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收入和发展机会，进而决定了人们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历经4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农民工群体内部开始呈现出职业和收入分化趋势，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已经涵盖了从非技术型工人、技术型工人到普通白领，再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经理和私营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0%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呈现出“去体力化”的特征（如低端白领、技术和管理精英或私营企业主）（王超恩、符平，2013）。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工进入高层次的职业？是市场性因素如人力资本，还是非市场性因素如政治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争议。更进一步地，作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非常频繁的群体，农民工在从农业、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初次职业选择，以及其后多次的职业流动。2011年，“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对26个省份的研究数据表明，2009—2011年约有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王超恩、符平，2013）。而且，农民工职业流动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李强，1999；周运清等，2002；李长安，2010）。农民工是否可以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以及工资的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上升和工资的增长会产生哪些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给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深入探讨影响农民工职业选择、职业流动，以及实现职业上升和工资水平上升的机制，对于构建适合农民工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推进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

除职业和工资分化之外，农民工内部在代际和区域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趋势，这些趋势也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在职业和工资领域的分化。首先，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长为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主力军。2018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51.5%，占比已经超过了老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城市融入有着更高的诉求。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失去了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虽然他们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相比父辈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仍然偏低。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推进和用工标准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层次和工资水平的提升上面临比父辈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比较两代农民工之间在职业选择和流动机制，进而在职业上升和工资增长机制上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掌握阻碍不同代际农民工进入高层次职业的因素，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整体绩效的举措，从宏观来看，也有助于实现就业的结构性均衡。

在区域分化方面，近年来在本地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大幅增加，增幅甚至超过了外出农民工。200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战略上都转向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振兴乡村经济，并把鼓励农民工在本地就业和创业作为推动乡村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7—2009年，县内非农就业比例增加了5.2%，达到30.0%，而省际流动比例首次下降了5.4%，达到了40%（Wu和Zhang，2010）。近年来，本地农民工的增速开始超过外出农民工，新增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为主体。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长3.4%，而外出农民工仅比上年增长0.3%。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2011—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增速由3.4%降至0.3%。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60.1%。然而，相比外出者，本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处于劣势，其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均低于外出者（国家统计局，2018），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农村本地人力资源流失的担忧。如果地方劳动力市场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在生产率方面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那么，地方经济发展势必受到制约。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外出地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哪一个吸引了更有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外出农民工选择不外出，他们的职业选择与那些留在当地的农民工会有何不同？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在本地和外出地非农职业选择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掌握本地和外出地非农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差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地方劳动力市场效率，增强其对农村人力资源吸引力的举措。

二、研究意义

由于微观层面数据的缺乏，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职业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非农就业选择的视角开展，如Zhao（1997）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分为从事农业生产、当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De Brauw等（2002）、Xia和Simmons（2007）则从个体经营、当地非农和外出就业三个角度进行划分。黄乾（2009）比较了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两种就业类型的农民工工资差距。宁光杰（2012）将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状态分成了自我雇佣者、短期工资获得者、长期工资获得者三类。虽然已有文献对农村非农就业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尚缺乏对农民工逐渐多元化的职业分布背后的选择机制进行的探究。

就已有研究而言，首先，针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政治资本在农民工进入相对较高层次的职业上究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研究仍存在争议。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伴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人力资本（如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他们成为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基本条件（赵延东、王奋宇，2002；姚先国、俞玲，2006），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民工可以突破制度障碍，获得具有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职业。而政治资本对农民工的职业获得几乎没有影响，只有低端的职业才会更依赖其传统的社会资本来获得（符平等，2012）。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二元分割现象，在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中，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模式和经济地位获得方式存在很大差别。在农民工所面对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和工资提升的影响非常有限（吴愈晓，2011），而政治资本等非市场性因素仍旧发挥重要影响（Zhang和Li，2003；Zhang，2010）。Zhang和Li（2003）的研究表明，政治资本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比市场力量更重要。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比多接受一年教育更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获得一份收入较高的非农工作。

其次，在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研究领域，有关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频次对于职业地位的改变，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职业上升的影响等问题，研究尚存在明显的争议。有些研究认为，多次的职业流动有利于农民工职业的向上流动（姚缘、张广胜，2013），同时，职业流动能够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李萌，2004；刘林平等，2006；马瑞等，2012）。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流动越频繁，农民工越容易经历向下的职业流动（柳延恒，2014）。还有学者认为，职业流动频次对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纪韶等，2015；符平，唐有财，2009；刘士杰，2011；李黎明，2014）。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关系是农民工寻找工作时的主要依靠（边燕杰、张文宏，2001；刘士杰，2011），农民工通过社会网络的初级关系得到的就业信息，占其全部信息渠道的七成以上（钟甫宁等，2001）；不同的观点则认为，社会资本仅仅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得低端的职业，对于高端职位的获取没有明显的帮助（纪韶等，2015）。还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显著地制约了农民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向上流动（田北海等，2013）。

再次，在工资决定和工资差距研究领域，以往文献多聚焦于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的解释和测量（Meng和Zhang，2001；王美艳，2005；谢嗣胜、姚先国，2006），较少关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分布与差异。近年来，伴随着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多元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农民工在不同就业类型之间的工资差距，并进行了差距的分解。例如，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距（黄乾，2009），自我雇佣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工资差距（Wang, 2010），自我雇佣者、短期工、长期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宁光杰，2012），但尚缺乏对基于不同职业选择的农民工工资差距的考察，以及对劳动力市场其他制度性安排所导致的工资差距，如农民工中工会会员和非会员的工资差距的研究。

此外，上述研究普遍缺乏在代际维度和区域维度上对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机制的比较，如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之间在职业选择机制上的差异。近年来，农民工内部在新生代与老一代、不同区域就业人员之间、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等层面的异质性逐步增强，这使得针对农民工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机制领域的研究需要基于异质性分析的视角。否则，我们就很难在农民工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领域，以及区域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领域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论和建议。

最后，样本自选择是农民工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机制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国际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Heckman（1976，1979）开发了矫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两阶段法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中的样本自选择问题。由于研究者只能观测到样本所从事的职业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而观测不到样本未选择进入的职业和其相应的工资水平，进入特定职业的人有可能具备某些特殊的、不可观测的能力。因此，如果不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就会造成对人力资本等可观测因素的工资回报的有偏估计，进而产生对改善劳动力职业和收入状况的政策误导。从国内文献来看，已有的农民工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领域的文献在研究过程中普遍缺乏对样本自选择问题的考虑。

综上所述，基于异质性和样本自选择视角开展对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上升机制，以及工资决定和差距形成机制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择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进入不同类型职业的农民工之间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或言之，除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可观测的特征，不可观测的能力对农民工的非农职业选择有何影响？同时，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之间，在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机制上存在哪些差异？除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可观测的特征之外，是否也存在不可观测能力造成的差异？进一步地，在纠正了样本的自选择偏差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可观测特征获得的工资回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找到改善中国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整体绩效的举措，从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上述研究更有助于得到促进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均衡以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