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驱动下价值观的历史嬗变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人类文明新时代的大门。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果迅速转化成科技产品，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全面地影响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成为社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因素。

多数哲学家承认价值观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原因是理解和认识世界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真理性、客观性和经验充分性等价值观对科学事业来说至关重要，它们也被普遍认可为优秀理论应有的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有哲学家认为某些价值观与科学无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即认为：鉴于科学只关心事实，公正与否等价值观因素根本就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关于技术本身价值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存在着颇多争议的领域，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持“技术中性论”观点者否认技术有其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技术应用可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目的，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例如德国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 Sachsse）认为：“由于技术只是方法，只是工具，技术行为目的总是存在于技术之外。”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荷价值的，技术是加工、处理、控制物质、能量、信息，进而实现一定价值目的的过程。加拿大哲学家、物理学家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就认为：“技术在伦理上绝不是中性的，它涉及伦理学，并且游移在善和恶之间。”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扩张，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消失，科学技术转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因素。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时也为新社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关于技术与价值领域的问题，西方学者一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就从价值观的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以期重塑以人为价值主体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学派早期代表、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结合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形势，以工具理性为主要批判对象，否定了资本主义统摄下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他认为：“科学技术不再以人为价值主体，其取消了自身对意义的追求，成为资产阶级对人的操纵手段，异化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技术社会化进程中不断被放大，从而导致了技术驱动的力量在自然、社会和人本层面的强化。同时，技术内在价值的两重性和技术应用的两重性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要探究技术发展对价值观的影响，就不能回避对技术本质、技术价值两重性、技术应用两重性、技术应用的过程意义和终极价值等方面进行多层面的剖析。因此，美国技术哲学家约瑟夫·皮特（Joseph C.Pitt）提出：“如果技术反映了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者即使它们仅仅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位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也认为：“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将更注重对技术应用过程意义与价值的考察”，同时“这种技术应用的意义与价值的定位，显然必须在一个动态的伦理层面上去考察”。

除了哲学家以外，科学家也在追问科学技术的价值。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nman）在参与原子弹的制造工作之后，开始反思自己年轻时对科学价值的思考，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

费曼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这种享受，而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得到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例如，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伴随着技术价值的产生、技术价值的增值以及技术的应用，人类社会历史上价值观的嬗变是否可以说体现在自然、社会和人本三个层面上的技术价值的实现之中？同时，我们是否也应承认，技术的正负价值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绝对的正价值和绝对的负价值，技术价值的正负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费曼思考了技术驱动下价值观变迁的两种可能走向：一方面，人们创造技术是为了利用它，人们使用技术是因为它有可利用的正价值，但技术（价值）只要被应用，就总会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正价值和负价值总是同时或先后实现；如农药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它的应用可以使农作物高产——实现正价值，但同时也污染了环境和食物，给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实现负价值。另一方面，技术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绝对的负面影响，例如，原子弹的应用因其巨大的杀伤力成为世界和平最大的潜在威胁之一，但它也能为爱好和平的人们抗衡核威胁提供保障。

正如核技术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一样，人工智能在21世纪将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生物科学、计算科学的发展，未来仿生生命极有可能威胁人类世界，科幻电影、科幻文学都表述过这种担忧，即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人工智能可能会颠覆人类世界的统治，会导致毁灭性灾难的来临。而当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据的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不断地塑造并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行为，例如在城市管理中，智能手机的位置定位功能有助于掌握人口密度与人员流动信息；共享单车的使用轨迹有助于优化城市道路建设，这些在过去都是无法想象的。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世界是数字化行为构成的世界，大数据使数据的用途发生了质变，智能机器与数据世界的互动使人类进入了利用大数据进行预测或决策的新时代。算法是实现人工智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基础。一些乐观主义者倡导用算法判断取代人的判断，这种观点延续了“技术决定论”的传播研究路径，忽视了算法设计的社会建构功能，也遮蔽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和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算法只是一种工具，它不能完全区隔价值观、抽离价值观。文化是先于算法设计而存在的，植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实践、态度及其价值取向之中，通过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和预期嵌入到程序设计之中。技术决定论或技术乐观派是否会导致整体上对技术的历史和哲学的无知？技术的发展是否将加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统治，并通过扩大技术对人的控制破坏生活世界的意义，进一步约束人类的自主性？悲观主义者认为，最终科学技术畅通无阻地占据人的生活领域，导致德国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所预言的“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

人工智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由传统和人类价值加以调控的行为，它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只是旧社会的现代版本。这个崭新的社会将由何种价值观主导？2018年，著名华人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李飞飞在《如何让AI更加人性化》一文中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兴奋与担忧，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AI”发展道路，期望引导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社会生活进步的一股力量。同时她反驳了机器无价值观的观点，她认为机器的价值观就是人类的价值观，这是首次有人工智能专家将人工智能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观等而论之。在李飞飞看来，“以人为中心的AI”包含三大主旨：一是让人工智能更好地反映人类的深层智能；二是人工智能应帮助人类变得更强，而不是替代人类；三是确保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的影响得到正确的引导。

作为实证主义土壤中诞生的技术科学集大成者，人工智能是近代技术理性登峰造极的产物，但是人工智能具有一个与其他技术与众不同的特点：对技术发明者的反身性，如同人们认为认知科学可能会消解认识论一样，人工智能则有可能消解人类的创造性本质。多数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价值观研究方案思考的，大都是人类怎样将自己现有的价值观植入到智能机器。如果局限于自然人类的立足点，人类和智能机器的关系就会出现很多悖论情景，这就是李飞飞所强调的人工智能价值观的重要性所在，在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人类需要超越自己具有特定历史局限的视角，才能进一步探索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