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种神器”的地域性考量

几百年后，承载着鸟蛇信仰的定型勾玉被神圣化为“八坂琼曲玉”，成为日本天皇的“三种神器”之一。其他两种“神器”是铜制“八咫镜”和铜制“草薙剑”。日本考古学界公认，九州岛北部弥生前期末至弥生中期初的吉武高木遗址最早出土了“三种神器”，但此说法不够准确。客观地说，那时还没有“三种神器”这一概念，只是在该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既有铜镜和铜剑，也有勾玉，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三样礼器第一次从同一个遗址出土而已。

九州岛北部的丝岛半岛有弥生后期的“平原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五面直径达46.5厘米的超大型连弧纹（内行花纹）铜镜（图2-22）。从纹样上看，它们是典型的西汉连弧纹铜镜，镜背内区有八角连弧纹，象征太阳。但根据日本考古学家的考察，这五面超大型铜镜并非中国制作，而是日本仿制的。

从绳纹时代起，日本就有将中国传来的实用器大型化，使其上升为礼器的传统。例如，九州岛南端的上野原遗址出土了7000—6500年前的大型陶制耳珰（图2-23）；本州岛北部秋田县上掵遗址还出土了巨型石锛，最长一把长60.2厘米、重4.4公斤（图2-24）。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弥生后期，被用在了铜镜上。当然，在作为礼器的铜镜选择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弥生人对于西汉连弧纹铜镜的偏好，辽宁、朝鲜半岛系统的多钮斜纹镜此时则被忽视了。

“三种神器”之一的“八咫镜”至今供奉于伊势神宫内宫，秘不示人。但是，从弥生后期对于连弧纹铜镜的崇拜推断，“八咫镜”应该就是“八连弧铜镜”，这也与伊势神宫神官所记录的“八头花崎八叶形也”（《伊势二所皇太神宫御镇座传记》）相符。所谓“八咫”，应该是指镜背有八个“一咫”（一咫为食指与中指张开时的宽度）长的连弧纹相互连接，可知“八咫镜”是一面很大的铜镜。

实用器的礼器化不仅限于铜镜，铜剑也是如此。九州岛北部的吉武高木遗址出土了日本最早的铜剑，样式为“细形铜剑”（图2-25），属于辽宁式铜剑系统，应该是经朝鲜半岛传入的实用性武器。不过，从弥生中期起“细形铜剑”开始大型化，逐渐演变成祭祀用的“中细形铜剑”。笔者曾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看到八田遗址出土的“中细形铜剑”铸模，以及现代用其铸造出来的铜剑（图2-26）。

当然，日本弥生时代的铜剑有两个文化源头，即朝鲜半岛和长江下游。但是，将武器剑大型化为礼器剑的都是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辽宁式铜剑，长江下游的越式剑则止于武器层面，没有向礼器方向演变。

“三种神器”之一的铜剑被称作“草薙剑”，现供奉于日本本州岛名古屋市的热田神宫，也是秘不示人。但是，江户时代的神官曾私下观察过，并留下了简单记录：

御神体长二尺七寸许，刃锋呈菖蒲叶形，中间凸起，有厚度，剑根部六寸处有节，如鱼脊骨，色全白。

这把铜剑锋似菖蒲叶，中间凸起，有厚度，剑根部六寸处有节，两边有鱼骨刺。铜剑的礼器化始于弥生中期，而须佐之男命斩八岐大蛇取“草薙剑”，正是以弥生中后期的出云地区原始湿地稻作为背景的。因此，供奉在热田神宫的“草薙剑”应该就是祭祀用“中细形铜剑”。

铜镜的礼器化选择中国铜镜，表示太阳信仰；铜剑的礼器化选择朝鲜铜剑，表示蛇信仰。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域上的考量，即铜镜代表中国大陆，铜剑代表朝鲜半岛。

那么，勾玉又代表哪里，象征什么呢？笔者认为，定型勾玉代表日本本土，即绳纹时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其中包含的鸟意象象征太阳，蛇意象则表示蛇信仰，所以在信仰层面，定型勾玉所显示的恰好是铜镜与铜剑的组合。

既然定型勾玉所显示的是铜镜与铜剑的组合，并没有添加新的要素，那“神器”中为什么还要加入定型勾玉呢？的确，如果单从信仰上讲，天皇有“八咫镜”和“草薙剑”这两种“神器”就足够了。《日本书纪》描写天皇即位时，一般只说奉上“镜剑玺符”（继体天皇段）或“神玺剑镜”（持统天皇段），而不见奉上勾玉。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定型勾玉成为“三种神器”之一是很晚的事，天皇原本只有“两种神器”——铜镜和铜剑。

但是，勾玉毕竟代表了绳纹时代以来的尚玉传统，而且在东亚范围内也只有日本出产翡翠。换句话说，翡翠材质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因此笔者推测，定型勾玉最终成为“三种神器”之一也是出于地域性考量，即以铜镜代表中国大陆，以铜剑代表朝鲜半岛，以定型勾玉代表日本本土。

既然定型勾玉可以代表日本本土，那有定型勾玉和没有定型勾玉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了它，天皇就可以昭示天下，他君临日本不仅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支撑，也有日本本土的支持。天皇家族原本外来，所以当外来的天皇将要统治整个日本列岛的时候，获得日本本土的支持则格外重要，而定型勾玉在“三种神器”中所显示的，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