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

袁采（生卒年未详，或说 1140 ～1195，或说 1140 ～1192 年以后），字君载，南宋两浙东路（今浙江）衢州府人。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杭州太学读书，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取得进士身份。此后历任萍乡县主簿（掌管文书簿籍），乐清县、政和县、婺源县知县（掌管一县的政事），监登闻鼓院（掌管接受文武官员与士民上书）。他的弟弟袁伟、儿子袁景清，在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登同科进士。袁采为官“以廉明刚直称，谕民绳吏，皆有科条”。祝禹圭称其“廉而近公，公而过刚，勤而苦节”，当时人认为是实录。杨万里也曾称赞袁采为“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顾行清苦，三作壮县，皆腾最声”。

袁采为官之外，也以学术知名，而其学术与现实紧密相关。袁采留心地方政府和社会事务，以古鉴今，撰写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包括《乐清志》十卷、《袁氏世范》三卷、《欷歔子》一卷及《政和杂志》《县令小录》《阅史三要》《经权中兴策》《千虑鄙说》《经界捷法》《信安志》，今仅存《袁氏世范》和诗文五篇。

二

《袁氏世范》作于袁采任乐清知县时，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成稿，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刻行于世。此书本名《俗训》，但是给此书作序的刘镇认为，此书不仅可以施于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达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世范”。于是，这本书就以《袁氏世范》为名著称于世，成为和颜之推（531 ～约597）《颜氏家训》并称的中国古代两大家训。

当代美国汉学家包弼德先生在其名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更从唐宋转型的大视野，将《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作了一个比较，认为这两本书分别标志了唐以前的门阀时代和宋以后的新儒家（即理学）时代，体现了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身份及其价值观的转变：士人从作为初唐以前的世家大族成员，转而为宋代的文官家族成员、地方精英；而士人追求的价值和职责，则从注重文化之学，转变为更强调伦理关怀，“袁采心中理想的士是一个伦理的人，而不是颜之推意义上的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比较，对我们深入理解《袁氏世范》有重要帮助。袁采的这种观念与其所在时代的理学理想也是相应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 ～ 1200）和袁采是同时代人。

三

袁采在绍熙元年的刻本后序中提到几类体裁的著作：第一类是理学家的“语录”，志在将自己的自得之学跟天下人分享，但是因为其中议论精微，一般人很难解悟；第二类是坊间的“小说、诗话之流”，这些作品重在表达个人感受，对社会教化没有什么裨益。另外还有第三类专门戒示子孙的“家训”，但其中所谈的内容不够全面、详细，流传也不广。因此，作者有志写作一种作品，不但有益于社会教化、内容全面而具体，而且表达通俗易懂，即兼顾通俗性、系统性和教化意义三者（同时也体现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教义的传承和开展），这就是读者眼前的这部《袁氏世范》。

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语录”体著作（例如《传习录》）相对于典雅的文言著作，已经有追求通俗的趋向，而理学家本人也写作乡约、家训，如经过朱子修订的《增损吕氏乡约》，而王阳明、王心斋也写过家训类文章；又如，“小说、诗话之流”也有寓教于乐的各种形式，而且，文艺作品本身并不汲汲于直接教化，正是由此，才可能造就将艺术性与教化意义很好结合起来的文艺作品；后世 “家训”的范围逐渐扩大、流传也逐渐广泛，而袁采本人的《袁氏世范》也被归入家训类著作。

包弼德先生也比较了《颜氏家训》和《袁氏世范》的写作风格和内容，指出“颜之推博学而词采繁复的文体与袁采更为直接和简练的风格形成对照”（“袁采的著作既不是方言的，也不是口语的。他引用过去的典籍，特别是《论语》，并用一种易懂的风格来写作”，比有的著作如李元弼指导地方行政的《作邑自箴》“更富有文学性”）；“他们谈话的话题进一步表现出这种差异。颜之推除家族的礼仪和社会习俗之外，还谈论修学、文学写作、文献学、音韵学、道教、佛教，以及多种多样的艺术，袁采则分门别类地讨论了如何睦亲、处己和治家”。虽然“两人都由中国的传统文献和儒家经典所培养”，但他们都不特别反对佛教与道教，实际上颜之推两者都写到了，虽说他只是接受了佛教，而不是道教。

《袁氏世范》共三卷，分别讲述睦亲、处己、治家三大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讲了如何与家人或亲人和睦共处，如何修养自身，如何管理好家庭经济财物（包含有关防火、防盗、支付给雇佣者钱财、管理和买卖田产、家产继承等方面的内容），分属于家庭生活的三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袁氏世范》三部分的顺序：先讲和睦家庭，再讲立身处己，最后讲治家理财。这种顺序安排体现了作者的用意：如果说治家理财是外在的基础需求，立身处己是内在的根本条件，那么家庭和睦则是首要之务。更值得注意的是，卷一“睦亲”的第一章主要讲的是“性不可以强合”，家庭和睦的“要术”，却仍然不是向外求，而是回到各人自身，从每个人自身的性情出发，发现人的性情各各有别，不可强求一致，从而学会理解、学会包容、学会沟通。也就是说，“家庭和睦”的诀窍仍在于“自我修养”，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诀窍在于自己身心的和谐。

四

本书是对《袁氏世范》的现代注解，除了本篇导读，还包括原文、注释、白话译文、实践要点以及附录几个部分。以下主要就《袁氏世范》一书在当下教育实践中如何运用，或如何与现代教育贯通，提出几点建议：

1. 体会“家庭人伦关系”的首要位置。《袁氏世范》中极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伦理）的经营，这是士人之为士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而家庭成员间的人伦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等）是最基本的、首要的人伦关系。作者的时代离我们已经有近千年之远，但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明确抓住这点，就抓住了《袁氏世范》的根基。关心亲人是首要的，这与儒家“万物一体”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或博爱思想并不冲突。儒家讲究“爱有等差”，意谓先从爱亲人开始，以此为根基，再依次向外推扩，最终达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2. 处理好家庭中的三种基本关系。家庭生活中包括家庭人伦关系、自我关系、人与经济财物的关系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固然不可因为钱财而有损亲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但也不能以维护亲人为借口而忽视物质生活的经营和满足。作者极其重视将家族亲人之间的财物关系（从分家产到遗产继承）处理得清楚分明，这通常构成亲族之间（如兄弟姐妹、伯叔侄子之间）和睦的良好铺垫，也避免了作者不希望看到的家产纠纷和争讼。

3. 学会健康而积极的宽容或包容。家庭本是一个温馨的小团体，但人的性情各有不同，虽有血缘之亲也难以强合，家人日常生活在一块，相互之间尤其难免摩擦，因此作者殷切地提醒我们，对待家人要尽量包容。更重要的是，包容不是消极的忍受（这会不断地积累不满和怨恨，最终可怕地爆发出来），而是积极健康的体谅和体贴，体谅各人性情的不同（性情各别），体贴各人性情的偏差（人无完人）。这其实也是对人之有限性的体会。学会健康地包容，就学会与家人相处，也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自我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没有积累，也就能更好地调整心情，面对自己和家人。

4. 恰当对待书中留有古代等级身份痕迹的文字。人作为人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但古今不同，时代变了，有些思想观念也要重新看待。今天的社会普遍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而作者作为南宋时代的士人，自然会在书中涉及古代家庭中有关婢女、仆人、侧室等的等级身份关系。在遇到这些文段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其实，这也是我们读古书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古代富贵人家会有仆人奴婢等，今天自然没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当拘泥于某个时代的特殊现象，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内容改变了，但其中仍有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和结构并没有改变，因此应该超越具体的特殊内容，而看到更广阔的共通道理。这是我们今天读古人的书尤其要注意的地方，不要因为有些社会现象变化或进步了，就漠视古人处理这些现象时所展示出的智慧。阅读这本书也一样，由此才能放下后知之明的傲慢和偏见，真正吸收古人的智慧。这应该成为阅读古书的准则。

其次，应具理解之同情。作者在谈及有关婢女、仆人、侧室等事情时，往往是要约束那些有权势之人，并从这些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表现出人道之同情。对此，我们也应该有理解之同情。

最后，作者谈及这类事情时，其最基本的考虑，除了对行为本身的伦理性质（是非好坏）作出判断、防止奸淫等罪恶外，还往往处于避免将来产生祸患，尤其是避免纷争诉讼和家业破败。前一方面是一种伦理原则，后一方面则是从后果上来考虑，并且不是重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重在尽量避免坏的后果。除开其中的等级身份关系，这两点在今天依旧没有过时，对我们处理家庭事务等仍有启示。

5. 对照性阅读。《颜氏家训》和《袁氏世范》具体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唐宋转型前后的两个时代（门阀时代和新儒家时代），如果能将《袁氏世范》与《颜氏家训》对比起来阅读，将会对《袁氏世范》有更深入的理解，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五

本书点校所用底本为“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的《袁氏世范》（以下称宋刻本），并参考“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以下称知不足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称四库本）。《袁氏世范》原无章节标题，后人在宋刻本每章页眉上增加识语，知不足斋本则将其列为正式标题，今依据知不足斋本增加每章标题，同时补充序号（如“1.2”指第一卷第二章）。但知不足斋本偶尔有标题不恰当，本书根据原文主旨加以修订。此外，参考坊间已有的校注本，包括刘枫主编：《中国古典名著精华：袁氏世范》（阳光出版社，2016 年），李勤璞校注：《袁氏世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并参考了李勤璞先生的论文《权力与温情：南宋知县袁采的生涯和政治》（《大连大学学报》2016 年第5 期），其中对袁采的生平和著作情况作了细致考证。本书注解部分，还参考了《汉语大词典》《辞海》等工具书。

本书附录了七篇提要序跋，前面两篇《序》《后序》，为宋刻本原有；重刊本《序》和三篇跋语，原载于知不足斋本卷首和卷末；最后一篇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袁氏世范》的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