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独白的爱情

“人不能仅仅只为现实的东西而活着，也要有所追求，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些多余的东西，某种悦目、闪亮、美丽的东西，即使是非常廉价的美丽。大部分人都无法生活在没有美丽、眩晕的世界里，总是需要一些东西。如果没有更好的，甚至一张六菲列的明信片就够了，带着暗红和金色色调的黄昏，或者是森林里黎明的一道阳光。我们天生如此，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里这么说。

对于小说中那个清教徒一样自律的女佣而言，一张六菲列的明信片，是她生命里的“多余的东西”，她没有收集女主人的空粉盒、空香水瓶，或其他女主人丢弃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多数女佣都收集那些的，它们虽然闪亮、美丽且廉价，但它们是某种符号和象征，是女佣们五彩斑斓的羽毛和丝线，女佣们用它们来编织另一种生活。六菲列的明信片，和空粉盒相比，似乎更有格调些，它更接近上流社会妇女客厅里的油画，或手上的书，但在本质上，它们到底是一样的，都是生命里“多余的东西”。

那个女佣的“多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爱情！是她对男主人秘密且禁忌的爱情！

女人总要追求这种“多余的东西”的，没有这种“多余的东西”，女人就活不了，即使对一个女佣而言。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都是因为追求这种“多余的东西”堕落了，或者说升华了；死亡了，或者说永生了。

《镜花》里的苏邶燕和鄢丽，也如此。只是她们的追求是中国式的，更写意些。她们毕竟是老庄的后人，读过《逍遥游》的——即便没读过，也是在这种文化里浸淫过的，所以都会虚构，女人一旦掌握了用语言虚构的一招，世界就花团锦簇就应有尽有了。

没有筚路蓝缕，没有头破血流，安娜和爱玛所付出的身败名裂的道德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苏邶燕和鄢丽都不用，她们用中国人的精打细算，或者说中国人的委曲求全，毫发不伤地，实现了她们对“多余的东西”的追求。

这是中国式的花好月圆，是镜里花，是水中月，是一个女人着了戏装，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自吟自唱，咿咿哦哦。

这是苏邶燕和鄢丽的爱情形式，一种喜剧式的悲剧。可仔细想想，谁的爱情又不是这个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