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别”字的丰富内涵开拓了哲学认识论的新空间

本质与现象是典型的认识论的范畴，只有辩证、客观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一个新的名词背后实际代表了一种哲学上的全新认识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哲学理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尼采热”“萨特热”一度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哲学爱好者中产生巨大影响，各种哲学流派以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反省传统文化，审视当代生活。至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理论在中国尤其受到追捧，“后”成为中国人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一种认识思维方式，并且开始泛滥。对此，《小说评论》早在1994年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后”的泛滥与贫困》一文中提出了批评：

历史进入九十年代，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就是给八十年代的一些基本概念贴上了“后”的标签，从“后新时期”到“后新潮”“后朦胧”“后国学”“后悲剧”“后寓言”“后神话”“后乌托邦”“后启蒙”“后现实主义”“后浪漫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理想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无所不“后”，一时间，历史似乎进入了“后”时代，大有一马当“后”，唯“后”是称的泛滥之势，如此这般，很能显出理论思维的“创新”姿态，喧闹异常。

时至今日，离《小说评论》这篇批评文章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后”的热度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作为哲学认识的基本框架被无限扩充范围，期间不断涌现“后革命”“后工业”“后结构主义”“后理论”“后女权主义”“后人类”“后殖民”等五花八门的新名词、新概念。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官方出现的年度热词“后真相”（post-truth）传到中国，被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奉为圭臬，进一步强化了“后”的认知阈限，其学术范畴也从哲学，拓展到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领域。

与“后”（post）相对应的，是“元”（meta）的概念引申，“元”是一个具有广泛附着力的伞形概念，在哲学、语言符号学、文学、心理教育理论方面都得到普遍认知。“元”对应英文“meta”出自希腊语：μετά（metá），意思是“之后”或“之上”。Meta作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著《形而上学》（古希腊语μεταφυσικά），拉丁转写（metaphysica）一书的书名，意指“第一哲学”，是“在具体科学之后”。他称之为“being as being”，即一切存在背后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所著《物理学之后诸卷》中的“之后”与其第一哲学的概念相符，有“上”或“超越”的意思。中文译名“形而上学”语出《易经》，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语言分级观念中，用于描述交流活动，为此后“元语言”“元传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元信息”“元理论”“元认知”“元分析”“元叙事”“元传播”等“元”的概念引申虽然不如“后”的概念阐释泛滥，但这种表达了对事物本原的认识也延伸到不同学科领域。

“元”和“后”作为西方理论阐释观，给予了“声音”（voice）响亮但“言语”（speech）匮乏的中国理论界一个认知入口。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在西方同样有这种理论模仿借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黑格尔（Hegel）提出“艺术终结论”后所出现的各种“终结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以及后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约翰·霍根（John Horgen）的“科学终结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之死”等都是“终结论”在各领域的演绎和衍生。由此，当一个全新的理论名词出现时，一个理论阐释的认识论大门也随之打开。

但当我们试图用“元”与“后”来认知和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不免会陷入“强制阐释”的困境，不仅无法拓展认识，反而会闭塞阈限。认识性主体从中认识到的始终只是自身，实际上，思维需要在普遍性规定的中介中运动，将不符合统一性原则的特殊事物从认识客体中剔除。从“元”与“后”的认知来看，如德国唯心主义试图将客体还原到本体中，利用主体对客体进行强制“同一”，但“后”并不能阐释客体内涵，比如所谓“后真相”是个人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事实真相的一种主观判断，它们比客观事实本身更能影响舆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勃兴，信息从单向传播走向散点式、交互式、网状式乃至病毒式传播，对于许多公共事件，受众并不在意哪个是真相——不是选择相信本质真相，也不是追求事物背后的真相，而是往往相信自己愿意接受的真相。尤其互联网利用大数据算法、cookie痕迹追踪、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受众偏好进行新闻精准推送，因而本质上受众获得的并不是一种“后真相”，而是一种“扭曲的真相”“不完全的真相”，甚至为“别有用心的真相”，导致受众形成了日益封闭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后”否定了信息提供方在真实信息基础上进行加工的意图，信息的接受方在海量信息面前，并非没有选择的机会，但受众只愿意接受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实际上这又形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别真相”。例如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的醉酒驾车超速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事件，普通民众和法院陪审团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真相理解。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别真相”愈演愈烈，更是导致各种“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所以，正如马克·吐温（Marle Twain）所讽刺的“当真相还在穿鞋时，谎言已走遍半个世界”，很多时候真相一开始并不复杂，但传播者通过半遮半掩、蓄意扭曲或者断章取义等各种操弄手法掩盖真相或者迎合不同立场的民粹，加之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极度碎片化，使“元真相”最后变成了“别真相”，而不是所谓的“后真相”。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与之类似的还有后殖民主义，基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撰写了两部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之作。“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虽然一定程度上区分了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若隐若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并不能合理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所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不断扩散的现象。实际上，西方战后的“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枪炮为主导的“元殖民主义”或“硬殖民主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以金融、媒体、文化软实力以及上游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别殖民主义”或“软殖民主义”，这是一种更为隐蔽、不见硝烟的殖民主义。在平等贸易的外衣下，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站在金融领域食物链顶端的美联储只需要通过美元加息、降息就能控制美元环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实现“剪羊毛”的经济目的；在科技领域，美国、日本、欧盟这些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只要通过限制芯片这样的半导体高科技成品或“氟聚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等原材料出口，就能对下游产业国家产业起到精准打击，从而使对手屈服。这并不是所谓以“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之名把东西方置于二元对立下的“后殖民主义”，而是全球化背景下，表面上看似具有相互依存、对等表征的市场贸易，实质上却是一种非对称的实力竞争，以达到“别出心裁”“别样”“别扭”的“别殖民主义”目的。正如福柯所认为的，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元”与“后”代表了西方话语下的理论建构，而“别”恰好在“元”与“后”之间提供了一个西方理论无法阐释的新角度，使我们不必凡事皆套用西方话语去机械理解，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找到自己的方法论。因为“西方的理论体系对建构中国的理论体系具有启发、引导等作用，但由于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其理论的普适性就会受到限制。因此，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理论建构就要有别于西方的理论体系”。

“元”和“后”体现了经验世界发展的两种状态，但绝非唯一的两种状态。比如笔者在承担教育部课题《中国邮票设计史：演进逻辑与社会蕴涵》研究时就发现，虽然最初是作为一个艺术学类别申请的课题，但在研究中深入发现，邮票设计的“元功能”是从“政治功能”开始的，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后发的艺术、文化等功能，这些“后功能”虽是后生的，但并不是对元功能的完全终结，而是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其他新功能，如外交、商品功能等，这些既非“元功能”，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后功能”，而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自然抑或偶然生成的“别”功能，这也是“别现代”带给我们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