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潘多拉

当我还处于睡梦中时，收件箱里来了一封邮件。几个小时过后，我看到了这封邮件。也许我本应该对此置之不理，但无奈旧习难改。昨晚我们已经将通信通道关闭，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被发现了，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已被发现。这些电子邮件的账号都是匿名的、加密的，独立于我们日常的网络生活。我只能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它们已被隐藏到最深的程度。这种想法曾经让我稍感安心。

那是2013年5月中下旬，距离劳拉·珀特阿斯首次联系我已经过去近4个月。珀特阿斯是一名独立电影制作人，之前她联系我主要是想就一名私密线人的事情咨询我的意见。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就是Verax，他向珀特阿斯提供了一条关于美国政府实施监控行动的神秘线索。珀特阿斯和我决定一起一探究竟。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悬了几个月的心终于落下。Verax发来了证据，真真切切地就在我们眼前。他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再停留于猜测，而是真实存在的。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监管国内治安的“Q Group”工作组势必不惜投入大量资源调查此次泄密事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觉得，美国当局很有可能会试图夺取我的笔记和文件。毫无疑问，我们很快也会成为国外情报机构的关注对象。

珀特阿斯和我决定两天之后再见面。在那之前，任何事情都要先缓一缓。而这一计划没能坚持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登录邮箱，以为应该不会有邮件。但时间戳显示，与我分开后不到4个小时，珀特阿斯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她肯定没怎么睡好，我也是。但当我看到她的邮件主题时，我瞬间清醒。那是我们的私密暗号，意思是“紧急”。破译之后，这条信息的内容非常简短：

奇怪，这太奇怪了。就在昨天我们刚看过那些东西之后，又有东西要给我看？昨天晚上，Verax发过来的是一份绝密资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一个月前刚更新过的一份演示文件。已经过了午夜，珀特阿斯和我仍旧站在小小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前，试图弄懂文件中的那些术语。文件的核心内容已经非常明了：在一个化名“棱镜”（PRISM）的项目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局正从雅虎、谷歌、微软、脸书等公司的上万个用户账号中提取数据。该文件共有41张幻灯片，还有长达8 000字的演讲者笔记，阐述了该项目的法理基础和操作细节。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它看起来确实是真的），那么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极为罕见的东西——一份针对美国境内开展的情报活动的近乎实时的权威记录，而这一情报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其公认的界限。

当我们终于决定要去休息一下时，珀特阿斯告诉我，这份材料她只理解了差不多10%。我最多也就理解了一半，但我并没有因此觉得羞耻。记者本来就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如何找到答案，如何检验证据并且寻找更多证据。打造一则新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已经具备了基石。

我这么想着。但珀特阿斯明显被一些事情吓到了，不然也不至于打破我们发邮件的准则。一切猜测都是无用的。我并没有从她发来的信息中读出任何的话外之音。我猜，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是坏消息。但在这个阶段，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都让人坐立难安。因为一旦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意味着我对于我们的处境并不了解。几周以来，我一直在推演可能发生的事件，推测下一阶段的报道可能的发展路径和可能会遇到的障碍。我必须找到其他的信息提供者，并在确保他们的安全的前提下与他们取得联系，以验证文件的真实性，了解背景情况。我随时都有可能搞砸这一切——暴露Verax的身份，误信虚假信息，误解短信内容，泄露某些信息，从而在无意中对别人造成伤害。我脑海中的规划路线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预见的麻烦。

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规划了。Verax已经按下了启动键。我们已有文件在手，但不知道何时能够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其间任何插曲都可能带来危险。Verax拒绝透露自己的住址，但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去上班了。一旦他的雇主注意到他失踪的事，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届时，当局就会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抢先获悉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到那时我们的直接沟通渠道都会被关闭。

我们想一窥一个庞大的监控体系的真面目，而与此同时我们又试图逃过该体系的监视目光。我们自知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珀特阿斯那天早上给我发那封紧急邮件时，她身在曼哈顿下城翠贝卡区，而我身在曼哈顿上城，我俩之间的直线距离仅为6英里。但她是通过匿名中继的方式发送的，使这封邮件在世界范围内绕行了上千英里才到达我的邮箱，从而隐藏了真正的发件地址。当我登录邮箱时，我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们用现金购买了一些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并使用安全保护工具仿造了它们的硬件地址和网络地址。珀特阿斯、Verax和我将所说的每个字都加密。我们从不使用电话联系。每一次的联系都会留下痕迹，这一点无可避免，但我们会故意留下一些虚假的痕迹。

在我动身前往下城之前，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与上一封邮件一样，主题看似极为平常，实则意为“紧急”。我打开之后，看到邮件内容已经加密，密文如下：

我插入了一个U盘，里面是我的私钥，这是一个用来解密邮件内容的小小的数字文件。我输入了两个密码，一个用来挂载U盘，另一个用于启用私钥。解密之后，珀特阿斯的邮件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取消了去华盛顿的航班，急忙赶到地铁站，迅速跑下楼梯。坐上前往下城的地铁后，我将手机电池取出。智能手机是绝佳的追踪工具，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遥控传声器，前提是你知道如何开启这一功能。

我第一次见劳拉·珀特阿斯时，距离2010年圣诞节只剩三天。她突然出现在我位于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办公室，没有任何预兆。我们的一个共同好友卡伦·格林伯格一直说我俩应该见一见。卡伦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开了一个政策讨论沙龙，气氛十分活跃。我从《华盛顿邮报》辞职后，卡伦为我提供了一个研究员职位。迎接我的除了新的办公室，还有迈克尔·希恩留给我的一个咖啡杯，他曾经就职于美国国防部，后来又回到国防部。杯子的侧面印着一个面带微笑的方下巴二战大兵，手里端着咖啡，旁边印着大兵的话：“闭上你的臭嘴行不行？”早在1944年左右形成的保密文化，永不过时。

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要问珀特阿斯，她是怎么绕过楼下的保安和楼上难搞的接待员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我错过了一场“好戏”。“我很抱歉，当时为了找到你，我吓到卡伦的员工了。”她在邮件中写道。

要说珀特阿斯的报道能够获得大众信任，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她具有超于常人的毅力，46岁就曾获奥斯卡提名，并且荣获皮博迪奖，常常只身一人扛着摄像机穿越战区。她在政治立场上属于激进派。外界对其评价是“热情”和“坚韧不拔”。她在波士顿附近长大，后来去学做厨师，之后转向电影制作。她的突破性作品《伊拉克，我的祖国》（My Country, My Country）记录了处于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人民建立民主制度的失败尝试。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前段时间刚刚播出了她的新作《誓言》（The Oath），这部作品中穿插讲述了本·拉登的前保镖和司机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姻亲兄弟，前者现在是也门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后者仍被美国军方关在关塔那摩监狱。

我与珀特阿斯的相识源于《伊拉克，我的祖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部纪录片于2006年首次上映，在随后的4年里，珀特阿斯每次出入美国国境都会被海关留下接受审问，其行李每次都会被搜查。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部门官员会在不说明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将她滞留几个小时。他们会逐页翻看她的笔记，拷贝她存储卡中的视频文件，有时还会“扣押”（这仅仅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她的电子设备。她后来回忆称，有一年夏天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那些人“没收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摄像机、底片和手机”，直到41天之后才归还。至少有一次，他们承认对她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全面取证，将所有信息逐一拷贝以供永久保存和使用，除此之外还会恢复已经删除的文件。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震惊。美国政府给出的借口竟然是：电脑和手机就如同钱包或旅行包，都只是“容器”。基于这种奇怪的逻辑，夺取、拷贝、保存数十万私人文件和专业文件，就无异于搜查人们行李箱里有没有未申报的苏格兰威士忌。长期以来的先例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有关“合理根据”的要求不适用于边境搜查，理由是海关当局需要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以抵御国家安全威胁，强制执行海关法规。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更宽泛的声明，更加挑战着公民的常识和基本权利。政府辩称，边境搜查根本不存在“不合理”一说，因为海关工作人员可以随意搜查和扣押入境物品，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一声明的内容就连乔治王时代都未必能接受，联邦法官却刚开始质疑其合理性。

珀特阿斯之前就听说，在我以前的编辑室同事眼中，我极度重视隐私，是个会将所有的笔记都加密，还会设置虚假网络账号的异类，甚至连睡觉的时候可能都会戴着用锡纸做的帽子，以屏蔽恶意无线电波。对我来说，采取这些防护措施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记者和其他人一样，接受了互联网的馈赠，却忽视了其代价。使用手机、浏览网页、发邮件、发信息都会留下一长串的数据痕迹，其中就包含有关我们的通信对象、通信时间、见面地点、通信内容的信息。不断变更的法律条款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使政府有更多机会访问这些数据宝库，而不会受到太多监督。大型私企的雇主会在公司层面部署类似的监控设备，以方便随时监督自己的雇员。我们的一些调查对象会雇用私人侦探挖掘我们的通信记录，以防止我们获取有关他们的更多信息。尽管我们作为记者都会承诺绝不透露自己的秘密线人，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数字信息正在为敌人拔除我们的线人提供可乘之机。多年以来，我总是把笔记放在其他任何人，包括我信任的上司都看不到的地方。正如安全分析师格雷厄姆·克鲁雷所说，“云”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别人的电脑”。当你把信息放在“云”端，你就放弃了对信息的控制权。

珀特阿斯想知道如何自我防卫。一般情况下，面对这种咨询，我会先询问她想要保护什么，以及她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敌人是谁。珀特阿斯已经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对手是世界级的。这听起来不甚乐观，但即使是美国政府也要谨慎考虑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稀缺的技术资源，它不可能对监控名单上的每个对象都倾尽全力。到目前为止，针对珀特阿斯的监控还不需要投入太多，因为她出入各地所携带的都是裸数据。她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来提高对手监控自己的成本。同时，至于她那台被拷贝的笔记本电脑，她是否更改了邮箱和网络账号的密码？答案是肯定的。

那天晚上，我发给了她一份“有关深入阅读的简要说明”。事实上，尽管我一再克制自己，结果仍未能如愿。这封邮件内容长达上千字，充满了用字母组合表示的软件工具（比如GPG、TrueCrypt、OTR、SOCKS proxies、Tor）的链接和使用方法。回想起来，不难理解我以前的同事为何很少向我寻求这方面的建议。

我向珀特阿斯推荐的很多方法都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密码朋克”，这是一个由愿景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崇尚自由（因此无领导）的集体。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密码朋克就着手保护互联网不受审查、监控等各种异常的国家控制手段影响。美国“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前作词人、电子边界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作为其中一名密码朋克，写就一份独立宣言，警告大多数政府（被称为“令人厌倦的钢铁巨人”）：“我们不欢迎你们的加入。”埃里克·休斯在《密码朋克宣言》中宣布了一项行动计划：“我们深知，必须要有人来写软件以保护隐私。只有亲自动手，我们才能保护隐私，所以我们决定要写这样的软件。”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写出了可以有效运作的软件，并且供人们免费使用。就连研发了洋葱路由（可使用户实现在网络上匿名沟通的软件）的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也对外发布了这一软件和其底层代码，以供大众免费使用。该实验室所发表的一篇突破性技术论文中这样写道：“保护隐私不仅意味着要隐藏通信的内容，而且要隐藏通信双方的身份信息。”

有了这些工具，任何人都隐藏在简练的密码学数字运算背后，可以放心地在网络上读写信息或与人沟通，而不用担心受到审查，不必心存忧虑。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几乎没有人会去做。“麻瓜”不会使用巫师的魔法来处理问题。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谈论这一神秘领域，更少人有动力或耐心去学习使用这些工具。而我却如同书呆子般从中收获了某种乐趣，而且作为一名日常报道秘密外交政策、情报和战争的记者，我有很强的动机这样做。我从2006年开始使用GPG，它是电子邮件加密和文件加密的绝佳工具。在那之前不久，在一起针对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幕僚长的刑事案件中，《时代周刊》杂志不顾一名记者反对，将该记者的笔记递交检察官。在我心中，GPG的开发者和一直以来的维护者沃纳·科克是对公民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但不得不说，GPG的操作非常难，即使是这一领域的专家，面对篇幅堪比中篇小说的用户指南，也常常败下阵来。它本来可以用两千字有余的篇幅，就把这个堪比罗伯特·史蒂文森笔下杰基尔和海德的故事讲清楚的。这个笑话也许本身就已说明问题，但我没有更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给珀特阿斯。也许我能提供给她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你也许应该咨询一个更有经验的人。”我在此必须要说明的是，现在更容易操作的工具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虽然它们也并非毫无难度。

2013年1月31日，珀特阿斯通过邮件告诉我她要经过纽约，那时距离她最初向我咨询已经过去两年了。我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合作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几天，你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她问道，“我想要咨询你一点儿事。”这一看似平常的邀请，其实暗含深意。之后她又给我发了一条加密信息，让我不要带手机去。两天后，我们在一家名为Joe的小小的咖啡吧见面了，地方是我挑的。她冲着店内拥挤的桌子做了个鬼脸，然后建议我们换个地方。之后我们又换了两个地方，最后还是她找到了一个较为私密的场所。我意识到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在服务员把我们点的食物和饮品送上来之前，珀特阿斯一直在跟我闲聊。出于习惯，我拿出了一个Moleskine（鼹鼠皮）笔记本。只见她摇了摇头，于是我把笔记本收起来了。她说，一个匿名线人找到她，称自己是美国情报体系的一员。当时，珀特阿斯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早在5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交流了。据这个匿名线人讲述，美国国家安全局打造了一个监控机器，其监控范围之广和力度之大足以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他可以提供证据，但还没到时候。

这一开场听起来似乎不甚乐观。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直保持一张“扑克脸”，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对于那些不乏妄想的线人而言，很少有比情报阴谋更有诱惑力的消息了。自我在上一本书中写到未经授权的美国本土监控行为之后，我收到了无数封字迹潦草难认的信件，我的语音信箱也已经爆满。珀特阿斯的线人听起来似乎没那么不靠谱，但也许他提供的是另一类线索，很多记者将这类线索归为“如果是真的则非常重要”。这类线索听起来颇有道理，具备新闻价值，前提是它是真的，但从本质上而言，它又根本无处查证。我能够想象那人所说的证据是什么样的，但可能需要法院传票、窃听设备才能得到。那些文件可能有重大价值，但你可能要为此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想要提醒珀特阿斯，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个不好的习惯。就像警察和出庭律师一样，记者总觉得自己对于真相有种特殊的直觉。那时的我也难免受这种想法影响，但它始终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在对照试验中，专业调查者区分真相与谎言的成功率并不比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区分的成功率高。当然，我并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很多年里，我相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东西，因此错过或忽视了很多与我以往经验不符的真相。最令人不安的一次失败经历发生于1995年6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个山顶，我采访了一个名叫伊加尔·阿米尔的以色列定居者。那时，阿米尔其实已经在跟踪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5个月后，他终于找到机会足够靠近拉宾，并且朝着拉宾的后背开了两枪。而我在跟阿米尔交谈时，并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异样。他那些暗含深意的话语当时被我当作常见的套话。他称拉宾为叛徒，还冲一个写着“奥斯陆协议”的洞口撒尿。在我看来，这就是他表达抗议的方式，这在像他那样的宗教民族主义者中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以前见过成百上千名像他那样的人，我这样想着。

我最终没有开口，又咬了一口汉堡，让珀特阿斯得以继续说。那时的我哪怕开一个小玩笑，都可能把场面搞砸。我所认识的珀特阿斯，对于那些使命感不如自己强的同事往往持严肃批判态度。随着我们的谈话继续，我开始对她说的内容产生兴趣。那名线人并没有向珀特阿斯亮出所有的底牌，而珀特阿斯对我也有所保留，但可以看出，这名线人能够很熟练地使用信号情报和通信网络语言。我发现他似乎不太会使用华丽的辞藻，但珀特阿斯说他在描述事实时文字表达非常精准。他并不避讳说“我不知道”，这一点让我和珀特阿斯都略感欣慰。还有一件小事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度，那就是他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将通俗易懂的语言切换成行话。往往只有业内人士才会这样，而且是很难假装出来的。

珀特阿斯希望我能识别出其中一些术语。我有听说过“无界线人”（BOUNDLESSINFORMANT）吗？没有。但是我喜欢他说话的语调，真诚中透露着不自量力，雄心勃勃中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那我听说过SSO吗？我当时非常确定，它指的是“特殊来源行动组”（Special Source Operations），跟美国国家安全局使用某些友好企业控制下的设备有关。那名线人口中的DNR、CNO又代表什么呢？一头雾水。我脑海中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不予急救”“海军作战部部长”，这显然错得离谱。（后来我才了解到其真实含义分别是“被叫号码识别”和“计算机网络作业”。）NSANet呢？这个我知道。它是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性内部网络，可使3万名员工都连接到共享的情报部门资源，例如类似维基百科的“绝密”参考网址。

珀特阿斯的这名线人究竟是他自己口中所声称的一名真正的“吹哨人”，还是用公共记录冒充内部信息的骗子，或者是一个兜售虚假阴谋的情报分析师，抑或是一名误解了某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的一知半解的官员？我告诉珀特阿斯，我觉得自己有办法缩小他的身份范围。我之前曾写过一本有关时任副总统切尼的书《垂钓者》，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细节信息，但我在书中并未提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些细节要么太偏技术性，要么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要么与我所写的内容不甚相关。如果我所了解的这些信息，这名线人也知道，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他能填补一些信息空白，或者基于充分的理由纠正某些错误信息，那就更好了。

珀特阿斯问我，在这个故事水落石出之后，我是否考虑借助一些合力因素。她说，出版物和影片的形式可以互为补充。当时我俩谁都没有明确表态，但我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每次与线人交流之后，我们的疑虑都会打消一些。到那年春天时，我和珀特阿斯已经成为搭档。我在5月初给她的一封邮件中写道：凡事都要提供书面证据。此时的我已经迎来人生的关键时刻。

我写道：如果这个人说的不是真相，“那我就太意外了”。

当珀特阿斯介绍我和Verax认识时，Verax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不愿意相信我的前雇主《华盛顿邮报》，那是我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起步的地方。他对于《华盛顿邮报》的了解主要来自其言论版，上面发表的特约专栏文章和代表该机构本身立场的社论曾谴责维基解密，敦促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还为小布什总统围绕“全球反恐战争”所采取的其他（在他看来）非常过分的行径进行辩解。Verax想要通过不止一种声音来讲述他的故事，而且希望这些声音之间是对立的。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珀特阿斯用以往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而且她曾是战时当权派的关注对象。她曾拍摄一个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批判者的短片，正是该短片引起了Verax的注意。《卫报》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则因坚定不移地对抗当前的国家安全体制及其拥护者而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然而，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Verax发给格林沃尔德的所有邮件以及随信附上的有关加密的视频教程都石沉大海。

在这个故事中，我不属于完全的局外人。我曾是一家主流媒体的正式员工，我没有佯装会加入Verax的阵营或者支持他的事业。此外，在此之前，我已经多年致力于调查有关美国本土监控的事宜。Verax在考虑接受我时，主要基于两点：首先，我很适合做这件事，经过多年的调查，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去挖掘、报道那些文件背后隐含的信息；其次，只要如实将新的揭秘信息报道出来，影响力就足以问责政府。

也许是有意刺激我，Verax暗示，他认为只有像格林沃尔德那样英勇无畏的异议者才能够揭露真相。这确实刺激到我了。我对格林沃尔德略有了解，在2010年举行的一场名为“宪法与国家安全”的讨论会上，我作为主持人，曾试图稍微缓和他的立场，但失败了（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与如此固执己见的嘉宾同台过）。我告诉Verax，格林沃尔德确实非常聪明，他不惮于揭穿那些伪善者的面孔。他要求所有的官方声明都要有据可依，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但他和他的对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关注的事实和依据都是有选择性的。我认为，只关注那些能证明自己论点的事实，这应该是诉讼律师的行为，而不是一名记者应该做的。

我向Verax提出的核心论点事关公共辩论中的信息生命周期。格林沃尔德对于我这种主流派嗤之以鼻。但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不遗余力地谴责的那些罪恶行为是如何被发现的？有关酷刑、秘密监狱、本土监控、国家安全密函被滥用等问题，包括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真相，他是如何知晓的？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由像我这样的新闻从业者首次向大众揭露，并对其背后真相深入调查跟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个人或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纽约书评》，正是该杂志发表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机密报告）用不容争辩的事实向世人揭示了关塔那摩监狱的状况。从司法观察（Judicial Watch）到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等公益诉讼机构，均向政府施压，使其交出秘密会议记录以及虐囚的照片。这些信息反过来促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和《纽约客》杂志去挖掘更多更新的内幕信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众包调查与分析，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秘密引渡航班及其目的地信息被曝光，这就为《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有关美国的秘密海外监狱这一新闻铺平了道路。公共辩论的确会受大众观点的影响，但若不是因为事实的力量，公共辩论根本无从展开。传统新闻机构开展的耐心的、专注的调查报道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Verax表示接受。他担心的是我会在明确无疑的事实上含糊其辞。他怎么能确保我不会故意削弱事件的影响力，或者出于美国政府的要求而直接不予发布？我以前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这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好像是在问我一般会编造出多少事实。我想说，我以往的工作记录就可以说明一切，但我知道，他没办法去证实这些东西。要说我的工作记录经得起任何人的查验，未免过于自大了。即使Verax一字一句地研究我曾写的东西，他也很难发现我是否曾故意隐瞒部分事实。我以往的报道也许能够提供有力的间接证据，但我始终无法提供直接证据来证明我的中立立场。

Verax开门见山地问我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我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一行？我如何定义成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向他提问，但是我首先无法回避他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之所以觉得新闻工作很有意义，是因为真相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即使再容易犯错的人也看得出，真相是由我们所发现的零星的线索拼凑起来的，随着我们不断发现更多的线索，我们会修正之前的真相。我相信，无论是在选民投票站，还是在市场竞争中，在一切需要做决策的场合，只有公开透明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我告诉Verax，我不喜欢牵涉个人恩怨，但毫不夸张地说，当局已经不爽我很久了。

接着，我开始讲述我在高中时期那个流产的报纸记者生涯。当时，校长禁止在校报上发表一篇新闻，但我还是发了。她就把我给解雇了，并将我们印出的报纸全都给烧掉了。几天之后，秉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我和另外两个编辑一起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宣布要以校长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提起诉讼，即“格尔曼诉瓦克尔案”。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负责审理该案件。

“这太扯了，太好笑了！”Verax写道。

那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容易被打败。费城学区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我毕业后才承认宪法赋予了我们出版权。校长还在我的大学入学申请文件中加入了一张有意抹黑我的纸条，后来又声称不小心将纸条弄丢了，这样一来，尽管我有知晓她所写内容的合法权利，但也无从行使。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次我们都输了。然而，这次事件让我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并让我至今关注权力的使用和滥用问题。后来，这成为我最喜欢向别人讲述的故事之一，尤其是附上《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刊登的一张我的照片，照片中的我留着当时热门电视剧《欢迎归来，科特》（Welcome Back, Kotter）中流行的发型。

了解了这些之后，Verax开始转向一些具体的问题。他问道，我有何种证据可以证明，我现在能够顶住来自政府的压力？我感觉这像是求职面试，但是无所谓。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写的那本关于迪克·切尼的书，书中讲述了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曾试图掩盖的一些事情，他还因此在电视节目上表达了对我这本书的不屑。我在书中花大量篇幅介绍了联邦调查局使用国家安全密函调走了数十万美国民众的信息记录，而这些人都是清清白白的，没有任何行为不当的嫌疑。司法部向国会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信件，指控我有意“歪曲真相，弄虚作假”，后来又不得不撤回该信件。在那之前两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开始大肆诋毁我所做的有关美军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的报道的真实性。曾实名攻击我的戴维·凯，在三年之后若无其事地告诉我，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那篇涉事报道是真的。再早一些时候，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高级助理把我从她的专机上赶了下来，因为我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机密外交通话，而这与其在公开声明中的口径不符。（我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某位高层的不满。）在我刚刚成为美国国防部通讯记者的那一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头版文章，揭露了落在伊拉克境内的炸弹中有93%并不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中所描述的“智能炸弹”，其中2/3的炸弹都未能击中目标。结果，空军参谋长梅里尔·A.麦克皮克将军在公开场合声称，要把我放在一片空地上，让我尝尝被“傻瓜炸弹”袭击的滋味。

“我真的很想报道这件事，”5月18日，我告诉Verax，“我认为它非同小可。”他应该会同意的。此时，我的主流媒体出身不再是他所顾虑的因素，而会成为他选择我的原因。如果一家主流报纸“获得这一事件的独家报道权，并投入相关资源追踪报道”，我写道，“你会收获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收获的东西”。

Verax反驳称，我根本没有权力承诺这一点。在他看来，无论我出于何种目的，一家新闻出版机构都不可能顶得住来自政府的威胁。“我担心的是你们的编辑、他们的律师，以及所牵涉的其他相关人士，”他写道，“我怕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将事件降级，而不顾公众利益。”

“就我的实际经验来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我回复道，“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我离开《华盛顿邮报》确实是一段不甚愉快的经历，但是不可否认，在那儿工作的21年里，它一直为我提供支持。我曾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的小伦纳德·唐尼直面反驳咄咄逼人的内阁秘书、两位情报机构的头儿，还有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还有一些更高级别的人员之间的交锋，可惜我没有亲眼见识过。《华盛顿邮报》会尊重每一方的观点，认真倾听每一方的言论，但它会做出自己的判断。针对有些内容是否适合出版，我曾两次与唐尼持不同意见。那两次都很惊险，我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大错。

我不确定这些话是否说服了Verax。他依旧对我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怀疑就已足够。他以一个工程师的思维逻辑，找好退路，建立冗余路径，以确保自己的故事能够为大众知晓。即便我不报道这一事件，珀特阿斯和格林沃尔德也会向他人讲述。他后来告诉我，他的计划完全不存在“单点故障”。如果我们三个都去跟进这则新闻，在他看来，就自然而然地会形成分工，各有侧重。我告诉Verax，到整件事即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我不会就报道的内容与格林沃尔德协调。没关系，他说，你们各自的角色和技能是互补的。

Verax在写给珀特阿斯和我的便条中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以美国国家安全局常用的编码方式给我起了一个代号。

在珀特阿斯和我的想象中，这名线人应该已经人过中年，或许更大一些。其文字表达，不管我们如何理解，都不像是出自一名女性；从其了解的信息面来看，他应该已经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如此，我们对于他的姓名、所属机构、工作内容仍一无所知。对于我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珀特阿斯让我保证，在未经Verax同意的情况下，我不会去尝试调查他的身份。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在原则层面，这种行为会严重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在实践层面，当调查这名线人的相关信息时，我很可能会将他置于险境。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者其他相关方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正在谈论这一事件。究竟有谁在背后监控着，我根本无从知晓。哪怕我只是在谷歌浏览器上搜索一条小小的线索，当局都有可能从中挖出更多信息。

“我不会试图揭露线人的身份。”我在2013年5月7日写给珀特阿斯的邮件中写道，但我希望他主动向我们坦白自己的身份，而且要尽快。他开始计划主动提供有关自己身份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承诺，但前提是要在这一事件引发广泛的公共辩论之后。他知道，一旦泄密者的身份曝光，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转移到他身上。从我的立场来看，我需要在整个事件水落石出之前就知道他的身份。

就在同一天，我写信给Verax和珀特阿斯：

此时的我如履薄冰。我刚刚与Verax建立起沟通渠道，还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这么着急向对方施压。毕竟他还没有向我提供任何东西，我何苦冒这么大风险？但是，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要想获知全部真相可能会冒更大的风险。我们都不敢奢望Verax会有一个好结局。任何一种意外情况发生，都可能使他随时与我们失联，而且毫无征兆。他可能会被捕，可能会被未知机构以非正当程序抓起来，可能会被迫隐藏踪迹，还可能会获得庇护，但前提条件是保持沉默。他觉得自己可能会遇害。无论是哪种情况，届时Verax对于我们而言都会彻底消失。如果我不尽快问出一些核心信息，那么我很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问了。

当我问到Verax的姓名时，他选择了避而不答，但他并未阻止我问一堆其他细节问题。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采访经历，我们的交流是非同步的，而是通过发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的方式一来一往，但这一过程存在一个核心漏洞：我正在试图证实一份我尚未亲眼见过的文件。截至当时，根据Verax提供的解释，该文件可以证明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登录美国那些知名公司的用户网络账号。我每次会发给他一二十个问题。

我开门见山地提出：“我凭什么相信你能接触到那些机密材料，更不用说相信你能保证材料的真实性？”言辞并没有特别圆滑，我希望能够营造一种直白的沟通氛围。我发现，坦率直言并不会令他不满。他列出了一些禁止询问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他自己和他亲近的人。但只要涉及他口中的事实，他随时都会试图证明。

“我之所以能够直接接触这些文件，是因为我的职位，”他回复道，“我知道它们是真的，因为它们有访问权限限制，是由内部创建的，并且都带有相应的标记。我之前就已经说过，当你看到它的那一刻，其真实性不证自明。”

我告诉他，一张纸质文件本身并不能说明太多东西。只有该文件所揭露的东西才能成为新闻。在我能够相信它所揭露的东西是事实之前，我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文件出自谁之手？起草该文件是出于何种目的？文件上是否有一些“印记”（首字母缩写或印戳）来证明它已经历一系列的审批程序？Verax手中是否有该文件的接收者名单？有多少人拥有该文件的访问权限？是什么赋予了该文件权威性？一则重大新闻所基于的文件倘若是虚假的，结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而如果该文件只是一个底层员工的草稿、已经被拒的提案，或者是关于一个早就被废除的试点项目的备忘录，结果并不会好多少。如果文件中所声称的事实是错误的怎么办？1948年，《芝加哥论坛报》曾以“杜威击败杜鲁门”为头版标题，但事实上是后者宣誓就职。

“假设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其内容是准确的吗？”我问道，“里面是否包含一些虚假的声明、误导性报道或者重大疏漏？”Verax说他不能担保每一页的内容都是准确无误的，但根据他的亲身体验，文件中的内容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规章制度、培训内容、信息采集系统、数据存储库都是对得上的。他说，这文件并非过时的备忘录，也不是废弃的草稿，它是针对正在采取的行动所做的一份总起性概览，由顶层负责人起草，并且近期刚刚更新过。每一个军事组织都会有一个类似的“命令简介”，Verax说，其中一个目的是“展示项目的必要性，从而申请预算”。

我试图慢慢转向有关他的个人问题。这篇报道一出，无疑会招致反击，线人及其信誉都会遭受攻击，到时候我可经受不起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

“如果当局推测出线人的身份，或者声称已经知道线人的身份，并采取一系列手段诋毁线人信誉，我应该事先预料到他们会采取哪些手段？当局为了摧毁线人的信誉，是否会选择公布或者隐瞒一些事情？”

他是否曾被政府部门开除公职？没有。是否曾滥用药物？没有。是否曾酒后驾车？“我滴酒不沾。”他回答道。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总是纠结于这些有关他的问题没有意义。他预料到自己的人品很可能会受到攻击。“你没有能力保护我的身份不被发现，但如果你能够帮助我把真相公之于众，我就认为这是一项公平交易。”他写道，“最后，不要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比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行为活动。”

我写道，人们会说你不遵守程序，如果你真的对于该项目持强烈反对态度，那你曾通过哪些行为来表示抗议呢？后来，在最初的报道发布之后，他告诉我他曾经反复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同事和主管提出自己的顾虑。对于这一点，我无从考证。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告诉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斯诺登曾以项目违法或违规为由提出申诉，但他们不排除斯诺登曾私下向同事表达自己的疑惑。显而易见，斯诺登并未提起任何官方申诉程序。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斯诺登是承包商雇员，而不是政府公务人员，因此也不知道他可能不受到《吹哨人保护法案》的保护，这是一项不久前刚刚通过的总统指令，但保护的对象较为局限。在我们第一次沟通的过程中，他不断强调一切申诉都只是徒劳：“吹哨人”一旦试图向领导者或机构发起挑战，结局往往都是惨败。我不知道政府或其他任何大型机构的成员怎么会一本正经地否认这一点。

“IC曾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如何拔除内部抗议者和避开监察，人们只需要看看前人提出抗议的后果，就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说道，这里的IC指的是情报界。

面对不法行为的指控者，我经常会问他们，被指控者曾提出何种最有力的反驳。这有助于我检验信息来源，同时可以使我为采访被指控者做好准备。“当美国政府发现我手中有这份文件时，他们会做出何种行为，你将会如何回应？”我写道。

“政府通常会给出的理由是：该项目是经过法律授权的，它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于敏感内容或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他们会不予置评。我认为，他们不会试图质疑文件本身的真实性，因为要想伪造文件，首先得有机会了解项目的细节。”

“如果当局声称一旦文件全部或者部分泄露，将会损害国家安全，那么他们最有可能给出何种理由？其声明会有何不妥？”

Verax预测，政府会给出的理由是：一旦有新闻爆出，“将会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遇冷”。后来他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

这个答案我觉得还不够。有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真的没有更多要说的吗？我问道，他难道不担心这份文件一旦泄露，会导致“一些策略、技巧、程序或技术被曝光，从而将使外国情报人员获利”吗？

这一点激怒了他，他再一次暗示对我的职业价值观表示怀疑。“我有点担心，记者所接受的职业训练使他们觉得赋权精英阶层可以不惜牺牲大众固有的隐私权，并以守护这一行为逻辑为己任。”他写道，“这还需要反驳吗？”

当然，我说。

被激怒的Verax最终做出了让步。在后来成为一名公众人物之后，他的言辞变得更为谨慎，再不愿做出类似的让步。他承认，这份文件一旦被曝光，确实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他辩称，这样做带来的益处是无可比拟的。“确实，亲爱的USG（美国政府）的那些TTP（战术、技术、过程）将会被曝光，可能会使外国政府受益，但该文件一旦被曝光，无疑会惠及更广大的民众。”他写道。外国政府“已经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策反了大型电信企业，如果有能力它们也会这么做”，但“无辜被牵连”的民众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大规模监控行动中。正因如此，互联网企业不会受到任何外部施压去保护民众。“我不相信，相比信息控制、全面监控、永久奉行黩武主义，身份不明的个人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他接着说道。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语调代表他已经极度愤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这种语调一旦出现，就意味着需要暂时中止话题，改天再说。我们沟通时所使用的链接是暂时性的。他随时可能关闭沟通渠道，然后彻底消失。尽管如此，有时候我还是会选择忽略这些迹象，继续施压。有一天，我追问了他很多问题，最后他回复我：“你明知道我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你是故意用这些问题来激怒我吗？”

5月20日，棱镜项目简报的出现，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假设性问题。第二天，一切彻底发生改变。

这不像是我所认识的珀特阿斯。她给我发的第一封紧急邮件至少还有一些实际性内容：我们需要见面。这第二封紧急邮件单纯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当我赶往下城区，到达她所下榻的酒店时，只见她房间里一片狼藉。床上和地板上几乎到处都是设备、衣物、纸张。她显然一晚上没睡，也没有换衣服，脸上的表情令我有些捉摸不定。她的震惊是显而易见的，但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欢欣？惊慌？不可置信？我不记得我进门的时候她有没有说什么，我只记得，她冲我摇了摇头，挥了挥手，“你自己看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Verax又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文件包，比第一次发过来的文件要大，而且是大得多。里面有三个数字保险库，每一个都有单独的密码，而且一个嵌套着另一个，就像是俄罗斯套娃。最外层的保险库标签为“Pandora”（潘多拉），它里面嵌着的保险库标签为“Verax”，“Verax”里面的保险库标签为“Journodrop”。我将最后一个密码输进去之后，弹出了一个状态窗口，接着加密文档开始解密，文本在屏幕上飞速闪现又飞速消失，让人来不及看清内容。这一操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得到了一共8GB（吉字节）的新文件。我曾在一篇报道中做过这样一项运算：1GB的文件往往有上万页，如果里面不包含各种各样的图表，则页数会更多。

我试着点击了一个名为“fi sa”的文件夹，这4个字母是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缩写。这个文件夹里面包括2个文件夹，我点开了上面的那个，结果发现它里面又包括11个文件夹。就这样，文件夹里套文件夹，我持续打开每层文件夹里的第一个文件夹，于是又看到6个文件夹，接着是14个文件夹，再接着是21个文件夹。我大概浏览了一下这些文件夹的名称，发现里面有Word格式的备忘录、纯文本文件、幻灯片、PDF文件、Excel表格，还有图片。

此时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从未用平板电脑一次性处理这么大体量的信息。我要如何审查这些信息，如何防止信息被窃，如何在报道中涵盖如此大量的信息？我熟知如何用传统的调查方法来搜寻真相：我会通过公开的文献资料和背景访谈，了解事件大概的来龙去脉；面对难以攻克的终极目标，我会采用迂回战略，从外围入手，先采访周边线人，然后逐渐接近核心人物。后来，我开始再次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奏效了，但太费事了。我无法批量验证这些机密文件，比如一次性验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文件。我也不可能把整个档案资料放在网络上通过众包的方式获取调查信息，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很有效，但当公共安全面临未知的风险时，它就不再适用了。即使Verax想利用这种方式（事实上，他果断拒绝了，因为觉得这种方式过于草率），我也绝对不会同意。

这份档案的规模本身就已经在部分程度上印证了其真实性。这些年里，我见识过一些伪造文件，其中有些相当有说服力。有些人伪造文件单纯是为了恶作剧，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但谁有能力伪造出这么大数量的文件呢？花费大量工夫伪造这些文件有什么意义呢？从理论上说，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堆真文件中掺杂了个别伪造文件。我需要提防这一点。尽管如此，我对于Verax的信任日益加深。珀特阿斯当天下午还要赶飞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讨论。她把这份名为“潘多拉”的档案拷贝了一份，把原文件留给了我，我带着它回了家。

这是只有好莱坞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泄秘”事件：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的身份不明的线人，带来了一条震惊世人的独家新闻。现实中的新闻界，这种情况实在是极为罕见，以至很难让人们相信其真实性。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从零碎的信息中挖掘出优秀的新闻报道，为我提供这些零碎信息的往往是与我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或者是通过可信的人际关系网络接触到的人。我就是通过他们每个人为我提供的部分信息，来获知那些我无法直接全面了解的事件。

这份档案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我无从得知。它里面包含多少个文件？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但试图找出它使我暂时转移了注意力，平复了心绪。这一过程的艰难程度出乎我的意料。我无法直接通过点击鼠标计算出这几百个文件夹中的文件数量。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电脑命令行，我打开命令行终端，试图回忆起命令行语法。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些，于是去谷歌上搜索了一下，最后输入以下命令：

通过Unix系统下简练的计算机语言，我命令电脑进行了盘点，在当前的档案中查找用户文件，不必列出文件名称，只计算出文件的数量。按下回车键之后，我起身站了起来，此时的我坐立难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显示任何结果。当我用手去触碰键盘，想看看电脑是否出问题时，终端界面向上滚动了一行，显示出了结果：

我坐了下来。等等，好吧，我刚刚肯定是输错了命令，我心里想着。鉴于我使用的是“气隙系统”电脑，长期没有连接互联网，于是我决定换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去网上搜索了一种更准确的计算方法。我尝试了5种不同的方法，并且添加了选项，以过滤掉隐藏文件、临时目录和其他的系统垃圾，每次最终得出的结果都超过了5万。

此时的我开始焦虑不安，随手从架子上拿起了一沓普通的打印纸。要是将这份档案打印出来，将会是何种场景？好吧，我手上拿的是标准的1令纸，有500张，大约2英寸厚。假设每份文件的内容只有一页纸（这是不可能的，但为简化起见），打印出来就需要5万张纸，也就是100令，这些纸摞起来得高达约17英尺（用2乘以100，再除以12），大约相当于3个我的高度。当然，其中大部分文件的内容都不止一页。我最初打开的5个文件的页数分别为57、4、188、16、356。

我本应该准备更充分的，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茫然无措？我曾多次写作有关保密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为一名军事和外交记者，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对“保密、安全与知情权”这一政治学说进行语法分析。我曾两次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堂授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一主题，而且曾在美国海军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教师研讨会上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份当代机密文件的完整文本，更不用说像这样一个资料库。其他人也没有拿到过，至少我所在的行业是这样，所涉及的文件规模如此之大更是闻所未闻。我知道，这并非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保密信息泄露事件。维基解密在3年前曾公开25万份美国外交电文。但那次事件中所涉文件的保密等级都属于秘密或机密。而我当前拿到的这份档案里几乎每一项都带有“绝密”标记，大部分都属于“敏感隔离信息”（SCI），很多文件中都包含代号、操作警示和代表着额外限制的访问权限。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工作毫无系统性可言。我就随机点开并浏览了一些文件。我看到很多技术性资料，比如网络图、数据表、进度报告，以及一些法律意见书、行动简报、目标名单、预算，还有几十个用代号标记的收藏网站的统计数据。其中大部分的术语和代号我都看不懂，直到我看到一个带有以下标记的文件：

作为保密信息，最后三个标签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它们分别代表：这份文件讨论的内容有关通信情报的来源与方法；美国国家安全局作为发起机构，控制着通信情报的流通；该文件仅限国内公民访问。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第二个标签STLW。我知道这个代号！它代表的是STELLARWIND（“星风”计划），就是2001年下半年由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起的未经授权的本土监控项目。迪克·切尼和他的幕僚长共同构思了这一计划，由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海登负责实施，并找来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律师为其提供法律依据，最后将计划打包交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字。在我的上一本书《垂钓者》中，我花了两章的篇幅介绍了“星风”计划，但我始终不清楚它是如何运作的。2012年，我曾写邮件给珀特阿斯，谈论她拍摄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官员比尔·宾尼的短片，比尔曾称“星风”计划严重威胁了公民隐私。“真希望我能知道一些内部细节，可以佐证他所说的话，”我写道，“这件事把我逼疯了，我花了漫长的时间试图弄清楚这个计划的历史和现状，最终还为此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果说我这一生中曾遇到过“白鲸”，那无疑就是指这件事。我曾经记叙了小布什政府内部的历史性争论，它曾差点导致政府官员集体辞职，但我一直未能获悉这件事的全部真相。而今，它毫无征兆地再次出现在我的电脑上。有关该事件的概况我已基本清楚了，其内部细节随时等待我打开文件去一探究竟。这份档案为一篇重大新闻提供了素材，根据我第一天的了解，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新闻素材。还有一些信息，我很清楚不可能公之于众，有些信息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看到，但又有些庆幸自己看到了——其中有针对那些非常明确的危险分子所采取的持续行动，还有一些一线特工人员的照片。

我不禁咒骂了几句。我需要一名律师。我需要升级自己的安全设备。我需要有一家新闻机构作为背后支撑。我需要找到一种安全的途径联系到其他的专家和线人。我需要寻求达夫娜的建议，她是一名伟大的记者，也是我的此生挚爱，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不违反保密约定。我在公寓里思索着，此时的我已经异常焦虑，但又无法解释这一切。

在希腊神话里，“潘多拉”意味着“被赋予一切”。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Verax为他的这份档案取名“潘多拉”，寓意正在于此，档案一旦公布于众，就无法撤回。他可能不记得这个神话的后半部分了。在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中，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了所有的邪恶，这些邪恶纷纷降临人间。Verax想要将足够多的信息公之于众，以引发势不可当的公共辩论。无论是从个人观点，还是从职业视角出发，我都认为“潘多拉”档案所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从没有类似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过。

有些人在拆开一个复杂的礼物时，往往第一反应是寻找用户指南。我在第一次接触“潘多拉”档案时，直接忽略了用户指南。这不能怪Verax，他在顶层目录中留下了两个文本文件，文件名称还特意用了大写字母，分别是“README_ FIRST”（首先阅读）和“README_SECOND”（其次阅读）。好在后来，我还是注意到了它们。

第二个文本文件概括性地介绍了这份档案涵盖的主题，以及文件夹的组织结构。第一个文本文件是一份简介和宣言，共有1 041个单词，开头就像是一段正在进行的对话：“在未来它会以追溯的方式被更改，目的就是损害我的信誉，我没有不良记录，也从未与人结仇。”一开头就营造了紧张的氛围，且言语缺乏逻辑，而基于之前的沟通，我认为Verax应该是用词较为讲究的。几年之后，Verax告诉我，他是在匆忙之中写下这两个说明性文件的，当时的他正要离开位于夏威夷的家，虽然还没有登上那驾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飞机，但此时的他已无法回头。为了打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防御体系，他使出了最后一招。这招无疑会很快引起审计系统的注意。他留下了一份说明，在浮夸的言辞背后，是一个孤身承受巨大压力的年轻人。

在这份说明的最后，他附上了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举动，他给予了我们绝对的信任，将自己完全交到我们手上。节奏一如往常地把握在他手中，但他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我所需要的东西。Verax就此退出，他的另一重身份从幕后走到台前。

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但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什么样的人会甘冒如此风险？什么样的人会甘愿独自承担这种决定带来的后果？怎么会有人能够避开全球监控系统而成功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