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翻版“51区”

51区发生的任何事情从一开始就被列为TS/SCI，即高度机密或敏感分类处理信息，就连这一神秘安全政策的有关规定也同样属于高度机密。“TS/SCI的秘密分级说明也被列为机密，”国家侦察局名誉历史学家卡吉尔·哈尔说道。这一政府间谍机构从1958年成立之日起，甚至连机构名称都成了高度机密，直到1992年才宣告解密。2011年，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知道国家侦察局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它的职责是什么，以及它曾经是51区的合作机构，因为这些都是涉密信息。

如果某个信息被列为TS/SCI，就可以确保外人无法了解他们不了解的内容，而内部人士也只能获知他们具有需知权限的部分。在谈到苏联时，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被人们广为传颂，“它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中之谜”。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51区。然而，丘吉尔这句名言的后半句却鲜为人知，“但是这个谜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在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里，保守秘密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在面对苏联时，51区必须效仿其保密措施，以确保U-2计划的安全。由于人工情报日渐式微，只有进行高空侦察，才有利于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从传统的秘密行动中，我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关于苏联的重大情报。”总统的科学顾问纷纷抱怨道。1954年，在一份秘密国家安全报告中，他们竭力谋求“通过科学技术改善我们的情报工作”。

他们终于在51区如愿以偿。中情局不仅借用苏联的保密规定开展了有关行动，而且还将这一战术应用到了内华达州的荒漠之中。对于这一点，在欣慰之余，他们的头号敌人一定会感到瞠目结舌。就连空军运输机上的驾驶员在飞往这个秘密基地时，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执行秘密任务的飞行员需要按照某个坐标飞到莫哈韦沙漠的上空，然后通过无线电呼叫一个名为“赛其”的超高频控制中心，再由该中心给出接下来的具体坐标。当飞机经过允许，准备在群山环抱的一片谷地中降落时，就会发现下方似乎根本没有跑道。只有当飞机距离地面仅余数百英尺时，跑道上的灯光才会突然亮起来。

同样，中情局的飞行员也被蒙在了鼓里。这些人全都是从佐治亚州特纳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得克萨斯州的伯格斯特隆空军基地经过严格筛选出来的。在签订合约时，他们并不清楚是谁雇用了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不难发现其幕后主使就是中情局，但是在1955年底，中央情报局成立仅有7年。“就好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赫维·斯托克曼回忆道，“有人告诉我在某一天下午3点15分到奥斯汀宾馆的215房间报到。于是，我按照指定的时间来到那里，然后敲了敲门。这时房间里走出一个身穿粗花呢大衣、相貌非常英俊的男子。他说：‘来吧，赫维……’这就是我第一次被引荐到中情局的经过。”

赫维·斯托克曼是美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虽然为人和蔼，但也很英勇无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放弃了自己优越的生活，投身军中抗击纳粹。从在陆军航空兵团第一次驾驶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爱上了飞行。在来到51区参加训练并成为首批7名U-2侦察机A分队的成员之一前，他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执行过168次飞行任务。

“51区是一片荒野，”斯托克曼说，“我还记得，我们住在一辆拖车的三节车厢里。在格鲁姆湖，我们既不能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打电话。”1956年1月，当斯托克曼他们首次进入51区时，那里“大约只有50人”。从拖车停靠的地方步行就可以来到飞机库，“那里就是我们的训练地点，同样也是在一个拖车里面”。斯托克曼被安排到房门的右侧，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自己在51区的大部分时光。在他的记忆中，基地上唯一一处永久性建筑就是一个杂乱不堪的大厅。“四面望去，到处都是沙漠，”斯托克曼回忆道。有时候，还会有成群结队的野马来到格鲁姆湖畔寻找食物和水。“要想回到文明社会，就只有登上那些飞机。但是，偶尔有车辆来往，也都被严密监视；保安人员几乎随处可见。”

这些飞行员的身份同样被掩盖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假名，我的是桑普森……但是我讨厌桑普森这个名字，于是便问，我能不能叫斯特里特？我说：‘斯特里特更适合我。因为我体型矮小，这个名字更像是真的。’他们回答：‘无所谓。你想当斯特里特，你就是斯特里特。’但是在他们的档案里，我还是桑普森。这些档案至今还保存在51区，而我的档案在桑普森这个名字下面。在这一点上，中情局考虑得十分周密。”在休假期间，这些飞行员同样会受到严密的监视。虽然他们的行为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但是必须确保他们没被苏联的克格勃盯上。A分队的飞行员全都住在中情局为他们配备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的公寓里。每逢周末，他们就会在布朗·德比饭店聚会。“就连在这样的聚会场所里，也有保安监视我们。”斯托克曼解释说。

到了星期一早上，需要返回51区时，他们就在德比饭店集合，因为“这里是当地少数几个凌晨5点开门的地方”。前一天晚上，德比饭店的这些顾客大部分都没有睡觉。这6名飞行员都理着空军发式，个个身强力壮、目光犀利，护送他们的是两个身穿运动衫、打着领结的中情局特工。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个场面，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他们经由卡胡恩加通道穿越好莱坞山，到达伯班克机场，再从那里乘坐洛克希德公司的航班飞往秘密基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洛克希德公司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斯托克曼解释道，“就连这一点我们也被蒙在鼓里。我们被称做‘驾驶员’。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理解。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天知道，我们只不过是‘驾驶员’而已，而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物。”除了学会怎样驾驶U-2飞机以外，对于其他的一切事情，这些驾驶员都没有按需知密的权限。有一次，斯托克曼问他的上级，如果飞机被击落、自己被俘该怎么办，“我们得到的回答直截了当：一旦被敌方俘虏逼问，我们知道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显然，作为地位低下的‘驾驶员’，我们了解的事情十分有限。”斯托克曼还说，在格鲁姆湖训练期间，“我们就连格鲁姆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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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苏联人正在忙着打造自己的间谍计划。假如说51区有一个翻版，那就是位于莫斯科东北40英里处一个被称为NII-88的高度机密的地方。正是在那里，苏联的“韦纳·冯·布劳恩”——火箭科学家谢尔盖·科洛列夫正在从事一个秘密研究项目，该项目不仅很快就会让美国的军事科技显得黯然失色，而且还会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推向高潮。由于担心苏联的顶尖火箭专家会遭到中情局暗杀，斯大林宣布将科洛列夫的名字列为国家机密，直至1966年斯大林死后，这一秘密才大白于天下。就像在51区，中情局以外的人员只知道比先生而不知道理查德·比斯尔一样，在苏联人们只知道火箭首席设计师，而不清楚谢尔盖·科洛列夫这个名字。同样，51区的内部人士习惯将其称做“农场”，而NII-88的科学家也将该地称为“局里”。正如51区一样，地图上没有NII-88这个地方。在之前，NII-88还是一个名为“波德利普基”的小村庄。实际上，格鲁姆湖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个叫做“格鲁姆矿”的“矿区”而已。无论是51区还是NII-88，一开始都只有几顶帐篷和几座仓库，而且仅限少数政府高层人士进入。但是，后来它们却日渐壮大，均建立起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研发设施和间谍平台，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超越对方。

1956年，对于NII-88中情局只知道，这是苏联俘获的数十位德国科学家忍苦耐劳从事秘密科研项目的地方。这些人就像是苏联的“回形针行动”科学家，其中包括梅塞施密特飞行员弗里茨·温德尔所说的苏联设宴款待后在深夜掠夺过来的400名德国火箭专家。

直至1955年末，中央情报局才获悉NII-88的存在。当时，苏联认为他们已经榨干了这些前“第三帝国”科学家身上的血汗，所以准备将这些人遣送回德国。在得知苏联的遣返计划以后，中情局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实施“龙回行动”（Operation Dragon Return）。大批中情局官员被派往德国境内，追捕那些曾经为苏联效命的科学家，并且从他们那里搜罗到了不少重大情报，其中包括苏联在无线电、电子和武器设计方面的技术资料。但是最让这些中情局特工感到困惑的是，在这些被遣返回国的科学家中，任何人都不清楚NII-88内部的情况。可以想见，就像51区一样，NII-88一定有着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而这些德国科学家都不具有按需知密的权限。尽管中情局的特工们百般盘问，对于NII-88，这些德国人也只知道，一批莫斯科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那里从事某种高度机密的工作。在白沙导弹试验场，负责最为机密导弹项目的是德国的火箭专家；与美国不同的是，苏联的德国科学家只能屈居次席。因为无法获知NII-88重大技术项目的确凿消息，中情局所能做的就是进行推测。他们认为，苏联人很可能正在开发能够穿越高空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如果中情局的猜测属实，那么美国就必须迅速对这一威胁作出反应。1956年，美国媒体经常大事渲染，“红色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当年1月份的《时代》周刊也曾经在苏联的导弹技术上大做文章。在这本杂志的封面上画着一枚具有人体形状的火箭，无论是眼球还是大脑都栩栩如生，这枚携带着核弹的火箭正在逼近美国的一座大城市。《时代》周刊的分析家宣称，大约5年之后，苏联会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大获全胜。接着，这位编辑又大胆预言说，太平洋上空将爆发核战，而“致命的辐射云会一路飘到美国的上空”。然而，让这一威胁变得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元首目空一切的夸夸其谈似乎从未停歇。“我们制造导弹就像制造香肠。”赫鲁晓夫在电视上宣称。正如美国人所担心的那样，如果苏联已经成功制造出了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他们只需要把核弹头装在导弹上，就可以攻击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完全相信，我们很快就能造出装有氢弹弹头的制导导弹，并且可以打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时代》周刊的这篇文章发表不久，赫鲁晓夫就公然吹嘘道。

当苏联千方百计发展导弹技术时，性格强悍的李梅将军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远程轰炸机才能够保证美国在战争中处于上风。对于导弹技术，李梅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并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手下负责研发的最高司令官托马斯·S.鲍维将军告诉五角大楼的官员，与轰炸机飞行员不同的是，导弹“根本无法应对意外事件”。李梅的另一位部下克莱伦斯·S.欧文将军也曾坦言：“我不知道怎样用导弹去震慑敌人。”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就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还是轰炸机犹豫不决时，一枚枚核弹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新墨西哥州桑迪亚的生产线上滚落。10年前，即1946年，美国只拥有2枚核弹。到了1955年，这一数字剧增为2 280枚。李梅之所以要对导弹项目持反对态度，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如果听任五角大楼将大笔资金用于研制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上，他的轰炸机就会失去重要性。事实证明，因为中情局理查德·比斯尔在51区开展的无谓的高空侦察，他已经失去了不少资金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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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对赫鲁晓夫口头上的挑衅，美国空军发起了反击，而这正是柯蒂斯·李梅将军最擅长的事情——威胁、恫吓和展示实力。李梅集结了近千架B-47轰炸机，①对苏联能够携带核弹的轰炸机发动了一次模拟进攻。大批美军飞行员从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的空军基地出发，向着北冰洋的另一边直奔而去，在接近苏联边境时突然调头，然后急速返航。由于苏联事先并不知道李梅的轰炸机会中途撤离，对他们来说，这场演习无疑是一次令人心惊胆寒的经历。为了进一步刺激敌人，1956年3月21日，李梅指挥轰炸机飞行员开始执行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这也是“全垒打行动”（Operation Home Run）的组成部分，而该行动直至2001年才得以解密。李梅派遣美国速度最快、经过改进的B-47轰炸机，从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圈，来到西伯利亚冰封雪覆的冻原进行侦察。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刺探敌方的电子情报，迫使苏联的雷达开始运行以分析其运行模式。一旦这些雷达开始跟踪李梅派出的轰炸机，技术人员就可以搜集电子信号，待返回国内后进行破解。后来，当有人问起这次危险的挑衅行动时，李梅说道：“要是运气再好一点，我们就可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展的这次间谍行动中，萨姆·皮佐担任领航员，为飞往苏联核设施、导弹基地、海军基地和雷达站的轰炸机制定行动路线。从1956年3月31日至5月10日，他们一共执行了156次侦察任务。在苏联领土与北冰洋交界处，24小时都处于黑暗的笼罩之下，外部气温在零下70华氏度至零下35华氏度之间。对于冷战期间的这些行动，萨姆·皮佐仍然记忆犹新：“我们来到了苏联的安巴奇克、季克西和新地岛。这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距海岸线12英里处研究电磁波的传播方式，而是真的飞了进去。”在这次行动中，被击落飞机的架数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有人认为，其中几名飞行员很可能成功跳伞降落，但是却不幸沦为苏联古拉格集中营里的囚徒。每一个人都知道，一旦落入古拉格，就会生不如死。由于这项行动属于高度机密，皮佐解释道，所以图勒空军基地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作为领航员，皮佐是制定飞行路线的核心人士之一。与地球上其他所有地方不同的是，要想飞越北冰洋，就必须具备极为高超的导航技巧。因为磁场在北极地带会发生剧烈偏转，所以指南针根本无法使用。反之，萨姆·皮佐在进行导航时采取的办法是对北极星进行天体拍摄，然后再根据照片绘出地图。后来，当皮佐被招募到51区时，中情局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一本领。

随着“全垒打行动”的继续，中央情报局开始担心，李梅将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极有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1956年冬，中情局一名忧心忡忡的官员提醒总统说道：“苏联领导人也许会认为，美国真的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大举入侵。”几位科学顾问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派遣U-2飞机前往苏联进行高空侦察势在必行。中情局的赫伯特·米勒，也就是那位曾经与理查德·比斯尔一起前往51区进行首次勘察的美国核武器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他任何项目“都不会如此迅速地，以最小的危险和最低的代价，获取如此之多的重要情报”。

按照中情局的计划，第一批U-2侦察机将飞往据推测可能是苏联制造轰炸机、常规导弹、核弹头和地对空导弹的基地进行拍摄。此外，U-2飞机的驾驶员还要设法找到秘密基地NII-88的具体位置。在51区完成训练后，一支由4名飞行员组成的特遣队已经蓄势待发，准备深入劲敌苏联的领地。他们将在那里对苏联650万平方英里领土的一半区域进行拍摄。这次行动必须速战速决。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感到极为忧虑，他在自己的白宫日志中写道：“我担心，一旦其中的一架飞机被击落，核战就会一触即发。”理查德·比斯尔向总统保证，U-2飞机不可能被击落，也几乎无法进行追踪。此外，如果真的有U-2飞机被击中，比斯尔说，在撞向地面刹那就会分崩离析、机毁人亡。

1956年6月24日，苏联进行了一场盛大的航空表演，预示着中情局向艾森豪威尔作出的承诺很可能难以兑现。苏联元首赫鲁晓夫邀请了包括美国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将军在内的来自28个国家代表团的空军将领参加了这场表演。虽然在空中呼啸而过的轰炸机和歼击机极尽其耀武扬威之能事，但是更重要的事件却发生在数小时后高尔基公园里的一张木制野餐桌旁。特文宁和英法两国代表坐在那里，耐心倾听赫鲁晓夫发表冗长的演讲。在演讲进行到一半时，这位苏联元首高举自己手中的伏特加，表示要为“捍卫和平”而干杯。数年以后，退役的苏联上校亚历山大·欧罗夫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向来宾敬酒之际，赫鲁晓夫突然转向特文宁说：‘今天你已经看到了我国空军的实力。你还想再见识一下我们的导弹吗？’这个提议让特文宁感到十分惊诧，他说：‘是的。’但是，赫鲁晓夫立刻回敬道：‘那就先让我们见识一下你们的飞机，不要再派它们侵犯苏联的领空。’”赫鲁晓夫所说的飞机正是李梅将军手下穿越北极圈的轰炸机。“我们将击落任何不速之客，一架都不留。它们只不过是一些会飞的棺材！”

这位喜怒无常的苏联领导人急转直下，突然从高唱捍卫和平谈起击落美国战机，餐桌上的气氛顿时变得极为尴尬。特文宁将军陷入了这场蓄意挑起的争端中。然而，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当赫鲁晓夫环顾餐桌四周察看人们的反应时，发现树丛下一名美军武官正在为自己斟酒。“当我在这里谈论和平与友谊时，你们的武官都做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冲着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咆哮道，且命令那名武官罚酒。这名武官一口咽下了杯中的伏特加，随即起身快步离开了野餐会。如果苏联元首认为高尔基公园的这一幕是美国人的有意侮辱，那么2周以后，当他得知中情局的U-2侦察机直接飞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并且拍摄了尼基塔·赫鲁晓夫下榻之处的照片时，他一定会变得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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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区1717H街一处没有任何标志的中情局大楼里，五楼有一间办公室就是U-2项目的指挥中心。在“感光板行动”中，首次飞往苏联执行秘密任务的指令就是从这座不为人知的大楼里发出的。1956年7月3日，距午夜只有片刻时，理查德·比斯尔通过保密线路拨通了一个电话，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他接通了U-2位于西德威斯巴登的秘密基地的电话，授权基地指挥官按计划执行任务。在指挥官附近的一个房间里，赫维·斯托克曼正坐在那里从一个气孔中吸入纯氧，旁边有一名军医负责监控他血液中的氮气含量。在他们的门外，几名手持机关枪的中情局特工严阵以待。根据时差，当斯托克曼吸氧时，51区恰好是次日清晨，也就是独立日。美国已经建国180周年了。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赫维·斯托克曼将是首个渗入“铁幕”后敌方领空的飞行员。他将一路飞往列宁格勒，然后绕波罗的海沿岸返回德国，从而成为第一个驾驶U-2侦察机飞越苏联的飞行员并载入史册。

早上6点刚过，斯托克曼的U-2就从威斯巴登起飞了。飞机几乎是从地面直冲云霄，每分钟的速度高达1.5万英尺。对于地面上不熟悉这种机型的飞行员来说，急剧升空的斯托克曼仿佛立刻就会跌回地面，停止运转。上升到一半高度时，斯托克曼在极短的时间内平衡了机身，好让燃料箱内的液体和自己的血液扩张能适应高空环境。有一次，一架U-2因为上升的势头过猛，导致油箱突然爆炸，飞行员也在顷刻间丧生。接着向上飞行了几分钟后，斯托克曼到达了原定的飞行高度。他朝上望去，只见头顶的天空一片漆黑，能够看见的只有星星。在他的下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的曲面。斯托克曼已经连续飞行了八个半小时，其间既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吃一口东西。在U-2的摄影舱里，有一台重达500磅的宏康牌照相机，相机上装有美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拍摄镜头。为了验证这台相机的精确度，比斯尔派遣一架U-2侦察机从格鲁姆湖出发，来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上空。在距离地面13.5英里的高空，U-2上的相机竟然清清楚楚地拍到了艾森豪威尔家的奶牛在食槽里饮水的照片。

几个小时后，斯托克曼接近了苏联的海港城市。“按照原定计划，我应该在抵达列宁格勒时打开照相机，”斯托克曼回忆道，“据悉这里不仅有苏联的海军设施，还有部署着远程轰炸机的空军基地，所以我要一边驾驶一边拍照。”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一架远程轰炸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中情局此前得到的关于苏联轰炸机的情报纯属谣言。在首次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的过程中，斯托克曼拍摄的照片为中情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从而解决了一个曾经引起激烈争执的问题。在斯托克曼拍摄的照片破译完毕后，美国武器专家赫伯特·米勒立刻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捷，认为有许多“新发现得以证实”。斯托克曼此行为中情局拍摄下了面积为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很多此前闻所未闻的空军基地，以及很多由于规模较小而未曾留意的工业中心，纷纷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战斗机在苏联5个最重要的秘密军事基地一字排开，仿佛正在阅兵式上接受正式检阅。”然而，最让米勒感到惊讶的还是这些情报的迅捷程度。“我们现在知道，苏联防空炮上的机枪不是朝向天空、‘蓄势待发’，而是处于水平位置。我们还知道，有些地方正在收割小片的庄稼，有些人正在小型的商品蔬菜园里种菜。”他们的身上体现了“苏联的真实意图、目标和特点”。对此，赫维·斯托克曼的解释是：“这些照片反映出，作为一个民族，人们并没有准备随时开战，而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因此，‘铁幕’之后并没有紧锣密鼓、坦克声隆隆，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的想象，而他们仍然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1956年7月17日一份高度机密的备忘录显示，斯托克曼拍摄的照片让中情局感到兴奋不已，因为这些照片证明整个U-2计划是行之有效的。“1956年7月4日，我们第一次可以说自己真正了解了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米勒写道。尽管斯托克曼此行让中情局获益良多，但是却导致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急剧恶化。虽然比斯尔此前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U-2侦察机根本无法追踪。然而实际上从它们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的那一刻起，苏联的防空预警系统就开始对其紧追不放。当斯托克曼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以后，中情局的解读员发现，苏联先后20多次试图拦截斯托克曼的飞机。“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多架米格-17和米格-19竭尽全力想要接近这架U-2，但是在上升到一定海拔时，由于缺氧，它们的引擎纷纷熄火，于是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以重新发动引擎。”1998年U-2项目宣告解密时，照片解读员迪诺·布鲁焦尼告诉《航天航空》杂志道。

在意识到美国人背叛了自己以后，赫鲁晓夫勃然大怒。高尔基公园的野餐会结束后，赫鲁晓夫原本同意在7月4日当天前往克里姆林宫附近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的官邸斯巴索大厦。但是，当他得知就在自己与查尔斯·波伦庆祝美国独立日之际，一架U-2正在苏联的领空翱翔时，赫鲁晓夫顿时恼羞成怒。“眼看我们束手无策，美国人正洋洋得意呢。”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儿子谢尔盖说。21岁的谢尔盖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导弹设计师。这次高空侦察事件除了让赫鲁晓夫本人颜面扫地以外，还使苏联军方深受其辱。就像莱格霍恩上校所预言的那样，苏联的米格喷气式战斗机根本打不到赫维·斯托克曼的U-2飞机，即使在处于最佳状态时，它们的飞行高度距离U-2所处的海拔仍然有数英里之遥。1956年，苏联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尚不足以将U-2飞机从空中击落，因此美国的侦察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苏联就等于是在向美国示弱。

是羞辱苏联军队，还是羞辱美国总统，或者对此只字不提，在权衡利弊之后，赫鲁晓夫选择了保持沉默，至少可以在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之前装聋作哑。正因为如此，对于这次U-2飞机高空侦察事件，两国政府始终秘而不宣，但是本已相当脆弱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让中情局立刻停止一切在苏联领空进行的高空侦察活动，并等候进一步通知。更为糟糕的是，总统还告诉理查德·比斯尔，对于中情局的高空侦察项目，他已经“失去了热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