抑制了其他地区外资的流入；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等是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原因，政策优惠对外资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通过对辽宁省与山东省等其他沿海省份进行比较，分析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

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从政策竞争视角对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进行系统分析，以探求有利于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书所做的研究既完善了国际经济理论，也深化了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制度设计，从企业微观层面上探讨了对外开放的合理路径。这项研究对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对外开放以激励本国企业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本书的研究拓展了产业组织理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希望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由于学识所限，本书不可能对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只能从某一特定研究视角出发，因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呈现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欢迎广大同行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