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显战略本色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讲到，战略脱胎于军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越是在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就越能体现出战略的价值。有了战略，我们才能透过迷雾，看清事物的发展方向，做到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眼里有光；越是在矛盾丛生、纷繁复杂的时候，就越需要战略，有了战略，才能分清主次，真正找到病源，并且有勇气和决心痛下针砭，敢于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谋篇布局。

具体而言，一个好的战略会带来以下四方面的作用：一是抢占制高点，找到项目的唯一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以此为基点，谋求有利的结果；二是搭建新平台，在新的平台上解决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问题，包括组织、资源、协同等；三是把握话语权，解决树什么旗、唱什么调，也就是价值主张的问题；四是打造新模具，确定落地的抓手，解决从哪做起和从哪突破的问题。

如果具体到组织的话，好的战略表现为四个建立：

第一，建立新秩序。当固有体系局限了某个组织的发展诉求时，最大的战略就是跳出：通过跳出问题看问题，另起炉灶构建一个新的秩序。

例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在美国国力大幅下降却仍然力图维持美国霸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其目的在于继续实行对华遏制。在原有的游戏规则被美国人控制的被动局面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搭建以合作共处、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新格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柔和的太极手法化解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遏制攻势。

第二，建立新平台。新的平台将解决自身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在新的秩序和态势格局之下，重新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定位，以谋求新的增长空间。

2017年，智纲智库曾为石家庄做过一轮城市发展战略咨询。在雄安新区国家战略之下，京津冀的发展格局即将被彻底颠覆，石家庄将何去何从？保定是否依托近水楼台之地利独享发展利好，将石家庄拒于千里之外？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通过对石家庄产业和经济的系统摸查，为其提供了“智能制造新领军城市”的全新城市定位。雄安新区未来必将是智力驱动型城市，未来将会有大量的科技研发从这里走出去，需要大量的应用载体。工业门类齐全的石家庄具备承接的潜质，需要把握5～10年的战略窗口期，根据未来产业链的分工要求，将自身工业基础升级为智能制造产业优势，从而在京津冀产业格局重新洗牌时，谋求一个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这个项目最遗憾的地方在于，方案提交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近日甚至听闻当时委托我们做战略的领导身陷囹圄的消息，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声“时也，命也”，任何一个好的战略方案，如若遇不到好的执行者，最终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第三，建立新主张。确立新的价值主张是回答做与不做的前提，企业在重新定位之后，不需要过分强调“你是什么”，而是要重点回答“你为什么存在”和“你的价值主张是什么”。价值主张是企业构筑商业版图、厘清商业边界的重要工具。

例如，阿里巴巴的价值主张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1999年，以马云为首的18人创立阿里之始，相信互联网能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创办淘宝网之后，陆续上线了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云计算、支付宝、菜鸟、蚂蚁金服等，阿里上市后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成为一个多元化的阿里帝国，形成了一个让生意更好做的产业生态圈，从而构筑起属于阿里的商业版图。

我一直认为，马云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但是他性格当中张扬、表现欲强的特征也让他备受非议。他一会儿拍电影，一会儿做音乐，一会儿搞演讲，站在时代的风口上时，他是人人称羡的成功企业家，但等到风口一转，他也会陷入众矢之的的境地，但人是复杂的，这些是是非非并不影响马云独到的战略眼光。

第四，建立新抓手。战略落地往往需要一个试验性的新抓手，通过一个项目的悉心打磨实现“开模具”，并能将此模具广泛地复制推广出去。

“开模具”是打造超常规的产品与模式，其过程就是企业围绕产品模型、核心能力、资源网络进行持续建设，产品模具要经过市场的不断锤炼才能成型，往往需要四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打磨出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开模具的核心是将产品模型、核心能力和资源网络三者联动起来，才能系统地打造一个可复制的模具产品。

战略从愿景变成现实，要经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既涉及外部环境条件的成熟，又涉及内部自身核心能力与经验的发酵。很多人以为一个好的战略应该立竿见影，如果三年都不见效，就怀疑战略是不是错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一个战略的呈现通常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萌芽达到初步落地；第二阶段是模式上跑关系打通并建立匹配的支持体系；第三阶段才是市场能量的全面释放。而且，依我多年观察，每个阶段都至少需要两三年。所以，战略的呈现短则五六年，长则需要十来年。我常讲龟兔赛跑的故事，为什么聪明的兔子被愚笨的乌龟超越？这个世界越是聪明人，要面对的诱惑越多。那些一门心思、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反而契合了客观规律。通向战略成功的道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多数人都耐不住寂寞。

十年前我们在西双版纳策划一个项目，叫告庄西双景，企业叫云南海诚集团，是做小楼盘开发的，突然要做一个超大型文旅综合体，难度极大。当时我就和海诚的老板明确说，这是一个“开模具”的战略型项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现在10年做1个，才能以后1年做10个”。果然，到了去年，这家企业进入了市场能量全面释放期，1年就拿下10来个大项目。这家企业还是一家中小企业，但之前10年耐住寂寞，认认真真“开模具”，现在反而能拿到巨头们都拿不到的好项目。

◎案例

狮城与香港，战略有无的现实写照

我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都位列“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享受全球化机遇带来的经济腾飞，成长为金融中心城市。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就像一对镜像兄弟，拥有近似的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城市面貌；处于同样险要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核心，是国际航运大动脉的节点，香港则把守着珠江三角洲，其背后是整个广东甚至全中国；面临同样受限于资源匮乏的困境，身处小岛、面积狭小，各类资源严重匮乏，食物和淡水都需依靠从外部输送进来。

在20世纪90年代，两地发展相差无几，并且都是内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间天堂，但进入21世纪后，却走上了不同的岔路。2019年，香港人均GDP 4.87万美元，新加坡则是6.46万美元，香港人的实际财富和生活水平，已然落后于新加坡人一个数量级。究其原因，战略决定成败，两个地区一系列的经济布局、政策制定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完全不同的命运。

狮城的实业立国之路

在全球重要贸易港口、亚洲能源枢纽等光环之下，新加坡其实还是一个工业强国。其在世界制造业总量排名中位列第30名，占全球比重近0.5%，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加坡的四大支柱产业是：石化、电子、机械制造、生物医药，这四大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均具备强劲的竞争力。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纵观新加坡的历史可以发现，新加坡抓住了两大历史发展机遇，并针对性地进行了超前的布局：

（1）能源机遇：石化和机械抢赚第一桶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政府敏锐地察觉到，日本、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崛起将带动东亚石油产品需求的大爆发，新加坡可利用自身地理优势，通过原油加工获取巨大利润。1960年起，李光耀大力推行，仅用了20年时间，便将新加坡推到了世界中心。没有一滴原油的新加坡，居然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石油贸易枢纽和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新加坡裕廊岛是世界知名的化工岛，总面积不足32平方公里，聚集着超过100家化工企业，炼油能力高达6300万吨，工业总产值达590亿新加坡元。与此同时，新加坡顺势发展石化相关的机械制造产业，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制造国，独占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

（2）科技机遇：布局芯片抢抓未来。

新加坡还是鲜为人知的芯片强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11%。在1968年之前，新加坡就已经意识到科技时代即将来临，敏锐地锁定到其中的核心领域：芯片。1968年美国国家半导体在新加坡成立了首条封装和测试生产线，1987年特许半导体成立，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二个进入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国家（地区）。如今，从IC设计、芯片制造，再到封装和测试，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环境，全世界的芯片大鳄几乎都已在新加坡设厂。

香港之殇：房地产依赖下的产业空心化

和新加坡相比，香港特区则显得黯然失色。今天香港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主要原因就是实业空心化，从40年前开始，香港就走上了脱实向虚之路，如今，这个难题还没得到有效破解，它所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总计占比超过95%，制造产业微乎其微。但香港也曾有过实业和科技梦想，香港特区政府曾经尝试发展互联网、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实业，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1998年，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之后推动香港特区政府与李泽楷达成“数码港”计划，但最终该计划演变成房地产项目。此后，香港特区政府又进行了多次尝试，如“矽港”（计划引入台湾半导体教父，在香港建设芯片厂）、“中药港”和“生物谷”等，但最终均无疾而终。

相比之下，香港房地产行业却在经历繁荣而畸形的发展，一方面，房地产催生了无数的富豪，根据福布斯2019年中国香港富豪榜，前十强是清一色的地产商；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分析，香港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占其GDP的35%，全球同类经济体第一。

202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报告显示，香港4人入围前100，且全部都是房地产商，香港市值超千亿美元的公司除去央企、港铁和外资的恒生银行，其他多是基础生活服务为主的半垄断性集团，科技公司的数量为零。地产、港口、零售、能源、通信、医药……在香港，巨头基本控制了市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豪门云集的另一面，是大众的绝望。2017年，香港基尼系数（可以理解为贫富差距指数）为0.539，位列全球发达经济体第一。地产对政治和经济的裹挟，让香港这条船迷失了航向。

值得思考的是，香港与内地血脉相连，唇齿相依，香港从来拥有发内地财的天然机会，为什么在内地40年的高速增长中，香港企业却没能把握机会，顺势发展，使香港获得广阔的经济腹地，从而为港人开拓就业机会和上升空间？

香港经济最大的战略失误，一言以蔽之，就是沉溺投机，以致错过自身产业技术积累和内地高速发展这两波浪潮。

在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迫于成本和环境的压力，亚洲四小龙纷纷启动了产业链底层的制造环节转移，中国内地成了直接的受益者，而香港将制造产业完全转移到内地之后，直接造成本地实业的空心化。香港精英的目光很快转向了赚快钱的房地产、金融和贸易，而实业则一直停留在代工水平。

按理说，香港各方面的资讯和人才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本，都领先于内地，但是，香港不仅自己错过了这一波行情，甚至都极少参与内地的这一波财富爆炸，连投资都极少。至此，传统产业的技术和品牌，新兴产业的模式和创新，香港基本都完美错过。除了用缺乏危机意识、战略远见来概括，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

没有战略预见和定力，摘下了树上的苹果，却丢掉了地下的金矿，这是香港40年的真实写照。

“因时因地因人”，一代又一代新加坡人凭借地利、把握天时，把新加坡推向了世界产业链的金字塔顶端。相比之下，中国香港地区不缺“天时”也不缺“地利”，缺的是“人和”，香港亟须打破的不仅有高昂的房价，还有陈旧的发展惯性和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