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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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夫人
(1987-09-02)

松卿:

现在是美国时间五点二十。我已经起来了一会。昨晚十二时入睡,很快就睡着了,但一点、四点各醒一次。到五点,睡不着了,就干脆起来,倒也不难受,好像已经睡够了。所谓时差,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会昏昏沉沉的,我没有此种感觉。

到了美国,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绝对有把握活着回去,而且会活得很愉快。

昨天刚到爱荷华,洗了一个脸,即赴聂华苓[1]家的便宴——美国火锅。喝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邵燕祥[2]担心我喝酒成问题。问题不大。昨天宴后,就给我装了一瓶威士忌回来。聂华苓一家对人都很亲切。安格尔[3]是个非常有趣的祖父。他把《纽约时报》杂志我的全版大照片翻印了好几份,逢人就吹:这样的作家我们不请还请谁?聂华苓的女儿、女婿,都极好。我跟聂华苓说:我在你们家不感觉这是美国。真是这样。非常自由、随便,大家都很机智,但谁也不卖弄。我开始觉得美国是个很可爱的国家。这里充满生活的气味,人的气味。

美国的生活节奏并不是那么紧张,不像香港。芝加哥机场给人一种有条有理,安安静静的感觉。衣阿华是个农业州,到处是碧绿的。爱荷华更是这样。全城居民六万,有三万是大学生。在美国,不像北京和香港有那样紧张的政治空气。香港的政治空气我觉得甚至比北京还紧张。

在东京、在芝加哥,我觉得公务人员不但都尽忠职守,而且态度平和,对人关心。我们到芝加哥,要改乘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西丽碧斯,手续本来是很麻烦的,但我用极其蹩脚的英语,居然问明白了。每一个人都很耐心地教给你怎么办,怎么走。美国人没有大国沙文主义。我深深感到中国办事人员的对人的冷漠。很想写一篇杂文:“公务员和干部”。

生活条件很好。住五月花(Mayflower)公寓八楼 30D,很干净,无噪音。美国的煤气灶是不用点火的,一拧就着。你告诉仉乃华[4],一定要带菜刀、擀面杖,一口小中国锅及铲子。邵燕祥不会做饭,瞎凑合。我昨天检查了一下炊具,不够。聂华苓昨天给了我们一口小锅,一口较深的平底锅,可以对付。另外,稿纸带少了。可以写一点东西的。至少可以写一点札记,回去再整理。我写回去的信最好保存,留点资料。

施叔青[5]想看看对我的评论。她九月到北京,说要去找你。你找几篇比较重要的给她看看;她会复印的。

施叔青访问我很长时间,差不多有八个小时。她要给台湾《联合报》写一篇稿,附我一篇小说。我让她发表《八千岁》。——她要长一点,好给我多弄点稿费。台湾稿费付美金。

台湾已经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选。台湾要大量出大陆的书。但不能由台湾出版社和大陆作家发生关系,必须有一个香港代理人。由作家写一委托书。代理人持此委托书方能和台湾出版社订合同。台湾当局强调,必须有合同,而且必须给稿费,——版税。香港《良友》杂志的古剑要求当我的代理人,我已同意。他当然会收一些佣金的。

董秀玉[6]要去我的集子,大概只能在香港出版。三联的稿费不高,管他呢,反正我已经给她了。我这才知道,很多作家稿费计算是非常精明的。

爱荷华的气候与北京近似,现在只要穿短袖衬衣。但很爽,身上不粘。

听聂华苓的意思,我们的生活费用,可能还要提高一点。九月中,要举行“计划”的二十周年纪念,她请了王蒙、刘宾雁、吴祖光。

给聂华苓的画及对联昨已交去,安格尔一看画,就大叫“very delicate!”

在港听说,《文艺报》近发表一篇文章,把当代小说分为四大流派。这篇东西在国外反响颇大。据说有一派是寻根派,把我放在首位。这篇文章你们看到没有?

卉卉[7]好吗?过些日子给我寄一张照片来。

九月二日(一九八七年)

[1] 聂华苓,生于 1925 年,湖北应山人。时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项目主持者。

[2] 邵燕祥(1933—2020),浙江萧山人。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原《诗刊》副主编。

[3] 安格尔即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1908—1991),美国人。诗人,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者之一,时任教于爱荷华大学。聂华苓的丈夫。

[4] 仉乃华,施松卿带过的研究生。

[5] 施叔青,本名施叔卿,台湾彰化人,台湾著名现代派女作家。

[6] 董秀玉,生于 1941 年,上海人,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7] 卉卉:作者孙女,汪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