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

从制度产生的背景环境、运行环境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分析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可以发现，政策理念与目的、制度产生的背景环境、运行环境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影响了整个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

1.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制度”逻辑

随着社会发展和系列探索，政府部门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定人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力资源的供给问题，其制度背景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快速而高效的发展时期，而人力资源供给呈现急需型、规模型、技能型的特征，但是，“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6]，许多行业都面临人才缺乏问题，尤其是各类应用型人才严重缺乏，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2）中国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调整。随着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大量引进，新的岗位以及岗位要求逐渐出现，各行各业对一线技术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希冀教育能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随后受到教育体制改革及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影响，企业对人才素质及规格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应面向生产第一线，以培养职业岗位能力为中心，重视岗位实践技能发展，与此同时，教育质量也亟待提高，应注重教育内涵的提升。

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受宏观背景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的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宏观制度背景、中观制度设计、具体政策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要求由规模发展评价向内涵发展评价转型。可以说，时代背景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质量评价取向及制度选择。

2.基于效率优先的“理念—制度”逻辑

理念是“政策变革重要的推动力”，“有一定的行动者带入政治制度，然后通过政策的手段得到展现”，“影响着制度选择的方向、模式和结果”^[7]，理念在中国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政策的变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工作，效率优先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观念，教育政策也受到此观念的强烈冲击，表现出“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注重精英培养”的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价值取向。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逻辑同样遵循了“效率优先”的制度发展理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重点校示范校建设与评价制度建设。自1978年以来，中国中小学教育政策遵循 “效率原则”，通过“重点校制度”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一样，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同样通过重点校制度实现“效率优先”原则，如1990年的省级重点职业高中评价酝酿工作、1999年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调整认定工作、2010年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与评价工作等。通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筛选出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并依据评价结果给予学校荣誉即省级重点或国家级重点，同时基于政策与资金方面的倾斜，引导教育资金等办学资源投向重点学校。重点校示范校建设与评价制度建设的理念是：希望通过重点校或示范校建设，对其他学校起到引领的作用，提升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

（2）以“规模”与“数量”为主要指标的评价形式。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是质量评价理念的具体表现，也是评价制度理念的具体体现。中等职业学校的遴选方面主要有：《关于对职业高级中学开展评估，认定“省级重点职业高级中学”的通知》（1990）要求“学历教育的在校学生规模，城市不少于600人，农村不少于500人”；国家教委《关于评选“国家级、省部级重点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通知》（1993）要求国家级重点学校“现有学生（包括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训班折合的年度在校生人数）1200人以上”，“能用5年左右时间将其建成效益规模达3000人以上、办学条件配套、水平较高的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条件》（2003）要求“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达2000人以上，年培训人数达1000人以上”；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2010）提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项目学校遴选基本条件为“近三年来，年均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原则上达5000人以上（新疆、西藏除外）”。技工学校的遴选方面主要有：劳动部《关于开展技工学校评估工作的通知》（1991）要求技校“办学规模在400人以上”；《关于印发〈国家重点技工学校标准〉（修订）的通知》（1997）要求重点技校“办学规模达1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不少于800人”；《关于做好国家重点技工学校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07）要求“在校生达到2000人以上，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每年不少于1000人次”；2013年出台的《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评估标准》要求“培养规模应达到3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1500人，年职业培训规模1500人次以上”，《国家级重点高级技工学校评估标准》要求“培养规模应达到5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2500人，年职业培训规模2500人次以上”，《国家级重点技师学院评估标准》要求“培养规模达到8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4000人，年职业培训规模4000人次以上”等。由此可见，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整体质量发展评价，还是重点校与示范校的遴选与评价，“规模”与“数量”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的变迁路径沿袭了效率理念，以规模和数量为主的发展理念构成了效率优先的“理念—制度”逻辑。

表1-3 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教育规模指标”数据

续表

3.基于利益博弈的“行动—制度”逻辑

依据道格拉斯·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有第一行动集团（初级集团）及第二行动集团（次级集团），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变迁方案和选择，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第二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两个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并就可能获得的创新收益进行分配。^[8]制度与行为的互动推动着制度的变迁，国家、组织、个人等一切行为者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展开的，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和选择倾向。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变迁的关涉对象是多元的，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家庭、学校、社区等。中央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在评价制度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肩负制度创新的重任；省、县是第二行动集团，作为次级行动集团的地方政府是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主体，发挥着执行者与实施者的作用。行动集团虽然存在着利益博弈，各方行动主体交互影响，但是由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行动集团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可以通过“行动—制度—行动”模式逐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实施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