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越窑双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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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之源

这件双系罐出土时平平无奇，但考古人员发现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细节——罐身上刻了一个“官”字。任何古代器物上的文字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官”字更是不同凡响，可能是某种身份的标识，代表它源自宫廷。

但一切矛盾便由此展开。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它无疑是笨拙而粗率的。外壁的曲线毫无顺滑可言，有如在山路上一路颠颠簸簸顺势而下。

圆也不周正，仿佛是尚未出师的学徒习作。器身如此，歪斜的口沿更为明显。这并非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只是制作圆形器物的基本要求。

双系草草一捏，随意粘在肩上，如果真要系上绳，感觉随时都会脱落。

“官”字歪歪斜斜，敷衍了事，简直是马虎学生的随手一涂。难以想象为宫廷烧造瓷器却如此漫不经心，而皇帝见后还能欣然接受。

“官”字的位置也值得怀疑，像是暴发户将有钱写在脸上。

这件双系罐出自五代时期的越窑，不可思议的是，哪里有“千峰翠色”？哪里看得到“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它通体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淡黄色调。这种色调的瓷器同样也被称为青瓷，因为与绿色调青瓷所用的釉构成相同，只是前者在氧化焰中烧成，而后者要在还原焰中产生。还原焰难度大得多，所以早期青瓷常常见到这种淡黄色，就是烧造技术不成熟所致。唐代以来，越窑渐渐成熟，得以烧造出淡淡的青绿色调，占据瓷业半壁江山，到五代，技术则更进一步。后世龙泉诸窑青瓷，都有赖于越窑的技术积累。反观这件双系罐则无疑是“失败”的作品。

失败的不只是颜色，釉面还满布裂纹，这里没有丝毫装饰的企图（像冰裂纹），同样只是技术的不成熟所导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认为这样一件瓷器是贡御的产品都颇值得怀疑。毕竟，宫廷所追求的，向来是精益求精，细腻典雅，完美无瑕。

所幸，美从来就不会被宫廷所统治，尽管的确有可能遭到扼杀。如果说宫廷美学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美，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服从了某种美的意志。

当我们抛开宫廷的、工艺的视角，单从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就不得不承认它是陶瓷艺术史上的杰作。

尽管工艺的细节处处显得笨拙，但整体的造型却表现出娴静优雅的气度，且不失力量。它给人壮硕的美感，却又透露着灵秀之气。

它的釉色让人联想到土地的质朴，表面的裂纹让人感受到坚实背后的脆弱，如一切生命。

它没有任何装饰的意图，却在沉静中展现出亲切与温暖，让人情不自禁要以手指触摸，以掌心爱抚，却又不曲意逢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独立的品格。

它的线条洗练，在高度的简洁中展现出细节的微妙变化——口沿微微外翻，颈部修出一道细细的弦纹，但足却取消了。这看似简单的造型却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

工艺的不完美，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使之超越物质本身而进入精神的世界。但这一切与宫廷审美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于是，罐身上招摇的“官”字变得更加不可理喻。

最终，我从博尔赫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得到启发：“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

让我们想象它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艺术家完成形体的塑造之后，决定刻上一个“官”字。这是一种传统，在今时却表达了一种立场。既刻意强调了美学追求上的反官方态度，也能表现个体的独立。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用什么字体——板正的楷书、装饰性的篆书还是夸张的草书？是要显示出书写者的功力，还是让人以为是普通人的信手涂鸦？是的，要有可识别性，又不能摆出艺术家的姿态，潦草却易识的“官”字是可以接受的。

“官”字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也许在无意之中），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

但我们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只是简单地沉浸于它的沉静与质朴。

这种美，我们今天已经少有提及，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如今，人们把它称为侘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