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模式：工农互补与县域发展的先声

有人将大生集团的30年发展史视作近代民族资本与列强悍战中的幸存品；也有人认为，大生集团只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不断扩张的某些空隙里得到若干发舒，一旦列强紧逼，它很快会陷入沉寂。这都是看待南通近代化历程的一个截面。

如果把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区域工业化探索视作一个连续的运动，张謇和他在南通的尝试只是先声和肇始。它奠定了某种基调，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与外部刺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导的大国迈向工业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新与旧的激烈碰撞。

1922年大生资本集团易主后，南通生产的土布在国内的市场逐步萎缩。大生纱厂多次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市场，其利润多用于偿还前期债务。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陷入了更为激烈的动荡。覆巢之下无完卵，大生纱厂多次裁员，最终被日方接管，生产陷入停顿。这是近代中国大部分工业化运动的共同结局。

但先行者的探索不会被湮没。20世纪50-70年代，苏锡常通等地乡村兴起了社队企业潮，被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苏南模式。这些地方经历过工业文化熏陶，推动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区位因素如靠近市场、交通便利、劳动力优势等依然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以集体经济的模式走出了工业化的新路径。这仿佛是对一甲子前以南通为代表的近代化模式的遥远呼应——在相对边缘的长三角农村，合理利用农村固有资源，实现工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最终推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发展。

南通的成与败

前文论及大生资本集团的荣光建立在并不稳固的根基之上，个体小农经济终将被机器大生产所碾压。但小农经济在相当长时间里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这正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4亿，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人口的膨胀让人均可耕地资源急剧下降，人口资源占比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为养活更多人口，家庭内部的手工业和副业普遍存在，即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比机器大生产更为低下，但只要劳动所得超过劳动力以外的投入，仍有大量小农家庭有动力从事传统手工业。这正是学者们所提的小农经济对抗机器大生产所具有的顽固性。

围绕着大生的近代工业体系，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朝着商品化转变，棉花种植、机器纺纱和机纱织布之间形成了农业—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紧密联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伴随着大生纱厂开机而互相催发，解决了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大生资本集团下属的垦牧公司试图开垦沿海滩涂种植棉花发展农业，既为棉纺织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又缓解了江南地区存在已久的人多地少的矛盾。

如果从这个方向总结南通发展的模式，可以看出它呈现了强烈的过渡性——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主导工业化浪潮，依托农业大国里的家庭手工业市场而生，与个体小农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仿佛是当时中国命运的缩影——新的正在诞生，旧的尚未消逝，外部干扰深重，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步履蹒跚地走向工业世界。

南通工业化的模板意义也由此体现出来。农业大国在工业发展起步阶段，在资本积累不足、技术优势不显甚至落后的状态下，唯有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充分因地制宜利用劳动力大国的优势，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间形成某种良性循环，方能走出工业化的第一步。

张謇在南通的试验当然也有它特殊的时代局限。由于当地的工业化系于一人，张謇个人的社会名望支撑起了当地的探索，在南通“一人致是”，大生成了南通本地唯一的主导者，垄断了当地的企业经营权。张謇自己也点出过南通发展与其他地域的不同，“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无锡则人自为战”。学者常宗虎认为，在不具有全国性自由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情况下，个人及其集团的优缺点都深刻影响了南通的区域近代化进程，长期封闭和垄断造成了竞争机制的缺失，其发展系于精英的个人能力而非某种稳定的机制。

苏南模式的兴起

“苏南模式”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其1983年的著作《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费孝通观察苏锡常通等地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小城镇由衰落走向兴盛的变化，认为乡镇企业是这些地方工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它们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后，苏南模式被学术界用来总结和概括苏锡常通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它指在江苏南部率先实现，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导，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手段，由县乡两级政权直接领导的一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在苏南模式下，农村工业化的实现载体是实行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当时农村为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的必然选择。在长三角地区，人口与耕地资源间的紧张关系从明清时期就颇为明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问题依然突出。

为了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就地兴办了一些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企业，之后它们逐渐发展为农机具厂。这些工业企业为满足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务农的需求而存在，工业生产出农业需要的生产或生活资料，同时能提供就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问题，农业则为工业提供市场、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

这是苏南区位优势的再度发挥。它们毗邻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农民与这些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和技术辐射的能力强，同时在耕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天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富余。在资本和技术不足时，集体所有制属性能形成某种背书，在工业发展前期方便了资源的集聚。这与张謇在南通发展工业最初也是走上层路线，有异曲同工之意。当时他也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精英和资源的参与，实现社会资源的工业资本化。

苏南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工业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乡镇企业在当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政策职能，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产权不明和政企不分的隐患，在收入分配上也存在不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南模式的内部隐患也随之暴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要求。20世纪末，乡镇企业掀起了改制潮，彻底明晰了产权安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乡镇企业里走出了不少中国制造的龙头。

百年来这个区域的创新者和创变者最终命运的差异令人唏嘘。对于个体、企业和区域而言，苦心孤诣的奋斗很重要，历史的大进程也难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