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志第八

史有普通、專門之别。專門之史，專記一事者也。普通之史，則合各方面之情形，以明社會之遷變者也。社會遷變，原因孔多，非合各方面之情形，不足以明之；然專明一事者，又不可以謂之史。自成爲一事之史耳，不得徒稱爲史。此猶哲學必合科學而成，而科學又不可謂之哲學也。

前史所記之事，盡有與史無關者：如天文不影響於人事，即不可入於史。不必如水旱偏災等實有利害者，乃可謂之有影響也；災祥之説，雖不足憑，然其時之人，信之既篤，或因此而側身修行焉，或因此而鼓衆倡亂焉，皆可謂之有影響。然古人知識粗，未知宇宙間現象，當分爲若干類研究之，但睹其可異者，則從而記之而已。此石隕、鹢飛等事，所由充斥於古史也。

今後史學，將與昔大異，凡專門之事，皆將劃出於普通史之外，而自成一書。舊史書志所載，在今日大抵可自成一專門史者也。故論書志之體裁，何者當芟除，何者當增作，在今日實無大關係。若就昔日情形立論，則劉氏之説，不爲無見。惟天文非竟無變改；而藝文一志，備載前代之書，亦足以考見存佚。劉氏之論，微嫌酷狹也。

常事不書，爲史家公例，蓋常事而亦書之，則有書不勝書者矣。考古之士，每以欲求前代尋常之情形而不可得，遂以此致怨於古人；然使其自爲一史，即亦將尋常事物，於無意中略去，以此爲天然條例，凡執筆者皆莫能自外也。

惟是同一異也，而今人之所謂異者，亦與昔人不同，有古以爲異，而今不以爲異者，如日食、星隕等是；有今以爲異，而古不以爲異者，凡前史不詳，而後人加意搜輯者皆是。一時代人，只能作一時代之事。《春秋》之聞異則書，亦據當時之所謂異者異之耳；必執後人之見，以議古人，則猶宋人譏越人之不資章甫矣。凡劉氏之論，大抵如此，謂其所見可施諸當日則是，以此議古人則非，由其不審於時代之異也。《漢書》之《五行志》，由後人觀之，誠覺無謂，然在當日，則自有此一種學問也。

劉氏所欲增之三志：《氏族》則《魏書》有《官氏志》，已略啓其端，至鄭樵《通志》撰《氏族略》而大暢其流；《都邑》、《方物》二志，前史《地理志》、《外國傳》中，亦略載其事，所以不能成爲專篇者，亦以其太多，而書之不可勝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