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自从1919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大多数年轻的心理学家已认识到，某些诸如行为主义之类的提法是通向科学的唯一道路。功能心理学对此无能为力。在行为主义诞生之前，它就近乎消亡了，弗洛伊德学说也帮不了它。它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像是一种英雄的情感防御。它永远不能作为科学公式的依据。而行为主义如粗糙的科学黏土，所有人都必须塑造它，否则它就只能满足于已经成形的自然神论偶像，被结构心理学所崇拜。

本文笔者所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形式，现正在遭受一种最严重的挫折——这种挫折来自那些内心是结构主义者，却自称是行为主义者的人。

自从行为主义“受人尊敬”以来，许多对它的信条知之甚少的人声称他们相信它。这种半途而废的行为主义和这种半途而废的行为主义者必然会对这一运动造成损害，因为除非它的原则保持鲜明，否则它的术语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毫无意义、晦涩难懂。这就是功能心理学的发展。如果行为主义要代表任何东西（即使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它必须与意识的整个概念彻底决裂。这种彻底的决裂是可能的，因为行为主义的形而上学前提与结构心理学的不同。

行为主义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结构心理学基于一种原始的二元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神学的神秘主义。（1923年7月，《心理学评论》）K. S. Lashley教授关于行为主义争论的精彩论述表明，任何一个讨厌放弃过去复杂的“意识”的人，都应该去寻找其他更快乐的航行方式。

行为主义的起源还有所争议。本书1924年版的序言提到了笔者与行为主义方法的联系。他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首先受到劳埃德·摩根的著作的启发，后来又受到桑代克的启发，使他在1903年首次形成了会话式的表述。但这种提法受到了抨击。有人告诉他，这对动物有效，但对人类无效。1908年，笔者第一次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发表演讲，同样遭到反对意见。它被称为描述性心理学。他们坚信，心理学永远不会满足于“解释”之外的任何东西。

此后，笔者暂停研究，直到受邀请在1912年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公开演讲的课程。

1920年，在剑桥举行的英国国际哲学和心理学大会上，关于思考的意义成了讨论的主题。笔者在1920年10月出版的《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思维仅仅是语言机制的作用吗？》，在1921年12月的《科学月刊》（与罗莎莉·雷纳·华生合作）上又发表了一个基因实验项目——《婴儿心理学研究》，该项目证明了行为主义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深切感谢J. B. Lippincott公司长期、耐心地满足我在重印、文本修改等方面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