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内外需动力机制的主次选择：“大国经济”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各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共性或者典型性的类型，大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大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共性或者典型性的类型。而大国模式本身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要素禀赋的视角看，有比较优势战略模式；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看，有进口替代战略模式；从需求动力的视角看，有内需主导战略模式。本书将从大国经济发展需求动力的视角，具体诠释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发展模式。

2.1.1　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经济学家思想集萃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其在1776年完成的《国富论》基本全面覆盖了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其后的学者主要是将其经济思想进行深化与细化，对他提出的见解和主张进行解释和证明。正是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国内市场支持大国产业发展”的见解。在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特别阐述时，他在《国富论》（下册，第247页）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亚当·斯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理论根源，在于大国广阔的市场有助于促进分工的实现，进而支持制造业的专业化发展——“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

亚当·斯密之后近20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1966）一书中对比了各种规模的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发现小国和大国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国民经济结构特征方面普遍存在差异，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成了实现经济高增长的两大必要条件，他在《现代经济增长》（1966）一书中特别指出，“对于这些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再往后，霍利斯·钱纳里和莫伊思·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75）一书中也提出，“大国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它们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并由此演绎出“大国倾向于内向政策”的衍生结论。

总结各位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内市场支持大国产业发展”的核心观点其实包含了四个层面的见解：

第一，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不仅相当于许多小国市场之和，而且胜于小国叠加的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亚当·斯密，1776）。

第二，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构成了规模经济实现和分工专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大国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在幅员不像中国那么广大而国内贸易不像中国那么有利的国家，制造业亦常需要国外贸易来支持”（亚当·斯密，1776）。

第三，大国应当更加注重挖掘国内市场，向内向型政策倾斜。“除少数例外情况，大国采取了内向发展政策，这对积累和资源配置的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思·赛尔昆，1975）。

第四，大国并不是不需要开放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同样有助于大国经济增长的实现，但不能形成对此的过度依赖。“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亚当·斯密，1776）。

2.1.2　典型大国的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三大需求贡献分析

经济增长贡献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百分率。一般而言，贡献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因素分解计算；二是通过三大需求的各分项的增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比来计算，即：各分项需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某一分项需求的增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如用C表示国内最终消费形成，用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则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ΔC/ΔY。由于采用计量方法计算出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能看出某一时期三大需求因素的平均贡献率，而不能体现年度变化情况，因此，本书采用第二种方法测算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

为了使研究的结论具有典型意义，本书选取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典型大国，运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发布的数据（2000年不变价美元）。

2.1.2.1　美国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基于表2-1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可以看出，作为发达大国，美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的，且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绝大多数年份是大于投资需求的，但是消费需求基本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投资需求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趋于平缓，大部分年份的贡献率为负，在个别年份对经济增长呈现较大的负面冲击，导致净出口贡献率大幅下降。

2.1.2.2　中国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基于表2-2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的，其中，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小于投资需求的，且消费需求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投资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围绕零值上下波动，个别年份对经济增长呈现较大的负面冲击，导致净出口贡献率大幅下降。

2.1.2.3　俄罗斯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表2-3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增长在W. W.罗斯托（1960）所述理论的第四阶段后期和第五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且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需求动力；投资需求贡献率基本小于消费需求，但呈上升趋稳发展势头；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

2.1.2.4　印度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表2-4直观地反映出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可以看出，印度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与美国相似，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主导整个期间的经济增长，且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绝大多数年份是大于投资需求的，消费需求呈现出下行趋势，而投资需求则呈上行趋势。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围绕零值上下波动。

2.1.2.5　巴西的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表2-5直观地反映出巴西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贡献率，可以看出，巴西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主导的，且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绝大多数年份是大于投资需求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呈缓慢上升趋势，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基本趋于上升。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下降。

通过对典型大国的归类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对大国而言，在W. W.罗斯托所述的所有经济增长阶段，消费和投资需求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围绕零值上下波动。

二是在W. W.罗斯托所述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在W.W.罗斯托所述的第五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上升趋势；在W.W.罗斯托所述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上升趋势，在W.W.罗斯托所述的第五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向某一稳定数值或围绕某一稳定数值上下波动（如美国）。

三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目前处于W. W.罗斯托所述的经济增长第四阶段，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合理性，但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已处于W.W.罗斯托所述的第四阶段中后期，两国要提前做好转换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准备。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长已处于W.W.罗斯托所述第五阶段，消费需求主导和保持适度的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未来两国经济增长合理的抉择。

2.1.3　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大国发展道路选择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由人口众多和国内市场庞大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国内需求是总需求的主体。首先，由“大国”的特征所决定，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次，由“发展”的特征所决定，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属于内需的范围，出口属于外需的范围，其中消费是内生的增长动力，也是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从国际的经验看，内需主导是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重要。2000—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应该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90%～230%波动；而净出口的贡献率较少，大部分时间是负数。从中国的情况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在15.8%～58%波动，仅有个别年份由于强力实施启动消费的政策而达到79.5%，此后由于基数效应存在又迅猛下滑；而净出口的贡献率相对较大，长期在20%～40%波动。可见，中国与美国的消费需求状况差距较大，虽然积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但主要扩大的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应该说，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仍然超过60%，属于小国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其一，由于过分依赖出口贸易使得贸易条件恶化，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甚至出现中国出口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降价、中国进口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涨价的现象，导致贸易利益减少。

其二，由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往往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就会经出口部门迅速传导到国内，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三，由于过分强调出口导向，造成贸易顺差很大，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债务国家采取缩水政策，将会导致国民福利的降低。

我国已把改善需求结构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高度，强调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重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因此，应坚持以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倒流，构建和完善内需主导的大国模式，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和推进城市化，拓展扩大内需的空间。中国的消费率长期偏低，既不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此，应该科学地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将重心适度向消费倾斜，制定和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同时，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城镇化建设上，努力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优化城镇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通过优化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挖掘扩大内需的潜力。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扩大内需在于调整和优化结构。首先，在扩大总量的同时，要重视优化内需的结构，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结构，引导居民逐步树立质量意识和环保意识，逐步提升消费的档次。其次，对于国外需求和国际市场，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主要是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加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寻求进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同时，通过“出口转投资”的方式，提高利用国际市场的绩效。

第三，通过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当前的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美国的经济体系是内需主导的体系，而且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是高水平的大国发展模式。因此应借鉴美国的模式，摒弃那种“对外开放就是对外贸易”的观念，利用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形成一种“虹吸效应”，把全球的先进生产要素吸引过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