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乡一体发展的阶段定位
一 城乡一体发展的阶段划分
国内部分学者从历史演进次序的角度提出了城乡关系阶段划分并论述各阶段的特征。胡必亮和马昂主（1993）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分为三个阶段：非均衡的城乡联系制度的形成阶段（1949～1957），非均衡的城乡联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城乡“隔绝”阶段（1958～1978）以及改革引起的城乡联系发展的新变化阶段（1979～1993）[1]。岳利萍和白永秀（2006）的研究认为城乡一体化应是在明确城乡分工、相互促进基础上的双向发展过程，它不是空间的均衡化，而是一个有效聚集、有机疏散、高度协作的最优空间网络系统[2]。郑国和叶裕民（2009）的研究认为中国城乡关系演化过程经历了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相应的治理模式有较大的差异[3]。白志礼和欧阳敏（2010）的研究将城乡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城乡合一阶段、城乡分离阶段、城乡对立阶段、城乡交融阶段、城乡一体化阶段，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关系开始逐渐优化，已经踏进了城乡交融阶段的门槛[4]。杨榕和谢志强（2011）的研究定性地将城乡统筹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发展初期、发展中期、发展后期、全面发展阶段[5]。叶超和陈明星（2013）的研究认为城乡关系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过程[6]。
部分文献研究了中国的城乡关系。安虎森和吴浩波（2013）通过构建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发现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实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二是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7]。刘影和池泽新（2013）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和社会规范体系[8]。常亮和贾金荣（2013）认为城乡发展在矛盾“融合”的过程中呈螺旋式向前的状态，农村不会一直是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应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9]。
更多的文献从客观发展实践的视角研究了全国或者区域的城乡一体化状况。周汉麒（2010）的研究发现，在“十二五”时期，武汉工业化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但仍处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之中[10]。焦必方等（2011）的研究发现，虽然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从1999年到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11]。王蔚等（2011）通过对湖南省的研究发现，各市州城乡一体化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指数和城乡协调指数方面[12]。张新亚等（2012）通过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对苏州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评，发现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处于“提升优化阶段”[13]。
以上文献对本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当前学界对城乡一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阶段名称的表述也有所差异，但不同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城乡一体发展客观存在阶段性。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基于城市层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弥补了相关研究基本基于省级数据进而忽视了省域不同城市间差距过大的缺陷。本研究对正确把握城乡一体发展的实质和规律，有重点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切实提高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推进效率，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乡一体发展的阶段划分
由于城市和乡村区域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化的逐步发展，城乡关系呈现不断演变和重构的特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由于城乡区域在产业构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城乡关系呈现分离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镇体系不断扩展，非农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农村对城市、农业对非农产业的依赖开始与日俱增，农村越来越依赖于城镇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渐形成农村对城镇的依赖。伴随着城市区域和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农业、农村区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农村区域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发展环境开始改善，城乡良性循环的基础开始形成，城乡关系因双方相互依赖而变得更加复杂，要求在城乡互动形成的基础上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发展。随着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方面的不断演进，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农村区域在生产力水平、经营方式、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生活方式、社会管理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城乡之间成为一体发展的有机整体。
不同学者对城乡一体发展的阶段划分不尽相同，但均表明城乡一体发展客观存在阶段性。如完世伟（2008）的研究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的从旧中国城乡关系向新型城乡关系过渡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的城乡关系形成和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5）的城乡关系调整阶段；改革深化阶段（1986～2003）和2004年以来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阶段[14]。郑国等（2009）通过对城市层面的研究将其分为城乡融合阶段、城乡分离后期、城乡分离前期、乡育城市后期[15]。杨榕等（2011）的研究将城乡关系分为统筹发展初期、统筹发展中期、统筹发展后期和全面统筹发展阶段[16]。本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一体发展细分为四个阶段。
1.城乡分离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城乡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基本处于相互隔离状态，虽然在某些方面部分呈现低水平的相互联系。区域城镇化率较低，城镇产业体系不健全，缺乏内在活力和带动农村区域发展的能力，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率严重滞后于非农产业生产率，生产要素呈现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在公共产品供给、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和农村区域主体在部分领域开始有一定联系，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2.城乡互动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城乡的经济社会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自身集聚和扩散能力不断提升，初步具备了对农村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同时农村，城乡各类主体开始有一定的互动发展，突出表现在城镇化率逐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有慢慢缩小的趋势；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逐渐加大，但仍然满足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养老、医疗服务开始向农村地区延伸，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制度的惯性和农村主体能力的限制，生产要素流动仍然呈现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部分生产要素开始向农村流动。
3.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城市的二、三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开始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经济实力。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城镇化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城乡资源流动呈现出动态网络的特征，城乡之间的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交流进一步加大，并拓展了城乡各自的发展机会。在城乡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开始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农村区域的规划得到重视，农村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有较大改善。
4.城乡一体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城乡产业高度发展，城乡间要素全面交互流动，形成城乡一体的经济协作网络，城乡开始均质发展，城乡产业均高度发展，协调的城镇和乡村体系形成并构成合理分工，农村区域的文明、产业、生活环境等向城市转型。城乡区域高度实现资源互补、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城乡区域在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实现一体化，城乡社会实现高度融合，实现了以城市为蓝本的城乡一体化。
各阶段的具体特点见表3-1。城镇化和城乡产业发展是城乡一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规划、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管理是城乡一体发展的现实表象和外在表征。
（二）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的量化指标
城乡一体发展包含空间、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维度，显然很难建立一个全面完整地刻画城乡关系的完善体系，不同学者通过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定量刻画城乡一体发展状况。如完世伟（2008）通过选取20个指标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五个方面反映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17]；张国平等（2014）构建了一套包含14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静态评价城乡一体化水平[18]。与以上学者构建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不同，也有部分学者采用少数指标来研究刻画城乡一体发展状况，如郑国和叶裕民（2009）的研究选取的具体指标包括人均第二产业GDP、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乡城人均GDP比值、乡城人均拥有病床数比值[19]；白志礼等（2010）的研究选取的指标包括人均GDP、城乡收入比、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20]。
表3-1 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的特点
续表
本研究选取指标的具体涵义如下。
（1）城镇化率。城市化率是反映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指标。城镇化率是各个地区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是城乡关系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城镇不断发展扩张、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城乡关系不断发展改善的过程。
（2）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城乡关系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是城乡分离的结果，也通过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城乡的分离。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内生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生产要素差异的外在表现，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作为外生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与经济政策有很大关联。毫无疑问，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指标是城乡人均收入比。
（3）人均GDP指标。人均在经济学上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是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人均GDP的高低对城乡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经济增长方式、消费结构等均具有主导影响，进而影响城乡关系。
（4）产业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城乡一体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城乡关系的不同阶段，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重要性和比重会随之发生变化，一般经历了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再到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顺序。
基于相关文献，各阶段的具体划分标准见表3-2。各指标标准值的具体涵义如下。
（1）城镇化率指标标准值的划分。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的研究[21]，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可以概括成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当城镇化率达到30%后，城乡关系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因此，本研究将30%的城镇化率作为城乡分离发展阶段和城乡互动发展阶段的分界点；李璐颖（2013）的研究表明，当城市化率超过50%时，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面临结构性转变，其隐性关键词从前期的“牺牲”逐渐转向后期的“反哺”[22]。因此，本研究将50%的城镇化率作为城乡互动发展阶段和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的分界点；根据诺瑟姆的研究，当城镇化率超过70%后，城镇化开始进入高级阶段，城市和乡村的差别逐渐消除并开始一体发展。因此，本研究将70%的城镇化率作为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和城乡一体发展阶段的分界点。
（2）城乡收入比指标标准值的划分。本研究考察城乡收入比指标在城乡一体发展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标准值，主要基于白志礼等（2010）的研究[23]，以及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历史观察。在城乡分离发展阶段，城市区域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迅速，劳动生产率逐渐提升，而农村区域小规模农户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农业比较效益相对下降，导致城乡差距出现并不断扩大，处于这一阶段的城乡收入比在1.5～2.5∶1；在城乡互动发展阶段，城市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放大，农村区域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比在2.5～4∶1；在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凸显背景下，农村地区的重要性开始得到重视，城乡偏向的发展战略得到部分纠正，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城乡收入比在1.5～2.5∶1；在城乡一体发展阶段，城市和乡村均得到了均衡发展，除了景观上的差异和基于资源禀赋的分工，城市与农村差别基本消除，这一阶段城乡收入比在1.1～1.5∶1。
（3）人均GDP指标标准值的划分。根据钱纳里等人（1988）提出的理论[24]，在城市化率达到10%时，人均GDP约为100美元；在城市化率达到30%时，人均GDP约为200美元；在城市化率达到50%时，人均GDP约为500美元；在城市化率达到70%时，人均GDP约为1500美元。本研究将以上各值作为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的分界点，由于钱纳里的研究中以1964年美元来衡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反映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数据缺乏可比性。因此，我们借助GDP平减指数将物价波动因素予以消除（具体结果见表3-2）。
（4）产业结构。根据钱纳里等人（1988）提出的理论[25]，在城镇化率达到30%时，第一产业比重为40%左右，当城镇化率达到50%时，第一产业比重为22%左右；在城市化率达到70%时，第一产业比重为10%左右。因此，本研究将第一产业占比40%、22%、10%作为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的分界点。
表3-2 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的基本指数
参照上述提出的城乡一体发展各阶段特点和划分标准，结合表3-2中国的相关数据，基本可以判断，当前中国城乡一体发展总体上处于从城乡互动发展阶段向城乡统筹发展阶段转换阶段。分指标来看，城镇化率、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已经迈过城乡互动发展阶段的门槛，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而城乡收入比指标相对落后，仍然处于城乡互动发展阶段。