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政治学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曾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一书中指出，传统中国有两种类型的战略文化，即孔孟理想主义范式和居安思危范式。[36]前者重视德行的培育而后者强调在现实政治意义上暴力手段的应用。且不论围绕江忆恩的假设引发的学术争论，这两种范式仍为我们提供了对传统中国战略思考的某种洞察与理解。根据丘濬在《衍义补》中讨论的军事事务，他的理念是调和道德主义儒学与现实政治的产物。身为一位受到良好儒学教育的学者官员，他秉持“王道”与“王者之师”的理念，正是这些理念构筑了国家的道德基础；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又在回应现实问题的军力、军备等方面投注心力。面对外来的军事威胁和国内的安全考虑，丘濬并未迷信理论上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而是强调战备和维持一支自给自足与高效的军队。他的理念是折中的，混合了广义上的儒学和其他中国经世传统。对丘濬而言，军事不仅是经世的内容，同时也是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他在《衍义补》中讨论的军务便是意在为明廷描绘一幅适用的蓝图。
然而丘濬在军事方面的讨论却有着先天的限制。濮德培（Peter C.Perdue）在一篇探讨晚期帝制中国军事历史的文章中将晚明乃至清代所谓政策思想家分为两类。他建议根据他们偏爱“理论逻辑”或“实践逻辑”来区分（理论派与实干派），代替传统的像“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这类术语。所谓“理论逻辑”即从抽象而又不变的原则出发推导人类的行为与政策反应；而遵循“实践逻辑”所设计的政策则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以及碰到的问题。[37]在这个意义上，丘濬介于两者之间，而偏向于“理论逻辑”一边。
在军事方面，丘濬确实是一个理论派而非实干者。由于缺少直接领兵或战斗的经验，丘濬在《衍义补》中所讨论和拟议的内容只能取材于书写传统，尽管他已经非常博学并征引了无数材料。但他引用的大多数学者，例如宋元和明代早期的理学宗师们，同样不是军事专家。《衍义补》中多数军事条目并非源于可行的经验信息；一些仅仅是书中记载的理想模式。事实上，丘濬算是象牙塔中的军事家，他感兴趣并且能够讨论的，多半是原则、理论和制度等问题，至于具体的调度、用兵、交战等问题，涉及就非常少了。军队的实际运作实非丘濬所能及，但为了维护国家与百姓的福祉，他还是竭力在《衍义补》中调和理想与现实，并且满怀热诚地贡献出一个为他自己、部分同侪与追随者所认同的改革蓝图。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1] 本文原稿为英文论文“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Qiu Jun's View of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Daxue yanyi bu”，得研究助理林展先生之助，翻译为中文，特志鸣谢。然文中如有错误，概由本人承担。
[2] 丘濬：《大学衍义补》，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元年（1488）建宁府刻本。
[3] 关于《大学衍义补》及其经世意义的研究，参见Hung-lam Chu，“Ch'iu Chun （1421-1495） and the Ta-hsueh yen-i pu：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Ph.D. 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83；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17世纪的影响》，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2—128页。
[4] 有关古代中国的经世传统，参见Benjamin A.Elman and Martin Kern eds.，State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Leiden：Brill Press，2009，但该论文集关注的焦点在《周礼》，并不涉及军事议题。
[5] 关于明代学者官员大量讨论军事事务的研究，参见Arthur Waldron，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91-165；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5-242；解文超：《明代兵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Kathleen Ryor提供了一个关于明代男性精英对武术文化的兴趣的个案研究，参见Kathleen Ryor，“Wen and Wu in Elite Cultural Practices during the Late Ming”，Nicola Di Cosmo ed.，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9-242。
[6]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四○《赏功之格》，第4叶下。
[7]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二《经武之要》，第20叶下。
[8] 关于土木堡之变的研究，参见Frederick W.Mote，“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Frank A.Kierman Jr.and John K.Fairbank ed.，Chinese Ways in Warfa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3-272。
[9] 土木堡之变发生时，丘濬只是一名尚未通过科举考试的学子，他在景泰五年（1454）考取进士。土木堡之变后明廷面对的边患与国内稳定问题，是丘濬关注朝廷防御政策的背景，参见Chu，“Ch'iu Chun （1421-1495） and the Ta-hsueh yen-i pu”，pp.229-234。
[10] 15世纪中叶，民间泛滥的匪患所造成的动荡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参David M.Robinson，Bandits，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Rebellion and the Economy of Violence in Mid-M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pp.45-68。
[11] 《明史》卷一八一《丘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08页；关于丘濬与平叛活动的联系，参见Chu，“Ch'iu Chun （1421-1495） and the Ta-hsueh yen-i pu”，pp.231-233。
[12] 从国家的角度看，暴力可分为合法与非法两类，区别在于是否受到国家的管控。暴力的合法运用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军事行动与法律惩治两种。本文讨论的焦点在前者，尽管传统中国文献中军事行动也总被视作最重的惩治，所谓“大刑用甲兵”。关于传统中国各种形式暴力的研究，包括用兵，参见Mark Edward Lewis，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13]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四《总论威武之道》，第4叶下。
[14]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四《总论威武之道》，第2叶上。
[15] 《大学衍义补》卷十五便题为“宽民之力”。
[16]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三六《遏盗之机》，第11叶上—第14叶下。
[17]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
[18]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页。
[1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5页。
[20] 有关《孟子》一书在晚期帝制中国的军事运用，参见S.R.Gilbert，“Mengzi's Art of War：The Kangxi Emperor Reforms the Qing Military Examinations，”Nicola Di Cosmo ed.，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pp.243-256。
[21]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四《总论威武之道》，第4叶上。
[22] 杨伯峻：《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6页。
[23]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四《总论威武之道》，第7叶下—第8叶上。
[24] 关于府兵制，参见David A.Graff，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London：Routledge，2002，pp.189-193；关于卫所制度，可参考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 很多对府兵制的积极评价，甚至溢美之词源自宋代文人，尤其是当他们对照唐代的模式批评宋代的募兵制时，参见方震华《理想兵制的形塑：唐宋时期的兵农合一论》，收在黄宽重编《基调与变奏：七至十二世纪的中国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版，第三册，第85—105页。
[26]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军伍之制》，第13叶下—第22叶下。
[27]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军伍之制》，第13叶下—第16叶下。
[28]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军伍之制》，第17叶下—第23叶下。
[29]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4页；类似的言论还有“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参同书，第144、290页。
[30]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六《简阅之教》，第2叶上。
[31]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六《简阅之教》，第5叶下—第6叶上。
[32]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军伍之制》，第14叶上。
[33]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二六《简阅之教》，第9叶下、第10叶下。
[34] 例如《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一、卷一四二。
[3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三，王星贤注解，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50页。
[36]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散见于此书各处。
[37] Peter C.Perdue，“Coercion and Commerce on Two Chinese Frontiers.” Nicola Di Cosmo ed.，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pp.31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