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与白话[1]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2]，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3]，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4]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5]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6]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7]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8]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9]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10]，“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11]。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2]，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13]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2日《国民新报副刊》。
[2] “异端”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3] “用夷变夏” 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指用外来文化同化中国的意思。夷，古人对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蔑称；夏，即华夏，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古称。
[4] 吴稚晖（1865—1953） 名敬恒，江苏武进人。他原是清末举人，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
[5] 这里的引文都见于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号（1926年1月16日）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其中说：“先生近用讲话体为文。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的《闲话》中，特别将这一段引出，说“很有趣”，并说吴稚晖三十岁前在南菁书院把那里的书“都看了一遍”，而“近十年随便涉览和参考的汉文书籍至少总可以抵得三四个区区的毕生所读的线装书”。以此来为章士钊的文章作证。这里所说“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即指陈西滢的这番话。
[6] “束发小生” 章士钊轻蔑青年学生的用语。参看本书第14页注〔27〕。
[7]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我国留日自费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顾忌很大，所以驻日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当时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前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双方因而发生争吵。
[8] “下意识”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发表的《闲话》中谈到吴稚晖时说：“他自己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么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
[9] “不朽之大业” 语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10] 二九二五年 陶孟和曾说，他有一部“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可以发表”的著作。参看本书第16页注〔34〕。
[11]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的《闲话》中为章士钊和他所主办的《甲寅》周刊吹嘘并讥讽鲁迅说：“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至少做了官还是不论时事的好。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官僚也同时可以做‘青年叛徒的领袖’，可是这也得需要特别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干的事业，总之，孤桐先生还没有这样的才具。……近来可渐渐的不同了，时评和论文里的讽趣，好像一阵新鲜空气，把《甲寅》吹得有些苏甦了。”接着他便举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来作为这“有了生气”的例证。
[12]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的一个寓言：“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13]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1925年11月7日）发表《再疏解
义》一文，借评述1925年7月美国田纳西州小学教员师科布因讲授进化论被控的事，为他自己的种种“开倒车”的言行辩解，其中说：“田芮西州Tennessee。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Dayton。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John Thomas Scopes。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按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1925年8月29日）先已发表过一篇《说
》，其中说：“
者还也。车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还以通其道。旋乃复进也。……今谚有所谓开倒车者。时人谈及。以谓有背进化之通义。辄大病之。是全不明夫
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