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们对于书籍的思考方式和评论方式总是在变。我是靠“新批评”滋养长大，尽管我接触到新批评时它已有些年头。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自足的实体，它不鼓励评论者在文本和真实世界（特别是和作家的人生细节）之间努力建立联系。你只需要围绕一首诗或一本书来写评论，写它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尽管如所有的批评流派一样，新批评最后也走向极端，但它还是为理解小说提供了很有道理的批评方法。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批评被其他批评理论取代。这些新理论从别的学科汲取了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它们之中最富成果的理论都建基于语言学。至少，都以神经系统科学为基础。正是缺少科学的严谨，许多文学批评家觉得自愧。但是，即便有那样严谨的批评理论，也无一对阅读大众造成影响。部分原因是，在“理论”的世界，收益迅速递减；太多的赘语，太少的洞见，让人读了一两页，就再也提不起兴趣。

过去二十年，流行的是传记批评。作家人生及其对作品的影响不但没有遭封禁，还成为批评的重要场域。对作家人生的再次强调，好处是让人们重新用人文的方式来看待书籍：它使小说重新显得是关于人和经验，而非结构语言学的东西。但其坏处是，它也打开了猜测和流言之门。它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作家人格的表现，传记批评家把创造行为降格为依附性的活动。现在，甚至走到了这一步，一些文学记者似乎唯一有信心去碰的话题，是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是“根据”什么人物和事件而创作。激进的新批评强调批评在文本的“封闭系统”中运行，要求绝对摒弃作家人生。最初，传记批评可能是对这种倾向的有益反拨；现在，它也可能走到了尾声。

1993年，我出版了第四部小说《鸟鸣》。我在英国国内做了系列阅读推广，许多读者都难掩他们的失望。他们原以为我有105岁，是一个法国人，（还奇怪地以为我）是一个女性。有人问我，我怎么知道一战中发生的索姆河战役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查阅了许多档案，走访了现场，然后进行了虚构。“虚构？！”他几乎要喷我口水。他不相信我的话，在场的其他人也不相信。他们认为我发现了一摞旧报纸，将其据为己有。英国政要温斯·卡贝尔在一本杂志上推荐《鸟鸣》时，也向读者保证，这部小说取材于我在家中阁楼发现的祖父信件。老实说，所谓的信件和阁楼，都是子虚乌有。

我的第五部小说《人迹》与精神病学的早期岁月有关。在一次作为宣传活动一部分的午宴上，我发表了一席演讲。但在我看来，在座的嘉宾不理解小说的观念。他们认为，小说中的一切都是以个人经历为根据，然后稍微加工，甚至根本不必加工。为了说服他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断然声称《鸟鸣》的故事完全不必当真。最后，我调侃道：“既然说服不了你们，那我现在举手投降，只好承认，没错，我就是那个105岁的法国老太太，为了写作《夏洛特·格雷》，我在1942年乘坐降落伞到了法国的索姆河地区；我创作《人迹》，是因为我的姑婆在1895年进了精神病院。”

听众席上传来零星同情的笑声，但就在我离场时，一个女士拦住我，满脸关切地问，“你姑婆住在哪家精神病院？”

事情何以至此？毕竟，这不是正常状态。孩子对于虚构的故事，第一反应是惊奇；他不会问，侏儒怪的原型是谁；他喜欢虚构的故事中一把会飞的许愿椅子，或者会说话的动物。在成人的小说中，惊奇的要素不知怎的就丢失了。有些读者似乎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想法，作家居然可以凭空虚构人物、场景和情感，但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家唯一可兜售的技艺，是他独特的卖点。

我承认，许多小说家没有采取自救措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场反虚构的运动，走向半自传体写作（关于这点我在分析《金色笔记》那一章再详谈）。事实和虚构的分野，不像纯粹主义者（我是其中之一）希望的那样分明。小说家只要不是生活在纯属虚幻世界的神经病，他所创造的人物，他赋予人物的想法，在两方面就与现实相关：一方面，他把人物放在一个可以辨识的世界；另一方面，人物多次浮现于他的心灵，而他的心灵本身是由现实中数百万经验形成。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笔下的人物在观念上都不是自传性的人物。他们无一是我。但在某个时刻，我保证，细节来自于我看到或感受到的事物，然后，交叉检查这些细节是否贴切之后，它们才被允许嫁接给我虚构的人物，作为他自己的细节。比如，洗热水澡的感受，或者淋雨的感受，许多诸如此类的经验。我笔下人物的经验，无疑类似于我的经验，难分彼此。但它们只是细节。我相信这句话，无论十八世纪的哲人可能有何争议，现象世界存在人的共同经验。在我的小说《恩格尔比》中，恩格尔比庆幸摆脱了地狱般的晕车状态，哪怕是被关入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他也情愿，这时唤起的不是我的晕车经验，而是你的晕车经验。

尽管不可避免，许多现实部分多少会以不变的形式渗透入小说，但这改变不了，过去所写的最优秀的小说，大多数中的大部分内容，要么纯属凭空虚构，要么只是现实的部分面相，这些现实部分经过激烈重塑和重组，本质上变成了某种新东西。它们不是混合物，而是具有自身活性的复合物。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底线，因此，再也不能向传记还原论妥协。

在一篇评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文章中，戈尔·维达尔对那些追求“根据”的批评家们令人厌倦的批评本质做了总结：“我必须承认，我历来讨厌文学传记的主要目的。作家的人生是人生，作品是作品，两不相犯，毕竟，这就是全部真相。我也从来没有丝毫兴趣，想知道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如杰夫，他是根据哪个人而创造；如果杰夫与简的情事，与格拉迪丝在现实生活中的情事很像，我会觉得我在与手中的小说玩拔河游戏……英文教师不应该鼓励学生去玩这类游戏。学生只需要学会如何阅读和理解小说，这就够了；只需要学会看到书页中究竟是什么让人产生（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一针见血所说的）兴趣，也就够了。”

这里或许是我们现在所处困境的主要原因。正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小说家（其中许多人毕业于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班）勇敢地背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半自传体小说创作，重新强调小说家的虚构能力，但与此同时，文学传记的庞大产业成长起来，吸引了那代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些作家。显然，这是合法的，一个写学术传记的作家，在全面分析《名利场》这样的作品时，顺便提及作家萨克雷因为非常喜欢一个年轻骑兵的络腮胡，才给了他笔下人物乔治·奥斯本的络腮胡。我们需要承认，这是合法的，但没有趣味。尽管对于那类传记中最优秀的作品来说，书中不仅指出某个人物的来源，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有可能，这些卓越的传记作家带给传记文学的一些光彩，会让热衷于寻找杰夫和格拉迪丝之间情事的那些才华不足的传记作家觉得自己的努力有法可依。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记者读到一篇令人赞赏的、揭示某个人物是“根据”某个人物创作而成的传记评论后，会觉得他得到了许可，在他自己的评论或报道中，可以放任引用这类推测。如果你认为我对上一辈的伟大传记作家不公平，不妨听听其中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迈克尔·霍洛伊德爵士的话：“传记是历史这汪池水的浅端……真理是简单的。福楼拜出生。福楼拜写小说。福楼拜死去。独特的是其作品，重要的是其作品，不是他与许多人共有的平凡经历。”

但是，这种寻求“根据”的传记写作方式，源自最优秀传记作家，经过那些才华不足的传记作家的推波助澜，绕道进入报纸，最终走出文学圈，进入真实世界。现在，寻求“根据”已经变成了许多读者阅读小说的默认模式。有许多阅读小组，读者每月定期碰面，讨论一部小说，最后谈论的只有两样东西：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作家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吻合读者的经验。衡量小说成败的标准，看的是作家被人认为的自传叙事多么接近读者对于类似事件的经验。如果一个小说家努力通过虚构把现实重塑成某种新的东西，某种更加满意的东西，如果他碰巧听到了此类交谈，他会觉得莫名心寒。

本书并不打算成为文学批评著作，更不是学术著作。毕竟，它生命的开端，只是作为一档电视系列节目的配套读物。我把本书中评论的这些小说人物，都看成真实的人物；我没有参考作家的人生，我只设法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鲜活。无疑，我故意采取了不时髦的批评方法，但我希望，这种方法可能是对自传还原论这辆跑车的一记刹车，也是对沿此方向思考之人的一次鼓励。如果听我如此劝导的人中正好有六年级中学生，那当然更好。

本书选讲的小说人物，选择的依据是：即使电视观众没有读过这些小说，我们也理应期望他们听说过。这看来是个挺好的想法，将这些人物分成四个类型。他们是英国小说家最常利用的四种类型。除了审视个别的例子，还要追问为什么这四种类型如此有用，这也是个挺好的想法。书中涉及的作家或小说人物，并非必然是我一直喜欢的作家或小说人物（尽管许多的确是）；选择他们，是出于电视节目的需要。

但是，随着写作此书的进程，它的确看起来获得了独立的身份。我希望它是一部激情之书：用来讴歌小说家的创造力，那种无中生有或来自想象的能力。我听从戈尔·维达尔的忠告，努力完整阅读并理解书中提到的28部小说，努力看到书页中究竟是什么让人产生（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一针见血所说的）兴趣。没有写作此书的激励，我可能再也不会翻开《苔丝》或《远大前程》，我会认为，早在学生时代就把它们“干掉”了。这里的28部小说中，23部是重读。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重读的乐趣超过了初读。至于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读过《拉吉四部曲》或《白衣女人》，我想不出理由，我只能说，这次读完它们我很开心。

偶尔，我在阅读中的乐趣会被悲伤感染。那时，我必然是想到了“后世”，或者说，想到这些小说在百年后被人阅读的概率。写作此书时，我和一个大学讲师谈起过这个问题。我问她的学生是否还喜欢读《名利场》。她笑着告诉我，《名利场》和《米德尔马契》再不会有本科生阅读，因为“篇幅太长”了。她继续说，有一两个勇敢的学生会读轻量级的《织工马南》，大多数至多只读影印的一章。但是，来自这个世界的证据不是一致的。参与这档电视节目的两个研究生助理，为这些小说人物的接受史撰写了精彩的背景说明，这些文字足以表明，他们读过本书中提到的大多数作品。更何况，至少在2011年，《米德尔马契》还是一家考试委员会A级考试的指定书目。

但是，过去半世纪，英国实行的三级教育体系，其冲击力已消灭了这样的观念，根本没有一本书比另一本书“更好”这么回事儿。在此背景下，一本书的内在价值“足以使之流传”，这种想法似乎荒谬不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批评“理论”年代，其附带危害的一部分就是，许多英国文学教师为了追求新的科学的严谨，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他们不能证明《米德尔马契》就比漫画周刊《比诺》“更好”，因为“更好”一词不精确、不科学。逻辑上说，这是对的；只不过这些迂腐的人继续将逻辑推到了理性之外：我尴尬地记得，听到一群接受过非常好教育的人，在BBC四台宣称，你们切勿以为《神曲》就比英国流行组合“高歌女孩”的作品好……

因此，可能没有辉煌的后世，没有生存的适者，因为文化不再认为有“适者”之类的东西存在；承认某些东西比其他更好，其社会和政治危害已变得难以承受。但那是太悲观的想法，我不应止步于此。对于我来说，对于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读者来说，本书中接下来出场的小说人物依然活着。尽管难以想象，我对这些小说人物的热情，我对他们置身于其中的小说的热情，对他们的生命力会有多大影响，但我希望，下面的内容至少可以读解为一个读者写的一封长长的衷心的感谢信，感谢从他者的心灵创造出的鲜活人物身上学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