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贸易与企业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贸易开放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能够带动本国企业的创新，学术界仍争议不断。本节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第一部分介绍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包括生产率、成本加成率、出口产品质量等；第二部分介绍传统贸易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第三部分聚焦平行进口贸易的政策差异及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
一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创新
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减少或消除，具体反映在贸易关税的下调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在全球贸易摩擦不断的今天，深入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微观影响更具有现实价值。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Krugman（2006）发现贸易自由化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会导致本土企业因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而生产率低下；Rodrik（1988）与Rodriguez and Rodrik（2000）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与贸易保护相比，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的市场挤占效应会造成本土企业研发投入的减少，不利于本土企业实现技术赶超。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比如，Amiti and Konings（2007）则认为进口竞争能够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余淼杰（2010）以1998—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和进口数据为样本，在控制行业的进口渗透率的内生性之后，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并且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Hu and Liu（2014）则认为贸易自由化既有生产率抑制效应，又有生产率促进效应；刘啟仁、黄建忠（2016）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在初期贸易自由化抑制了存活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但后期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激励效应又提升了存活企业的生产率。
二是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指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进入更大的市场，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创新的投资回报；同时竞争效应将促使技术领先者加快创新以避免被跟随者实现技术赶超；贸易对国内要素价格的改变影响了研发成本，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大规模企业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在实证研究方面，贸易自由化与创新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了更多的现实佐证。Lileeva and Treller（2009）研究了加拿大制造企业面对美国关税削减和取消所做出的反应，证实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后，加拿大的原出口企业增加了出口量、进行了更多的产品创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其中李平、姜丽（2015）将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创新的影响归结为贸易自由化激励效应、研发资本效应和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研发溢出模型，运用1998—2012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Pavenik，2002；Schor，2004；Amiti and Konings，2007）。
三是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从现有文献看，当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其中，理论研究大都认为贸易自由化抑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Alchian and Allen，1972；Helble and Okubo，2008），但是实证结果却往往支持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没有为理论与实证的脱节提供更多的解释。殷德生（2011）以中国入世作为考察时间节点，发现单位贸易成本的下降、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促进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Dinopoulos and Unel（2013）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企业数量的增加将使出口产品质量的临界值提高，但是伴随而来的运输成本或者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会使出口产品质量的临界值下降。Amiti and Khandelwal（2013）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接近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关税下调能促进其质量升级，而对于那些远低于前沿水平的出口产品，关税下调反而会阻碍其质量升级。类似的结论在中国的经验分析中得到了证实（汪建新，2014；刘晓宁、刘磊，2015）。刘晓宁、刘磊（2015）将贸易自由化对接近世界前沿的产品质量升级的积极影响称之为“规避竞争效应”，将贸易自由化对远低于世界前沿的产品质量升级的消极影响称之为“气馁效应”。黄先海、卿陶（2020）将企业创新行为内生于产品质量模型，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增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前者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后者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出口产品质量。
二 进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
进出口贸易能否推动企业创新颇具争议。本书分别从进口与出口角度介绍既有的相关研究。首先对进口和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Grossman and Helpman（1995）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中间品和资本设备进口来汲取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自此，进口贸易作为国际间技术转移的一条重要渠道，迅速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认为，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学习和吸收进口产品中内含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节约了研发成本、提高了创新能力（李小平、朱钟棣，2006；Fritsch and Görg，201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有学者质疑技术扩散的外部性，Liu and Qiu（2016）认为企业会选择直接购买进口的高质量中间品而放弃自主创新。进口影响企业创新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是竞争倒逼机制。进口产品的大量增加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一方面，激烈的进口竞争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市场挤占效应会抑制企业的基础研发（Parameswara et al.，2011）；另一方面，来自进口的竞争压力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机制，通过进口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Aghion et al.，2001；Lu and Ng，2012；Bloom et al.，2016）。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指出不应孤立地看待进口贸易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无法保证进口能刺激所有企业创新活力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进口贸易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进口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诸竹君等，2018；耿晔强、郑超群，2018）。Acemoglu et al.（2018）分析指出，高生产率企业因吸收低生产率企业释放的熟练劳动力而加大研发创新。李平、史亚茹（2020）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对进口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综上所述，进口贸易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多重影响机制，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关于进口能否促进企业创新颇具争议。
中国对进口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企业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这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能否带动企业创新的思考。楚明钦、陈启斐（2013）指出中间品进口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但资本品因为技术复杂度高难于模仿，反而抑制了技术溢出。康志勇（2015）却有不同看法，认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中间品的需求大多是出口引致的。与之类似，张杰（2015）的研究显示，中间品进口导致企业减少了专利申请，由此揭示出中国对外开放中“加工贸易困境”现象的存在。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要早于国内学者。Goldberg et al.（2009）指出，进口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优质多样的中间品来提升利润空间，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这可以理解为进口带来的“规模效应”。此外，进口高技术密度的中间品会引致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企业得以有机会参与高技能密集型活动（Crinò，2012），这可以理解为进口带来的“创新集聚效应”（陶爱萍等，2020）。但是也要注意到中间品进口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效应”会束缚企业的研发活动（Hannink et al.，2002）。这一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关键生产配件和先进生产设备方面对发达国家产生的进口依赖。
其次，介绍企业出口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既有文献。一些学者认为，开放的经济环境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创新不足窘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创新活动有显著的相关性（Seker，2012），出口贸易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国内市场所不具备的各种知识投入（Salomom and Shaver，2005），并且为了使产品达到发达国家的出口标准，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以降低成本和升级产品（巫强、刘志彪，2007）。这使得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为再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Guan and Ma，2003）。这可以理解为出口带来的“规模效应”。一些学者认为，出口企业面临比非出口企业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这可以理解为出口带来的“竞争效应”。但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经验结果显示，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冲击，往往会实施恶性价格竞争等进入威慑措施，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创新困境。在以中国为样本的研究中，张杰、郑文平（2017）实证分析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出口贸易均对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企业遭受全球价值链俘获的假说。余淼杰（2011）也发现，中国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的生产率往往要低于其他企业，这与Melitz（2003）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模型结论相悖，余淼杰（2011）给出的解释是样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陶爱萍等（2020）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研究发现出口对企业创新产生复杂的、不确定的影响，中间品进口依赖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进出口贸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因视角或样本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三 平行进口贸易与企业创新
以上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为理解国际贸易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与实证工具。但是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框架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一般的进出口贸易对创新的影响，平行进口贸易不同于一般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s or Parallel Trade）又称为灰色市场进口，它是指原产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未经原生产厂商授权而被卖到其他市场中去的行为。从形式上讲，平行进口既可以是从事平行进口的中间商把产品返销回原生产厂商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是平行进口商把产品销售到第三个国家。事实上，世界各国对平行进口的合法性也有很大分歧[12]，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的冲突。
平行进口是世界范围内存在争议的问题，由于平行进口问题的复杂性，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于是否应该禁止平行进口也是争论不断。苏慧清等（2016）指出当发达国家市场规模小于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允许来自发达国家的平行进口。李长英（2005）则提出针对不同形式的平行进口问题应区别对待，而不是一味地禁止。持有相似观点的研究还有Valletti（2006）。然而，Danzon（2003）研究发现平行进口会严重损害低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但从提高全球福利的角度，Bicen and Gudigantala（2014）认为有相似需求特征的地区间应该实行平行进口。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平行贸易对企业利润、贸易国家的消费者福利等方面的影响，但都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甚至观点截然相反（Roy and Saggi，2012；Maskus and Stähler，2014；Matteucci and Reverberi，2014；Dubois and Sæthre，2018）。现实中很多国家和生产厂商并不限制甚至鼓励平行进口行为（Lipner，1990）。Mukherjee and Zhao（2012）给出的解释是在存在工会组织的市场上，平行进口会迫使工会降低工人的工资，这种工资削减效应加之需求扩大效应，有时会超过平行进口商的产品返销行为对生产厂商的利润侵蚀效应，从而有平行进口增加生产厂商盈利的可能。
平行进口属于“灰色”进口，各国关于平行进口的数据记录稀少且难以获取，因此有关平行进口的实证研究数量极少。其中Ganslandt and Maskus（2004）从药品价格、制造商定价两个角度剖析了瑞典药品平行进口对其药品市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余翔、武蓝芬（2007）又进一步研究了瑞典药品平行进口对药品研发和人均医药消费支出的影响。
相关的理论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关于平行进口行为是否会阻碍创新这一核心问题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传统的观点认为，平行进口弱化了对生产厂商知识产权的保护，损害了生产厂商的利益（Richardson，2002；Maskus and Chen，2004），进而抑制了生产厂商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积极性。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例如Barfield and Groombridge（1998）认为排除平行进口会增加版权拥有者的研发回报；[13]Maskus（2000）认为平行进口会削弱原生产厂商赚取投资回报的能力；Li and Maskus（2006）首次运用纵向定价模型来分析平行进口与生产厂商研发之间的关系，证实在垄断条件下，平行进口对降低生产成本的研发活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然而，Li and Maskus（2006）的单一生产厂商模型排除了来自其他生产厂商的竞争，NERA（1999）认为一旦考虑这种竞争的存在，生产厂商往往不会削减研发投入，为此Li（2006）构建双生产者模型，进而分析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与平行进口对研发动机的影响，研究表明平行进口对降低成本的研发活动可能起到促进作用。李长英（2004）讨论了新旧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同样发现创新产品的平行进口反而会提高生产厂商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
与平行贸易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相比，相关研究显得远远滞后。并且又常常缺乏对企业创新的研究，忽视平行进口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指导。
为此，考虑到平行进口活动比较活跃的国家往往存在工会组织，本书在Li and Maskus（2006）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工资因素，在垄断条件下重新探讨平行进口对于生产厂商降低产品成本研发活动的影响。试图对平行进口增加生产厂商研发投入给出一种新的合理性说明，这不同于Li（2006）的竞争因素，是对现有理论框架的一个改进。
[1] 姚战琪（2006）从理论上印证了这一说法。
[2] Blonigen（2005）很好地总结了近些年来关于跨国公司区域选择的一些实证性文献。
[3] Fosfuri and Motta（1999），虽然指出低效率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可能性，但既没有分析跨国并购问题也没有说明跨国投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4] Braunerhjelm and Sevensson（1996）与Neven and Siotis（1996）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获取关键性技术是低效率企业选择在发达国家新建投资的主要原因。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吉利收购沃尔沃就是很好的例子。
[5] 虽然参与FDI竞争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颇为不同，比如市场规模（中国和菲律宾）和发展水平（中国和美国）等等，但他们都有动机去吸引外国投资者，因为FDI会带来潜在的收益，包括创造就业、技术外溢和进口替代等。
[6] 一项覆盖8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使用补贴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UNCTAD，1996）。
[7] Amerighi and De Feo（2008）也鼓励各国积极参与FDI的争夺。
[8] 在Albornoz et al.（1995）看来，作为新建投资的一种替代方式，跨国并购的存在削弱了新建投资的吸引力，禁止特惠贸易区（PTA）国家间的补贴竞争，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改善国民福利。此外，如果外资对东道国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那么国家间的争夺战将会更加激烈，进而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
[9] 一种解释是，外资通过竞争效应挤占了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导致当地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杨亚萍，2007）。
[10] 经验研究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此类现象（Aitken and Harrison，1999；Liu and Lin，2004；Mucchielli and Jabbour，2006）。
[11] 关于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的讨论，请参见Farrell and Katz（2000）和Buehler and Schmutzler（2008）。值得一提的是，阻止进入（Ellision and Ellision，2007；Creane and Miyagiwa，2009）、企业串谋（Bacchiega et al.，2008）、研发竞争（Qiu，1997；Symeonidis，2003；Tishler and Milstein，2009）等也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
[12] 允许平行进口的国家、地区有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欧盟（仅限成员国之间）等；但也有很多国家禁止平行进口，如美国、韩国、法国。
[13] 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Duhan and Sheffet（1988）、Chard and Mellor（1989）以及Danzon and Towse（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