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活下来，就是这一天里最伟大的事情

我是“抑郁研究所”的所长，我叫任有病。

2018年1月，在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我拿到了一张诊疗单：“重度抑郁症，中重度焦虑症，伴随严重自杀倾向，建议立刻住院治疗。”

置身于车辆川流不息的城市街头，呛鼻的雾霾和此起彼伏的鸣笛声，逼着我反复审视这种无法抑制的孤独感。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让我精神敏感，一张张人脸在我眼里无限放大，显得无比突兀。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孤立、绝望、无所适从——“抑郁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病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陷入抑郁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不记得从哪天开始，我频繁地做噩梦，重复着童年被父母家暴的画面，一次次从心悸中惊醒痛哭。醒来后失魂落魄，大脑越来越迟钝。

反复的梦魇、失眠、耳鸣和神经衰弱……我一天比一天更没力气起床洗漱，在电梯里也会随时睡着，过马路时回想起昨夜的噩梦，瞬间就失去控制身体的能力，惊恐发作，全身木僵。

我以为只是神经衰弱，就去三甲医院挂了睡眠科。结果去的所有医院都把我转去了精神科——医生告诉我，是重度抑郁症。

“抑郁症的发生就像扳机慢慢被扣动，给扳机施加的力就是压力性事件，子弹就是最终引发的抑郁症。而不同扳机的承受力强度，决定了这颗子弹会不会出膛。”

临近春节，我不得不回到病源般的家乡，心情如同在给自己的童年奔丧。

为了得到宽恕，我把诊疗单发给父母。还把“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了马赛克，以免他们自罪自责。

生长于革命年代的父辈人当然不会买抑郁症的账，我爸当着亲戚们的面指着我骂：“丧着这张脸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伦理关系充当着最精良、最狡猾、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且那些被驯化出的善良，持续地伤害着我，让我觉得自己愚昧软弱。

这种对过去完成时的自我否定，将我的生命意志摧毁殆尽。

“很遗憾，我未曾见到过好的‘爱的榜样’，对被爱这件事再不敢抱有任何期望。强烈的病耻感让我越来越自卑，更害怕自己会因病彻底失去价值。”

那是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月：坐错地铁，在楼梯上摔倒，记忆力快速衰退，在神经性贪食和厌食的两极奔走，我变得害怕人群，越来越不敢出门。

除了抑郁症本身的躯体症状之外，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手指震颤、心悸绞痛。我几乎不能正常地工作了，每工作1小时，就不得不躲进卫生间里哭20分钟。即使白天强撑着把工作做完，晚上回家也要靠在沙发上流两个小时的眼泪。

抑郁像是大脑在发高烧，痛起来像手握一块烧红的炭，被灼烧得皮开肉绽，在麻痹和烫醒后再次撕裂伤疤中循环。无法忍受的时候我甚至想，是不是死亡才是越狱的唯一方式？

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在过各自的难关，而我被囚禁在噩梦的监牢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如同西西弗斯般重复着苦难劳役，刑期望不到头，巨石却张牙舞爪地要把我压至干瘪。

“你有没有在浓雾中开过车？路灯下很清冷，往日熟悉的街道成了梦魇里陌生的鬼城。何时可以到达目的地，仿佛永远是个未知数。”

我质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每天走上街头，我都在想：如果现在倒下，下一秒被车撞死，也不会干扰到谁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苟活着？

我极力掩饰着糟糕的状态，可愈是想掩盖，就愈是捉襟见肘。我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深深的羞耻。

亲近的朋友问起我为何面对日常生活如此紧张，我低着头承认自己的抑郁问题，怯懦得像只鹌鹑。朋友如释重负地朝我笑着说：“原来是抑郁症啊，我前女友也得过。我们清华校医院开得最多的，除了消炎药就是抗抑郁药物了。”

那段日子朋友怕我出事，每晚接力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觉得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们依然不挂电话：“不想说话可以不说，哭一会儿也行，我等你哭累睡着了再挂。”

“为什么要为一个病人浪费这么多时间？”

“因为你值得。”

这五个字击破了我一直信奉的“价值交换是一切关系的尺度”。他们无条件的陪伴和不求回报的善意，让我重新建立起自己值得被爱的底气。是你们浪费在我身上的时间，使我变得如此珍贵。

也让我明白，此刻沉稳睡去，明天能够再醒来，就是生活当下的意义。

24年前，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饱受折磨的我，为自己执行了无数次死刑。

24年之后，我人格的重建、生活热情的重启，全是由朋友们馈赠的。这一次，是我自己把自己生出来，赋予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意义。

“不把对生活的企盼和欲望寄托给外界。学会爱自己，就不能只靠外界的正向反馈活着。”

“你能原谅全世界，为什么不能原谅你自己？”

除了日常服药外，我也接受了心理咨询。有一次咨询师问我：“你能够原谅谎言欺骗，原谅施暴者和伤害你的人，为什么不能原谅你自己呢？”

我终于停止了自我审查：被伤害并不是我的错，不必为抑郁症而自罪自责。原来自己才是最需要被照顾的小朋友。我开始惯着自己，专注于感受快乐：写诗，读剧本，弹琵琶，夜间漫步，玩诗词接龙。不吝啬为取悦自己而倾注时间，“无意义”成了我的出口。

“过往的创伤就像一颗钉子钉在墙上，即使拔除了依然有个碍眼的洞。抑郁症令我反复地盯着这个洞看，周而复始地回忆钉子钉入墙面时的恐慌。但是当我把目光移开，原来墙边有一片绿叶，桌边有一本书，视野再拉得远一点，我看到了窗外的整个花园。墙上的洞还在，但我已经不在意了。”

在“无意义”的时光里，我的感受从物理空间和现实苦痛中抽离出来，迟滞了很久的思维渐渐活跃起来。我变得想要探究美学，享受阳光和食物，尝试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一次去安定医院复诊的时候，我在心理咨询室门口捕获了两只小熊，满心欢喜地拍下来分享给朋友们。

我知道，我又活过来了。

在孤独这件事上，我们并不孤单

抑郁症不是丧，而是在所有值得欢欣的时刻都丧失了快乐的能力。对抑郁症患者说：“想开点，正能量一点。”就好比对秃头的人说：“请你的发际线振作一些吧。”

“你都会得抑郁症，那些先天残疾的就不要活了。”

“谁还没有点压力，动不动就得抑郁症也太矫情了。”

2012年，那个叫“走饭”的女孩用生命的结束引发了社会对抑郁症的关注。从此这条微博遗书，成了病友们的树洞。然而人海中，还隐藏着无数个“走饭”。

他们没有住院，没有哭天抢地，只是日复一日地同紧追不舍的黑狗打着疲劳战：用“没关系，我可以，我还好”去回应“正能量暴力”。

公众语言环境似乎到了一个谈抑郁色变的临界点。躁郁症、社交恐惧症这些精神病理学名词被焦虑营销催化，语言纯洁性流失后，更像一块狗皮膏药的标签。

是我们太疯狂，还是他们太麻木？是人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我分享了自己的抑郁康复日记，收集身边病友们的治疗历程，学习研究用求生本能去对抗求死倾向。每天都有很多病友来找我，渐渐地，散落的孤岛开始汇聚在一起，构建出“抑郁研究所”这个属于病友们的栖息地。

“我知道，我能做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就是放纵你去寻求你的解脱。可是当你纵身一跃时，我还是忍不住去拉你的手。”

于是，我创办了“抑郁研究所”。

“最亲的人让我去死，劝我留下来的却是陌生人。”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每天睁眼醒来，就像是又开启了一场马拉松。不知道跑了多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终点。但马拉松的意义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奔跑。

在一次次自我挣扎的深渊里，互相救赎的悬崖边，每一次打卡，都是病友们最大的努力：活下来，就是这一天里最伟大的事情。

“嘀，幸存卡——今天是我确诊抑郁症的第40天，我已经12小时没有想自杀了。”

“嘀——今天是我抑郁的第2年零20天。我此刻好想死，但是我还在坚持活下去。”

…………

抑郁作为一种不适感，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是我们走向死亡的缓冲区。

提醒你不得不停下来去反思：过去我同自己、同世界相处的方式，是不是哪里不太对？

“抑郁研究所”，就像一座精神康复学院。

当我们被敏感孤独放逐，不妨像古希腊城邦的自由辩论那样，在圆形广场前探讨“枪炮、病菌与钢铁”，实验社会性人格与自我需求的平衡，重构意志以负荷生活的真相。

希望你从这里康复离开的那天，不必再为抑郁羞愧，而是觉得“我毕业了”。

回望这段经历，能平和地接受“抑郁曾经是我的一部分属性”。

从来没有标准能定义我们生活的输赢，在你跑累了的时候，让我来帮你拍拍身上的尘土，一起席地而坐：“不如我们看会儿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